上海私立中国公学校董会鉴：阳电悉。该校校舍设备尽毁于沪变，在该校经济状况之下，欲谋恢复，当属不易。查该校原设文、理、法、商等科，现文、法科业经中央决议限制设立。理科设备需费甚巨，自非因陋就简所能办理。且理、商两科沪上各校设置已多，亦无恢复之必要。又查该校近年来校风嚣张、学潮迭起，相沿成习，整饬难期有效。本部详加审核，该校重新开办，碍难认可。倘该校董会为谋停办时在校各生赓续学业之便利起见，拟恢复文、法、商等科，只可认为救济失业青年之权宜办法，应以逐年结束，办至原有各生毕业时为止，不得再招新生。仰即知照。教育部。漾。印。21
电文并不长，却如晴天霹雳，击碎了中国公学所有的复兴梦想。数十年办学辉煌，即将毁于一旦。
接到教育部的电文后，蔡元培迅速召集王云五、熊克武、于右任、邵力子、杨杏佛、但懋辛、胡适、朱经农等校董开会，商议应对方案。经过热烈讨论，最终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除尽快向教育部呈文请求取消限制招生电令外，校内将大、中学分别办理，大学部暂不招新生，所有旧生敦请原任教员维持下去，逐渐筹备开办理、工、商各科，仍完成大学。现应将附设中学速报立案，认真办理，先行巩固本校基础。
写给教育部的呈文，是熊克武执笔的，重在诉说“革命校史”，大打“感情牌”：“查本校之创办，系因中国留日学生反对日本取缔留学生规则被迫回国者所发起，经二十八、九年之经营展拓，卒遭沪战，毁于日本暴力轰击之下。是本校对于民族革命印象最深，应当博得政府及社会之同情，随时予以援助。且今日中国教育深感缺乏，即无基础，犹需倡设，况本校具有悠久光荣之历史耶。”22只可惜，这份言辞恳切的呈文，并未能打动教育部。
据中国公学校方分析，教育部之所以不肯让步，除校舍被毁、风潮迭起等近因外，最大的关键在于当局一直有扩增理工诸科、缩减文法等科的考虑，恰恰中国公学理科建设并不充实，而文、法、商学院又多年未出拔尖人才，因而被认为已无存在之价值，自然要被打入“冷宫”。
熊克武亲手拟就的复兴计划，墨迹未干，却已注定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带着深深的遗憾，辞职而去。
不过，蔡元培等人的复兴梦想，并未就此完全破灭。1934年3月，在潘公展的运作下，校董会同意聘请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为校长，希望利用其社会声望及资源重建吴淞校舍，建设理学院，完成大学组织计划。为此，中国公学又成立了一个复兴委员会，聘请杜月笙、钱新之等人为委员。
4月16日，中国公学大学部在新租来的中国文化学院校址补行开学典礼。蔡元培、王云五、吴铁城等人到场。由于学校规模锐减，只剩下文学、法律、政治经济、商业四个学系，学生200余人，冷冷清清，惨淡经营。
吴铁城之所以答应接手中国公学，是考虑到各省都有省立大学，唯独上海付诸阙如，因而跃跃欲试，想将中国公学改成上海市立大学，但这个想法未能得到校董会的通过。
1935年2月，吴铁城请辞校长职，经蔡元培、王云五慰留，勉强同意留任。恰在此时，私立上海中学校长陈济成向他表示，有一套办法可以复兴中国公学，于是吴铁城便推举他为副校长，期待别有一番作为。没想到，此人玩的不过是“嘴上功夫”，并没有什么“独门暗器”，这样又将中国公学不温不火地办了不到一年多，终于还是支撑不下去了。
1936年3月，教育部派参事陈洋藻等人到中国公学察看办学情形，所见一片萧条：职员学生，多不在校，唯剩一二校役看守校舍。教室及办公处尽皆“铁将军” 把门，寥落无声。经了解，该校学生原有80余人，已注册者，只有40余人，其中四年级上学期13人，下学期33人，三年级下学期1人。一旦四年级学生毕业，全校将只剩一名学生！
复兴之梦，遥遥无期，成了蔡元培心中永远的遗憾。1936年2月22日，蔡元培与中国公学大学部校友共聚八仙桥青年会餐厅，举办七旬寿庆，席间，仍不无感伤地谈起此事：“中公乃有悠久历史之学校，与党国具有深切之关系，自‘一·二八’校舍被毁以后，迄今未复旧观。抚念当时诸先烈创校之苦心，实令人感慨系之。今日欢聚一堂……愿乘斯时会，共商复兴母校之所见，以期奠定校基。”23
此前，他已先后辞职中国公学董事长、校董职务，由于右任改任董事长，但中国公学复兴之梦，却始终萦绕着他，未曾远去……
胡适：停就停了，何必恢复
其实，在大多数中国公学校友的心目中，五年前，母校就已经毁于日军炮火之中了。
从那时起，复兴之梦就深植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多年来，散落各处的中国公学校友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呼吁奔走，筹款捐物，尽一切可能，试图重新构筑起梦想中的那座“象牙之塔”。
1937年2月，中国公学校友黄仁中在南京《中国公论》第四期上发表《复兴中国公学与复兴民族的意义》一文，公开呼吁国民政府应考虑恢复中国公学。这本杂志本是中公校友为复兴学校而创办的，但因西安事变的影响，直到第四期才有机会讨论这个话题：
中国公学是中国留日学生反对新颁的取缔学生规则、认为侮辱中国而创办的。从乙巳年（一九〇五）创立，就有十三省归国的学生在校肄业，那时的课程，就已提高到同大学预科一样，直到“一·二八”的毁灭，在此二十八年当中，造就的人才，在政治上、学术上成为第一流人物的，实在不少。还有前前后后替国家民族负了无量数责任的同学，此刻虽无法统计，但人数至少在三千以上。以这样一个有意义、有历史、有贡献的学校，结果被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毁灭了！我们站在反帝国主义和复兴民族的立场上，认为中国公学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应该和我们中华民族共荣存，共光大！
此文一经刊登，立刻撩拨起许多中国公学校友内心的火苗。曾在中国公学任职多年的刘秉麟迅即写来《哀中公》一文，特意提到一件往事：“一·二八”中国公学毁灭后半年，王敬芳先生专程赶往上海，力筹复兴之策，不顾辛劳，四方奔走，形容憔悴，与往年丰腴面目，判若两人。每次见到中公故人，没聊几句就会老泪纵横：“余一生事业，虽遭挫折，亦不足惜，独此中公，见其毁灭，一息尚存，实不能忍！”24一语至此，竟不成声。
5月10日，中国公学南京校友会正式成立，130余人出席。大家讨论最激烈的问题，仍是复兴中公问题，有人甚至提出，“明年此日开第二次大会，即应达到在学校内举行”。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构想。复兴中国公学，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从经费筹措，到校址选择，到校长人选，到聘请教员，均非一朝一夕之事。
好在复兴之梦，并不仅仅存于普通校友心中，更存于中国公学主事者的心中。5月2日，于右任在上海毕业同学会欢宴上，就曾表态：“中公未能及早复兴，实为过去校董会未能运用各地同学之伟大力量，甚为遗憾。我实不能坐视此具有悠久革命历史的中国公学听其消灭，我虽年届花甲，等于老牛，但愿各地同学随时鞭策，使达到复兴目的，并发扬而光大之。”25《中国公论》上开辟的“复兴中国公学专栏”，就是由于右任题写的栏目名。
校友的呼声，校方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经过蔡元培、于右任等人的努力，1937年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以院长蒋介石的名义签署文件，“以中国公学兴发历史，确有足资纪念之处，特拨助十万元，先行恢复中学”。
只可惜，文件未到案头，抗日战火再起。复兴大业，终究还是一场梦。
在其后的岁月里，这个梦，曾多次被点燃，又一再被浇灭：1938年前后，中国公学重庆校友会筹划成立中学部，聘请何鲁为校长，但何鲁志不在此，无心复校大业，于是又改聘唐国梁为校长，后因经费困难，学校到抗战胜利前停办；1941年3月，在汪伪政府任职的中国公学校友成立校友会，并于翌年9月招生开学，聘龙英杰为代理校长，直至抗战胜利，伪中国公学被解散；1949年春，中国公学校董会决定在重庆复校，聘请税西恒任代理校长，先期恢复文、法、商学院，招生500余人，新中国成立后，此中国公学与正阳学院合并，改名重庆财经学院，1953年并入四川财经学院。
在此过程中，胡适对于复兴中国公学的态度耐人寻味。胡适毕业于中国公学，又曾出任校长之职，对其有着特殊的感情。但是，在复兴中国公学这个问题上，他表现得并不积极，并一再明确表示反对意见。
据中国公学校友阮毅成在《中国公学在台复校未成记》里写道，1946年5月，他曾向胡适、朱经农、任鸿隽等商议中国公学复校事宜，后来收到任鸿隽回信称：“中国公学复校事，弟与适之、经农两君，皆曾谈过。胡先生自来不主张复校，朱先生态度较为热烈。”两年后，阮毅成在杭州见到胡适，再次谈到此事，胡适未当场答复，只说回头写信再叙。后来，胡适果然寄来一封信，但全是感谢问候之语，对于复校之事，只字未提。1952年11月，胡适由美国返台讲学，迁台居住的阮毅成重提此事，得到的回答依然未做一点松口：“学校停了就是停了，何必一定要恢复？”
在台湾，胡适对于复校之事不表赞同，但于右任、王云五、杨亮功等中国公学元老，则至表赞成。作为董事长，于右任依然被推到前台，主持复校事宜，并决定复校后创办大学部商学院，此议后因始终未得官方同意而作罢，理由很简单：“不准新设大学，也不准大陆上的任何大学在台复校。”
至此，“中国公学”正式变成一个历史名词。
“不堪回首吴淞岸，老我风尘二十年！”这是王敬芳在中国公学二十周年纪念时写下的诗句。或许落笔的瞬间，他已经预感到中国公学前路的艰辛，但凋落竟来得如此之快，又恐怕会出乎他的意料吧！他没有等到中国公学的复兴，也没有人等到中国公学的复兴。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无情。过去的，就永远过去了。
留下的，只有这些真实而模糊的故事，穿越时光的隧道，如一支悲伤的挽歌，响起在每一个不经意的黄昏。
1 朱经农致胡适函（残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42—43页。
2 朱经农致胡适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48页。
3 朱经农致胡适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64—65页。
4 邵力子：《中国公学风潮平议》，《邵力子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8月第1版，608页。
5 《中国公学开学，校长邵力子宣誓就职》，《申报》，1931年3月3日，第10版。
6 张云伏致胡适函，《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53—54页。
7 《邵力子请求补助经费呈稿及教育部训令》，见《近代史资料》，第69号，67页。
8 《邵力子为领取捐款杜月笙函稿》，《近代史资料》，第69号，71页。
9 徐鸣亚：《回忆母校——中国公学》，《私立中国公学》，342页。
10 王云五：《我所认识的朱经农先生》，见关鸿、魏平《旧学新探：王云五论学文选》，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145页。
11 徐鸣亚：《回忆母校——中国公学》，《私立中国公学》，342页。
12 吴正之：《吴淞江畔之母校——中公》，《私立中国公学》，322—323页。
13 余勋绩致胡适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113页。
14 《教授会报告一·二八战后中国公学情形电稿》，见《近代史资料》第69号，73页。
15 《中国公学全体学生驱逐樊仲云等紧急启事》，《申报》，1932年5月29日，第2版。
16 《中国公学全体学生揭破刘秉麟、胡耀楣捣乱学校启事》，《申报》，1932年5月30日，第5版。
17 《为揭破樊仲云区克宣傅东华汪馥泉等霸占中国公学黑幕宣告书》，《申报》，1932年6月1日，第7版。
18 傅东华致胡适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33页。
19 罗金江：《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黄霖》，见《新都文史》第7辑，1991年12月，14页。
20 《致同学们书》，《近代史资料》第69号，97页。
21 《教育部停办中国公学电》，《近代史资料》第69号，75页。
22 《请教育部取消限制招生呈》，《近代史资料》第69号，77页。
23 转引自严海建：《社会政治变迁视野下的学校、学生与风潮：中国公学研究》，博士论文，136页。
24 刘秉麟：《哀中公》，《中国公论》，第一卷第五期，1937年3月，11页。
25 《中国公学校友会成立大会纪录》，《中国公论》第一卷第十期，1937年5月，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