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脑总是习惯把复杂的事件简洁化。心理学家曾让巴黎的居民画出自己心中的巴黎的地图，结果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巴黎的居民总是会把流经这个城市心脏的“塞纳河”简单化，把它画成了直线。
如果你在酒吧里想和坐在你旁边的人打个赌，我告诉你一个很好的素材：问问他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和内华达州的里诺这两个城市的方位。大多数人都能回答正确：利诺在圣地亚哥的北边。接着问他，里诺是在圣地亚哥的东边，还是西边？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说，里诺在圣地亚哥的东边。实际上，不是这样。它在圣地亚哥的西边。（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地图。）为什么很多人会在这个问题上答错呢？
出错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记忆地图的方式。当我说地图的时候，并不只是意味着在地图集里那样一页一页的地图。我说的地图，还包括我们大脑中对于周围世界形成的轮廓，比如我们住所周边的地形、附近大型超市的停车场或者是去钓鱼时常走的那条小径。我要说的问题是，我们对这些地形图的记忆，实际上都包含着对真实地形的系统性扭曲。我们会把曲线认做直线，把不规则的形状看做更匀称，并且，把不在一条线上的东西弄到一条线上去。简言之，我们会让地形图的画面显得更加整洁。
很多年前，这种倾向就被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细致地表达出来。米尔格伦曾做过很多调查，涉及的研究主题非常广泛。比如，对“遗失信件”问题的调查（在这个实验中，人们会捡到被遗失在地上的一封还没有发出去的信件。这个实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人们在看到这封信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还有“小世界”问题（即著名的“六度分隔”理论）。但是，米尔格伦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耶鲁大学进行的“权威服从”系列实验。这个实验展示出了人性中一些不是很值得推崇的倾向：对权威的盲目服从。在这个系列实验中，志愿者们扮演的是“老师”的角色，在他的隔壁是实验者找人扮演的“学生”。如果“学生”回答问题有误，“老师”有权给隔壁的“学生”进行惩罚，惩罚的方式就是进行电击，“老师”通过按电击按钮就能听到隔壁“学生”受到电击发出的痛苦的叫声。随着学生回答问题错误的增多，志愿者扮演的“老师”被要求给学生施加的电击强度会不断提升。在电击到达120伏电压的时候，“学生”会大叫说电压太高了，他们感觉非常痛苦。在电击到达150伏电压的时候，“学生”会请求隔壁的这个“老师”停止实验。一直到电压继续升到更高，最后“学生”在隔壁那边不再发出任何声音（“死亡”）。志愿者扮演的“教师”可以随时终止对隔壁“学生”的电击。但是实验显示，大多数人都没有让实验停止下来。有65%的参加米尔格伦实验的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让实验一直持续到最后让学生“彻底沉默”，原因很简单：他们只是在按照一个权威人士的要求在做。
变直了的“塞纳河”
米尔格伦关于地图的实验展示出人类特性中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他的实验很简单，就是让当地的居民画出自己印象中的巴黎地图。他和同事们收集了数百张这样的地图，这里面有建筑师画的，有屠夫画的；有年轻人画的，也有老年人画的；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画的，也有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画的。这些地图--正如你能想到的--各式各样，千差万别。有一些地图就连巴黎很多著名的景点都忽略掉了，例如埃菲尔铁塔和巴黎圣母院；还有一些地图却连很多非常不起眼的、只能单向行使的街道都给清楚地标了出来。但是，米尔格伦仔细观察这些地图的时候，注意到一个令人震惊的细节：巴黎的居民总是会把流经这个城市心脏的塞纳河画成直线。在被要求绘制地图的人中，有92%的人都没有画出塞纳河的弯曲程度。
这种倾向并非巴黎居民所独有。纽约的出租车司机在被要求画出本市的街道图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图中所有的街道都变直了。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发现，当人们画出自己记忆中的某个区域的地图时，总是会有数不清的错误伴随而至。比如说，距离的长短会被全部打乱。短的路程会被拉长；长的路程会被缩短。当人们用一些地标来导航的时候，比如用自己家所在的位置，或者是附近一处有名的建筑，一件更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人们会判断说，出发点到地标的距离，小于从地标到出发点的距离。这在放大比例的一些情况下也同样有效。比如说，人们判断从朝鲜到中国的距离，要小于中国到朝鲜的距离。
芭芭拉·特沃斯基（Barbara Tversky）研究人们扭曲地图???这种倾向已经进行了数十年的时间，她最近刚刚从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的职位上退休，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工作。在她的一项研究中，她拿出两幅地图给学生们看，一幅是准确的地图，正确地描述南美洲和北美洲的相对位置（前者在后者的东南方）；另外一幅是经过改动的不准确的地图，地图中北美洲的位置变得差不多正好是在南美洲的北面。大多数学生都选择了不准确的那幅地图，这表明，学生们头脑中的世界都是以被简化了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不仅如此，这类错误也不仅仅出现在美国人身上。所有人都会系统性地误判地球上一些区域的位置。比如说，很多人都会错误地认为，从纬度上说，罗马是在费城的南边。
在了解了特沃斯基的发现之后，我们很想知道，人们到底是怎么从A 点到B 点的。看起来，人类确实与其他动物有所不同，例如自然界中真正的探荒者--蜜蜂。就像其他昆虫一样，蜜蜂是通过非常精准的方式来导航的：它们能够跟踪自己到底在哪个方向上飞出去了多远。（这是一种令人吃惊的绝技，为了找到蜜源，蜜蜂经常需要飞行超过6英里的距离。）然后，当需要返回的时候，它们还能够估计出回到蜂巢的最近路径：它们会飞直线。
信息的秩序
但是人类通常都不会走直线。特沃斯基和其他很多人的实验都表明，人类大脑对外界信息的处理方式是需要把这些信息加工并形成一种秩序。我们在夜间抬头看到的星空，就是按照这种方式组织的。星星各自所在的位置不是被一一单独记忆的，而是通过把它们排列成有意义的形状来记忆的，比如说星座。这样我们在寻找某个星星的时候就更容易了。例如要寻找北极星，只要找到小熊星座，找到组成这个星座的七星小北斗的勺柄最靠边上的一颗就是了。
对于地面上的东西，我们也是采取类似的策略。对于数目众多的城市，我们在记它们的具体位置时，先把它们放到一个较大一点儿的地理范围内，比如州。接着我们记住哪些城市属于哪个州，然后再使用州的位置来导引我们确定城市的具体位置。这些州的名字，实际上也就起到了星座的作用，把那些城市组织成有用的记忆单位。
但是，这种方法的使用会带来一些自身无法去除的系统性扭曲。这种扭曲就和我们在本章开始的时候提到的那个在酒吧里面打赌的例子有关。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里诺在圣迭戈的东边，原因如下：
1. 圣迭戈地处加利福尼亚州，而加利福尼亚州在西海岸；
2. 里诺在内华达州，而内华达州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东边；
3. 因此，里诺应该是在圣迭戈的东边。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就像你从下面的地图中看到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偏向了东面（注意两个地方的经度：圣迭戈在西经117度附近；而里诺在西经119度附近）。但是在记忆加利福尼亚州的形状的时候，我们倾向于把它的形状简化，就像巴黎市民把塞纳河画成直线那样。
把现实世界中的一些不规则的特征在头脑中转化成更平滑、更匀称的形状，这是我们在处理外部世界信息时一个很明显的倾向。不过，这个倾向绝不限于巴黎的河流和纽约的街道这类我们看得到的东西。对于我们读到甚至耳朵听到的东西，大脑在重新做处理的时候同样存在这种倾向。不便于记忆的一些细节倾向于被大脑从记忆中剪除掉，那些不能和整个故事连贯一致的事实倾向于被我们的大脑忘记，降低重要性，或者是得到重新的解释。
幽灵的战争
对于这种偏见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可能就是被称做“幽灵的战争”的美国原住民故事。这个故事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最初是使用卡斯拉美特语讲述的，这是印第安人中的切奴克族（他们生活在哥伦比亚河流域，相当于现在的华盛顿和俄勒冈两个地区之间的区域）所讲的一种语言。这个故事被翻译成英语是在1901年，那时候切奴克族语已经接近灭绝；美国文化分类学研究局的一位研究者当时只能找到三个人还会讲这种语言。这个故事能够流传到今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碰巧被剑桥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F·C·巴特利特（F. C. Bartlett）爵士读到，并用在了一个实验中。
巴特利特在剑桥大学是一个异类。他是一位制鞋匠的儿子，由于很小就得了胸膜炎，因此父母让他在家里接受教育。直到他20多岁，他才开始进入学校。巴特利特的病症尽管是一种不幸，但也给他带来了一些新的希望：这让他可以广泛地阅读，并且花了大量的时间在乡间游历，在那里他学会了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注重观察的倾向对他的职业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与他同时代的学者相比，巴特利特对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更多的是依靠大量的观察，而不是书斋式的思考。
在20世纪初，巴特利特致力于一个关于认知和记忆的耗时很长的系列实验。他相信每个人都不是被动地接受眼中看到的周围世界的事物；不仅如此，人们对事件的认识不仅是有选择性的，而且是有建设性的。巴特利特认为，许多摆在人们眼前的东西，都不会被看到或回忆出来。与此相对应，他还相信，人们相信自己注意到的或是能够回忆起来的东西，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或出现过。不仅如此，他认为，记忆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文化因素就是其中之一。比如，巴特利特就用实际例证展示出，非洲人就会记住一些对不列颠人来说并不觉得重要的事情。反过来，也是如此。
让我们来进入“幽灵的战争”这个故事。在巴特利特的一个实验中，他把写有这个故事的文本交给20个英国人，其中有7位女士，其余都是男士。他要他们先读一遍这个故事，过一段时间之后再根据自己的回忆重新写出这个故事。他想要知道的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的英国人会在多大程度上明白一个19世纪在美洲印第安人中流传的故事。同样一个问题，也可以来问我们这些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如果感兴趣的话，现在就请你拿出几分钟时间来，认真读一下这个故事。如果你也对巴特利特的实验感兴趣的话，在读完故事之后，你就可以合上书，休息一下。然后拿出纸和笔，把这个故事凭着自己的记忆认真写出来。注意不要重读这个故事，在一个星期之后，再凭着自己的记忆重写一遍，然后再把自己写出来的两个版本进行对比。
下面就是巴特利特给受试者们看的故事内容。
幽灵的战争
一天晚上，有两个来自艾古拉卡的年轻人到河流的入海口处去猎捕海豹。他们到了那儿的时候，天空中大雾弥漫，周围一片沉寂。接着，远处传来一阵阵的呐喊声，他们想：“是不是有人在举行宣战仪式？”他们逃到河岸边，在一根木桩后面藏了起来。紧接着，他们听到许多只独木舟划了过来，听声音越来越近。然后看到有一只独木舟朝着他们划了过来。独木舟上有五个人，对方说：
“我们要到河的上游去打仗。我们想带上你们一起。你们觉得怎么样？”
两个年轻人中有一个就说：“我没有带箭啊。”
“箭都在船上呢。”船上的人回答说。
“我不想去。会被打死的。我的亲人们也不知道我去了哪儿。”他转向另外一个人说：“但是，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跟他们一起去。”
于是，一个年轻人上了船，另外一个回了家。
这些战士们逆流而上，到了卡拉玛另一边的一个小镇。抵达后他们纷纷跳下水，开始和敌人战斗，很多人被打死了。但是，那个年轻人听到一个战士说：“快点儿，我们回家吧：那个印第安人被射中了。”这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哦，原来他们都是鬼啊。”他根本没觉得难受，但是他们却说他被击中了。
于是，这个年轻人就回到了艾古拉卡，他下船回家，然后生起了火。他向每个人讲述这件事，说：“看！我和幽灵们一起去打仗了。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死了。那些和我们打仗的人，也有好多都被我们杀死了。他们还说，我被射中了，但是我一点儿都不觉得难受。”
他把这个故事告诉所有的人，然后他慢慢安静下来。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倒了下去。一股黑烟从他的嘴巴里吐出来。他的脸变得扭曲。人们都跳起来，尖声惊叫。
他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