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怎么做才能少犯一点错误？你能提出什么好的建议吗？
还是让我先从小处说起。
在美国，每年平均有7000人过世--不是因为疾病，不是出于事故，也不是自然死亡（每年都有很多人会以这种方式听从上帝的召唤），而只是由于医生潦草马虎的书写。还记得在南非那家银行的实验吗？是什么刺激借款人去贷更多的款呢？不是低利率，也不是更宽松的借款条件（尽管这些对借款者也很有吸引力），只是因为一张女性的照片（当然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女士）。在全美曲棍球联盟赛和全美橄榄球联赛上的判罚情况呢？罪魁祸首不是球员，不是教练，甚至不是裁判员：是队服的颜色。
所有这些都是细节。但是，就像一首歌里唱的，细节可以决定成败。我曾就“队服颜色”的实验，专门采访过康奈尔大学的汤姆·季洛维奇教授。“在我看来，这个实验在心理分析领域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发现，”他告诉我说，“这个发现就是，环境中最细微的一点变化，都可以给人们的行为带来巨大的影响。”
乍看起来，这一洞见似乎很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应用。因为对我们来说，所处环境和所做决定之间的联系，并非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仅因为一些坏习惯和过分良好的自我感觉而蒙蔽了眼睛，也因为不能正确认识自身的局限而自我掣肘。有时候，我们看不到本该看到的；有时候，我们又看到一些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比如，我们可以在刹那间对一个人是否诚实、可爱作出判断，有时却又留意不到转瞬之间和我们对话的人已经被替换。我们的决定，甚至是对某些重大决定（生死抉择），不仅受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观点的影响，同时还会受到那些观点的呈现方式的影响。我们受到“第一印象”的强烈影响，甚至在我们想努力避免受它支配时，也还是难免受到它的摆布。此外，我们还讨厌去阅读并遵守一些指南性的东西，我们更青睐跟随直觉，自己去捣弄，看一件东西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在心理学家中间正有望达成这样一项共识：实际上，人们的决策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作出的--一个是更理性的层面，一个是更本能的层面。这两个层面的东西可以持续地相互转换、此消彼长，就像是汽车的前灯不停地从一个光柱向另一个光柱交替闪烁。当我们的决策是在前一种状态下运作的时候，我们有时却会偏偏认为，它是在后一种状态下运作的。我们犯的许多错误也就在这样的时刻出现了。比如说，我们认为，自己从银行贷款的决策完全是出于对自身经济状况的考虑。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决策还受到了一张女性照片的影响。再比如说，我们听完了某位竞选人长达数小时的电视演说后，终于决定要把票投给他。然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早在眼神瞥视过他（她）面容的那一瞬间，我们其实早已经对他能否胜出给出了判断。
如果这种正在形成的共识是准确的，那么，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类型的犯错倾向是那么难以根除：当我们认为自己是理性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却是感性的；反之亦然。因此，在错误出现后，我们抱怨的经常并不是它的真正根源（“为什么当初利率那么高的时候就贷款了呢？当时肯定是我算错了……”）。因此，我们总是很难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无法真正从经验当中学到应有的教训。
此外，对孩子和成人的研究都表明，很多人是非常不愿意容忍错误的。这让问题变得更加糟糕了。那些相信人类的智商是天生注定的人，尤其会感觉如此。在他们的眼中，错误就是智力低下的表现。这就造成了一种不仅会让人强烈地想去避免犯错，还会让人拒绝从错误中吸取经验的倾向。这种倾向随着时光的流逝不仅很难得到改善，而且会越来越严重。随着???纪增大，我们很多人越来越固执地认为，不管在家还是在工作中，只要是自己做的事情都绝对正确无疑。这样，在做得对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自己从来就是如此（不要忘了，大多数时候总该还是对的吧）；在做得不对的时候，我们就抱怨说，运气实是太差啦。
在“干井”处做个标签
无论如何，还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一些偏见还是可以得到纠正或弥补的。比如说，自信过度。就像在前面章节中看到的，很少有人会认为自己平庸；就像研究人员所说的，大家都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实际上只是“自我认知”还不够准确。沃顿商学院的保罗舒梅克教授和他的同事J·爱德华·罗素，就对管理中存在的过度自信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还引用了全球石油巨头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作为例证。
壳牌石油公司很早就注意到一个现象：新雇用的地质勘测人员在预测油井的出油率时都特别自信，但出错率总是大大超出他们自己的预期。例如，地质勘测人员可能会估计，在某个地点有40%的可能性存在石油储藏。但是，10口钻井打下去后，只有一两口会出油。这让公司浪费了不少的时间和金钱。
对此，公司应该怎么办呢？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壳牌石油让这些员工学习天气预报员的那种预测方式。怎么才能做到那样呢？公司想出的方法是，设计一个训练项目来帮助这些地质勘测人员提高预测的准确性。作为训练的一部分，这些地质勘测人员要学习大量的历史案例，这些案例包含一系列会影响到石油储藏出现位置的因素。对于每一个案例，地质人员都不仅要给出自己的最好估测，而且还要把估测用精确的数字方式表达出来（就像天气预报人员使用概率陈述的方式一样）。接着，对于每一种情况，公司会告诉地质勘测人员该案例的实际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对自己的预测会得到及时的信息反馈。）
这种训练，按照舒梅克和罗素的说法，“效果简直是棒极了。”现在，壳牌石油公司的地质勘测人员在预测一个地方有 40%的可能性会出产石油的时候，平均10次当中就会有4次能找到石油。
你也可以自己在家进行一个类似的训练计划。你没法用石油钻井来作实验，不过你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股票。如果真的这么做，你就不要只是跟踪你已经购买的那些股票的情况--你要跟踪那些你本来想买，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买成的那些股票的情况。写出你当初没买这些股票的原因（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做一个书面记录会让你避免受到“事后之明”这类有色眼镜的干扰）。然后，继续跟踪这些股票的表现。尤其是要看它们和你已经买入的那些股票的相对表现。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你最初列的那些不买的原因是不是已经转好了，为什么没有。简言之，在你认为是“干井”的那些地方做好标签。研究它们的情况，会帮助你提高自己的业绩。
多考虑负面因素
同样，下次你作重要决定的时候，要多问问自己：如果错了怎么办？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悲观毫无必要，甚至把这看做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是啊，从童年时代开始，我们大多数人就被鼓励着正面而积极地思考问题，而且那么做确实也有很多充足的理由。在黑暗的岁月中，积极的态度是摆脱困境的一剂良方。但是，只考虑事情积极的一面也有自身的局限；局限之一就是，它会让我们对隐藏在某些想法背后的缺点视而不见。
阿图尔·哥万德（Atul Gawande）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外科医生，他把这种思考方式称为“负面思考的力量”。他说，在一定的环境下，这种力量或方法对避免失败或提前预见失败是非常关键的。他还引证了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的经验来作说明。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士兵的死亡率是25%，但是现在，这一数字已经降到了10%。医疗条件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实际上，医务人员的数量还比上次下降了。他们对原来每周的伤亡资料以及士兵的生存率数据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然后积极地寻找原来出现问题的原因，并想方设法克服存在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小例子是和眼伤有关的。对于士兵受到的眼部伤害，医生们不仅仅是简单地进行治疗，他们还会问一些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些胆怯的问题：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受伤？询问的结果显示，年轻的士兵们有很多在战场上根本不戴护目镜--因为在他们看来，护目镜设计得实在太难看了。于是，军方把士兵的护目镜换成了看上去更酷的“弹道眼镜”。士兵们更喜欢戴这种眼镜，结果，战争中出现的眼伤迅速下降。
这种方法在商业领域同样也能发挥作用，保罗·舒梅克说。
“如果你想让人们对自己动点儿真格的--不这样，又该怎样呢？--那就先把自己过分良好的自我感觉给彻底清除掉吧。”
因此，让我们都来试试这一招吧！
让你的配偶来做校对
还有其他一些方法也可以帮我们降低犯错的倾向。许多方法看起来并不起眼，而且可能让你觉得显而易见。不过，这些方法真能发挥实效。比如说，不要让自己总是拘泥于旧有的习惯。习惯是所有人的好朋友。它可以帮助我们节省时间，并且在一些事情上带来心理上的缓解。然而，它也会让我们无法觉察到新情况，让我们只能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我们走马观花地看上一遭，接受的还是头脑中原先存在的模式，并且根本观察不到细节。一定要记住戈尔德夫斯基的那个错误--这个错误不是被那些具有专业素养的演奏家，而是被一个音乐新手发现的。当你想要消除自己生命中类似的错误时，一定也要牢牢记住这一点。比如说，如果你有一篇文章想先找个人做校对，你肯定是要找一个在专业上很受尊重的同事--但是，你的这位同事可能会和你一样忽略掉某些错误。所以，把论文送一份给你的伴侣，甚至可以给你的孩子去阅读，他们可能会发现其他人都难以发现的错误。
调整并放慢做事的步调，也是方法之一。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想要一心多用同时做好几件事情，结果往往不会太好。我们能同时做好的事情，在数量上有着严格的局限，而且，同时做的事情越多，出错的概率也就越大。还记得罗伯特·洛夫特吗，就是那个驾驶飞机撞向地面的飞行员？他就是因为一个仅仅价值12美元的指示灯而分了心，从而忘记了自己是在驾驶着飞机飞行。我们也一样会被其他类似的小事分心，像是车子里装的卫星定位系统，还有用耳塞听的iPod播放器播放的音乐。使用这些东西会很容易把人的注意力从需要关注的事情上吸引出去。确实，注意力分散是非常危险的，在2007年，掌管着美国田径事业的田径运动联合会，明令禁止在其官方比赛中使用耳机以及像是iPod之类的便携式播放设备。在此之前，出现过许多次场上运动员跑偏的情况，这些人因为无法听到警告声，而与其他跑道上的运动员相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