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局长的激情并没有马上传染给我。回到办公室，我继续像个半死不活的人，看着赵曼丽上蹿下跳发号施令，懒得理她。我安静地坐到办公桌前，对着几张已经看过的报纸发愣。珍珍的病能治好吗？我想，如果不能治好，那又该怎么办？
我发现，这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用一种悲观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就像手里拿着吃剩的半个苹果，别人总是说：“没关系，你看我手里还有半个呢！”而我却总是在想：“完了，只剩下半个了！”我正在逐步走进一条死胡同，前面被一堵又高又结实的墙堵着，让我看不到出路。
对于珍珍的事，我同样怀着悲观的心情。即使开始有了带她去看病的念头，我也是出于为高家传宗接代的考虑，让她生下个一男半女，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至于能不能恢复与她的感情，我真的没抱过太多的希望，至少我的感情上一时半会还接受不了。
珍珍这段时间也憔悴也许多，脸上还长出了暗黄色的斑。这要是换作以前，我一定会心疼不已的，但现在不一样，我多少有点认为她完全是自作自受。尽管这样，我还是尽量少给她一些脸色，以免给她的心里增加无形的压力。我在家里抽烟的恶习也减轻了一些，如果实在想抽，也会一个人跑到阳台上去，抽上几根，然后发上半天呆。我虽然接受了徐局长的好意，并把他同学的电话记了下来，可我并不想主动开口去跟珍珍说，这等于是我自动缴械投降，错不在我，我为什么要妥协呢？
赵曼丽的情形可不同。她还沉浸在跟着徐局长去省局的兴奋之中，自信地认为在徐局长的眼里，她已经比我占了上风，也就是说这个办公室主任非她莫属。现在，办公室要是接收到了新的文件或新的电话精神，她会亲自拿去给徐局长审阅签批，向徐局长汇报。她的这种“司马昭之心”惹得同事们议论纷纷。那天，执法科的罗科长下班的时候就一把拽住我，问：“你小子怎么了？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赵曼丽去当办公室主任？”
我惨淡地说：“哎呀，谁当还不是当啊？你管那么多闲事干啥？”
“你知道局里的人都怎么议论吗？”
“怎么议论？”
罗科长把我拉到一边，说：“大家都说，现在徐局长又在学刘广民的样子，被赵曼丽迷住了。”
“扯淡，不可能的事！”我不屑地说，“怎么听到风就是雨？这种话你也信？”
“我起初也不信，可大家越传越疯，由不得你不信啊。”
“你拉倒吧！徐局长可不是刘广民那样的人。”我懒得跟他纠缠，准备走人。罗科长再次把我拽住，说：“你这是急着去哪里呀？徐局长那边的客人有赵曼丽去接待，你这是要去哪里？”
“回家呀！”
“回什么家，咱哥俩好好喝两杯去。”
“喝什么酒，不去！”
我这个时候不想喝酒，不是戒酒了，而是怕一喝就会醉，说不定一不小心就把珍珍的事泄露出去了，我可不想闹得满城风雨。罗科长说：“不喝就不喝，不过你得听我把话说完。”他瞧了瞧周围，又低声说：“老高，我可是站在你这边考虑问题的。你也知道，全局的人都希望你能当上办公室主任，都不希望赵曼丽当。可现在的形势看来，她的可能性倒是要大一些。我听说，上次徐局长还带着她去了市里，有人问过她，她自己也承认了。你说，这里面难道没有什么名堂吗？如果没名堂，为什么赵曼丽一回来就跟自己是办公室主任一样？”
我真是哭笑不得。这些捕风捉影的好事之徒，能把根本没有的事说得煞有介事，跟真的一样。难怪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一个成功的女人难上加难。我不禁有些同情起赵曼丽来，要不是知道她跟刘广民有过“那事”，我一定会自告奋勇地替她喊冤的。当然，我也相信徐局长根本不会是人们传说的那种人，那次本来是叫我去省局的，我不想去，他才带上赵曼丽。我没好气地说：“老罗，你就不能把人想得好一点吗？赵曼丽想不想当办公室主任是一回事，她的人品怎么样又是另外一回事，你不要老是把事情往那个方面去想好不好？”
罗科长没想到我会替赵曼丽说话，愣了一下，马上伸手来摸我的脑袋。
“干什么你？”我把他的手打开，生气地说。
“我看你是不是在发烧说胡话。”罗科长嬉笑了一声，又说，“不过说真的，不管他们有没有那回事，你还是要当心点，千万不要把快要到手的主任位置弄丢了。”
我又好气又好笑。我本无意于这个办公室主任的位置，这些人非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我头上，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世界上的事怎么都是这样呢？我说：“老罗，别人怎么样我不想管，也管不了。我的事你就少操点心好不好？”
“我怎么能不管？”罗科长愤愤不平地说，“我们是朋友是兄弟，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看到你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的确，通过这几年来的接触，我跟罗科长的私人关系已经非常好，他把这种关系定位于“朋友加兄弟”，我当然不反对，但对他这种胡搅蛮缠的“打抱不平”，我还是非常反感。我再次明确地说：“老罗，不管我当不当这个办公室主任，都与你无关。你如果闲得没事，拿把扫帚去扫大街好了。”说完，我就扬长而去。
罗科长愣了片刻，马上朝着我的背影说：“高喜生，你这个没出息的浑蛋！”
我对此报以淡淡的一笑。现在没人能够理解我，罗科长不理解，付强不理解，徐局长不理解，全局的人都不理解，甚至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我不由得感到阵阵悲哀。虽然现在春意渐浓，可我觉得自己像掉进了冰窖里，浑身感到彻骨的寒冷。
赵曼丽的日子肯定也好过不到哪里去。也许她并不在乎别人会如何评论她，可她现在的名声真是糟糕到了极点，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在背地里指责她，说她的闲话。她以前的确跟刘广民之间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可自从徐局长来了之后，她并没有跟哪一个领导搞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当然，我与她的关系除外，除了李志安外，应该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她想当办公室主任其实也无可厚非，甚至采取一些非常手段也可以理解，毕竟人往高处走嘛，有几个人愿意像我这样浑浑噩噩混一辈子呢？罗科长之流把办公室主任的位置看得那么重，不遗余力地怂恿我不要放弃，为什么赵曼丽想当就不可以呢？有时我想，生活非但对我不公平，对赵曼丽何尝公平？
其实下了班之后，我也并没有多大的事。正如罗科长所说，徐局长那边来了客人，是赵曼丽负责接待了，我这匆匆忙忙地赶回去，顶多不过绕着小区多转两圈，然后脚步沉重地回到那个不成其为家的家。
我今年35岁了，无论年龄、精力还是事业，都应该达到一个男人的顶峰时期。尤其重要的是，这个年龄的男人还应该有一个已经在上学的孩子，每天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看到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的妻子和活泼可爱的孩子，所有的不快都会一扫而光，享受着浓浓亲情带来的温馨和快乐。可是我回到家里，除了空荡荡的房子，就是那个只会抱窝不会下蛋的珍珍。我真的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了无情趣。
徐局长说，人生的过程就是克服和解决一个又一个挑战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自我调整、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必须直面现实，调整自我，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道理我何尝不懂呢？但这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而已。
每一个成功者都可以颐指气使地对失败者说三道四，似乎只有他的话才是真理，。可惜我现在不是十几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盲目崇拜的年代早已过去，我不可能听到风就是雨，更不可能把什么某一句深富哲理的话当做圣旨去遵守。
当然，徐局长的好意我是认可的，也就是说，他对我的关心，对我的劝导，都是为了我好，这一点我还是愿意领情的。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对他建议我带着珍珍去省城找他的同学动了心，并打算带着珍珍去省城看看。
但是，这些话如何跟珍珍说出口呢？这么多日子以来，我们俩一直处于“冷战”的思维状态，她既没有主动向我示好的表示，我更没有向她妥协的心情，彼此之间的关系简直比陌路人还要陌生。如果她愿意向我示好，并恳求我说：喜生，我错了，我现在想通了，你带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吧。那么，我也许有可能会一时心软，原谅了她的过去。可她没有这样说，也没这样做，我是绝不可能低三下四地反过来去恳求她的。我承认我的骨子里还保留着农民的那种倔强意识，甚至是男权主义思想，可我的脑子总是转不过这个弯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