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间抗日战争时期。
关键人物周恩来茅盾邹韬奋。
关键事件文化救亡运动。
抗战爆发后，随着平、津、沪、宁等大城市及东部沿海港口的相继沦陷，香港这个被英国长期占领的南方港口城市，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外国交往和中国与海外华侨、华人联络的主要通道。战时香港战略地位的提升，对中国共产党在港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与此同时，抗战前后香港的政治形势也朝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统战活动的方向发展。港英当局对香港一贯实施殖民地的文化政策，对待民众运动的态度非常严苛，民众完全没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
抗战爆发后，由于英日矛盾和香港民众的民族情绪，港英当局的态度开始转变，文化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放松。香港的自由港性质，也有利于各种政治力量在这里以商业活动为名进行政治角逐，有可供中国共产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宽松环境。当内地硝烟弥漫、战火纷飞之际，香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仍是一块安静的乐土。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香港成为内地人的最佳避难场所，内地大批的文化名人纷纷转移到香港避难，从而造成战时香港文化的空前繁荣。
战前的香港文坛常常被人们遗忘，有人形象地称之为中国文坛的“弃儿”和新文化的“沙漠”。抗战爆发后，内地政治环境恶劣，进步文化没有发展的有利环境，加之“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了严厉的文化专制和特务统治，更加阻碍了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各种民主及进步文化人士纷纷赴港，促进了香港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着平、津、沪等重要城市的相继陷落和沿海港口城市被封锁，香港逐步成为中国对外联系的主要渠道，这对中国共产党在港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１９３７年底，周恩来在汉口会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面商在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事宜，并派廖承志担任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在事实上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最高领导人），以开拓工作局面，即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外援、建立文化宣传基地、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等等。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内地沪、宁等沦陷区的一批民主、文化人士陆续被转移到香港。宋庆龄就是在接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两次电报后，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３日悄然离开已沦陷的上海，在１２月２７日抵达香港的。文化人士抵港后，中国共产党有关组织除安排他们到各有关文化部门工作，以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外，还通过各种座谈会、读书会、个别联络等形式，关心和帮助他们。如廖承志曾通过从事文化联络工作的杜埃与茅盾建立起了联系，杜埃经常转达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对茅盾在生活上、政治上的关心。对一些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中国共产党在港组织通过种种途径关怀、培养他们。
例如，黄文俞曾回忆中国共产党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虞焕章）是如何培养他入党的：“１９３８年起，我在香港开始了写作生涯，颇有点小文化人的味道。那时开始有几个比我年轻几岁的文艺青年经常同我接触，说是向我请教，称我为‘先生’。我观察他们的言行，认定他们是共产党员，还认定他们之所以与我接触，是听令于虞焕章的。其后，又有一位诗人每周和我约会，我认定他也是虞焕章派来的。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日，我被吸收入党，是日举行宣誓仪式，以监督人身份出现的就是虞焕章。”“皖南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在国统区的重庆、桂林、昆明等地的数百名民主、文化人士遭到了国民党的迫害。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运筹帷幄，将一批文化人士转移到了香港。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既是对当时政治逆流的抗议，对文化人士所深受的种种压迫的坚决控诉，也是为了让这些文化人士到海外更好地从事民主运动和进步的文化工作。当时的邹韬奋从重庆到香港即为典型的一例。“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的迫害更加猖狂，邹韬奋不时被便衣特务暗中监视，成都、桂林、昆明、贵阳分店相继被封或被勒令停业，贵阳分店全体职工被捕。
对此，邹韬奋万分愤怒。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统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对生活书店和邹韬奋的离开作了周密、妥善的安排，邹韬奋在愤然辞去国民参议院的职务后，决意离开重庆，出走香港。
１９４１年３月５日，邹韬奋在桂林地下党的安排下顺利抵港。蒋介石发现邹韬奋出走后，表面上假惺惺地命王世杰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名义，发电至桂林表示“挽留”，暗中却密令桂林国民党特务探询邹韬奋的踪迹，准备将其扣押起来。邹韬奋感慨万千地说：“为了尽快给国民党顽固派以反击，最好是办报，还要复刊《大众生活》，为民主而战斗。”到１９４１年上半年，旅港之民主、文化人士已有数百人，此外还有一大批流亡青年知识分子，可谓是“群贤毕至，老少咸集”。
其中，“皖南事变”前就已经赴港的有柳亚子、乔冠华、许地山、欧阳予倩、蔡楚生、羊枣、郁风、陈炳权、司马文森、端木蕻良、陈君葆等人；“皖南事变”后，经周恩来和南方局部署转移到香港的文化名人有茅盾、夏衍、邹韬奋、胡绳、胡风、章泯、宋之的、近乃华、廖沫沙、戈宝权、高灏、范长江、千家驹、黄药眠、梁漱溟等等。众多的文化人士云集香港后，创办了不少的报纸，如《华商报》《大众生活》《立报》等，此外还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文协香港分会、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虹虹歌咏团、旅港剧人协会等。通过各种文艺组织和文化活动，丰富了香港的文化生活，加强了香港与内地的文化交流。
民主及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后，与为数众多的内地文化机构和文化精英人士一同宣传抗战，呼吁民主政治，在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对香港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政治上来说，抗战爆发后，各种政治势力都希望利用香港这一阵地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汪伪”势力也极力争夺这一阵地，他们在香港收买报馆，当时的《南华日报》《天演报》就是臭名昭著的汉奸报。由于各种势力竞相渗透，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所幸的是，有大批赴港进步文化人士主持正义，尤其是１９４１年，他们借助各自的传媒宣传抗战救国，反对分裂独裁。
总体上看，当时的香港是一个沟通海内外、宣传中国人民正义声音的窗口，内地文化人所办报刊在唤醒香港民众的民族意识，号召海外华人同赴国难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文化上来说，内地文化名流云集香港，从整体上提高了香港的文化品位。香港也在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汇过程中经历了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
茅盾说过，战时香港由“文化沙漠”变成“文化绿洲”，主要表现在由“富丽物质生活掩盖贫瘠的精神生活”的“商业畸形儿”，变成华南地区抗战救亡运动的“文化巨人”，由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贸易自由港及与内地新文化中心上海、北平缺少联系的“文化孤岛”，变成全国性乃至具有国际意义的反法西斯文化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