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间１９５２年３月１日。
关键地点九龙城东头村大火。
关键事件“三一事件”《大公报》案警民冲突。
关键词汇言论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国就开始实行两面政策：一方面承认新中国，但又炮制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在台湾保留“领事馆”；另一方面又不断做出限制和封锁中国的行为。英国政府这种自相矛盾的两面政策，也表现在处理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上。
港英当局除了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华人行动自由的条例外，１９５０年４月又公布了新修订的移民条例，目的在于限制中国内地居民进入香港。同时港英当局还宣布香港与深圳边境为禁区，实行宵禁。１９５１年５月，又宣布实施《１９５１年边境封闭区域命令》，规定进出“封闭地区”必须领取通行证。这种敌视行为加剧了粤港边境上的紧张局势。香港当局在限制华人行动自由的同时，还无理拘捕和递解了一大批华人出境，这些做法进一步恶化了港英当局与华人居民的关系。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２１日，一把火在香港九龙城东头村燃起。这把火席卷并吞噬了５０００余间房屋，致使１４０００余人流离失所。正是因为这把火，引出了下面的“三一事件”及之后的一系列案件。火灾消息迅速传到内地，广东省各界对此十分关心，广州市的一些社会团体遂发动各界进行捐款，向香港汇款２．２亿元（人民币旧币），拨米３万斤救济灾民，并组织了“广东省广州市各人民团体慰问九龙城东头村受灾同胞代表团”，即“粤穗慰问团”，准备于１９５２年３月１日前往灾区慰问、救济。
香港居民听到这个消息后欢欣鼓舞，组成了欢迎粤穗慰问团筹备委员会，决定于这一天派出代表２００多人赴罗湖口岸迎接。港英政府听到这个消息后，却疑忌万分、如临大敌。３月１日，出动军警在罗湖、上水至尖沙咀一带布防，禁止慰问团来港，并在粉岭拦截欢迎慰问团筹备委员会代表乘坐的列车。粤穗慰问团为了慎重起见，临时决定延期出发，并请香港华商总会转告欢迎群众。筹备委员会负责人莫应溎无奈之下，从深圳返回香港。而此时派出欢迎的筹备委员会代表乘坐的火车已被拦截在粉岭，另有大批欢迎群众自发地聚集在尖沙咀火车站。
在莫应溎对欢迎的人群说明情况后，群众对港英政府的行为极为不满，一时间群情激愤。当不满的人群陆续散开归家，在途经九龙弥敦道与佐敦道附近时，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港英当局派出军警进行严厉镇压，开枪射击并投掷催泪弹。纺织工人陈达仪腹部中弹后重伤致死，多人被流弹和硬物所击伤，警方还逮捕了１００多人，判处１８人有罪，１２人被递解出境。因为事件发生在３月１日，遂被称为“三一事件”。“三一事件”发生后，在内地和香港同时引起了强烈反响。３月４日，《人民日报》针对此次事件发表题为《抗议英帝国主义捕杀香港的我国居民》的短评，对香港当局提出抗议。同时还警告英国和香港当局“中国人民不容任何人任意欺侮”，如果一意孤行，不停止迫害中国人民，将会“碰得头破血流”。
紧接着，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和《新晚报》都全文转载了这篇短评，《大公报》还刊登了粤穗慰问团在广州发表的一篇声明，以及有关李特尔顿在英国下议院发表谈话的路透社新闻稿。报纸上的内容引起了轩然大波，一贯标榜言论自由的香港当局恼羞成怒，居然说这些报刊在英属殖民地内“刊载煽动性文字”，随即对《大公报》的所有人兼督印人费彝民、承印人鲍立初、编辑李宗瀛３人提出了控告。《大公报》诸人在接受传讯的过程中据理反驳，双方争持激烈，这就是继“三一事件”之后轰动香港的“《大公报》案”。《大公报》的辩护大律师陈丕士形容被告等人是被法庭“蒙蔽着双眼”受审的。因为被告是先被邀请到警察总部，然后在那里被捕的，并且逮捕的依据也不是高等法官签署的逮捕状。另一辩护律师贝纳祺大律师亦指出，由于逮捕状是由裁判署法官签署的，而裁判署法官对于逮捕状的签署是“没有权宜决定之权”的，所以费彝民等人的被捕是非法的。因此这个案件直到审结为止，其所有诉讼程序都应该是无效的。
陈丕士认为，《大公报》这样的行为是客观的报道而非存有所谓煽动意图，还力图证明《人民日报》的短评是没有煽动性的。港英当局理屈词穷，但仍然坚持对费彝民、李宗瀛处以了徒刑或罚金。港英当局还根据《管制出版统一条例》，宣判《大公报》停刊６个月，这是香港《管制出版统一条例》中规定的停刊最高期限。
《文汇报》《新晚报》也因此次事件被通知候审。费彝民和李宗瀛在被宣判后，以法律程序不当为理由，向合议庭提出上诉，要求撤销控罪及在上诉期间中止执行停刊令。香港高等法院合议庭在５月１３日开庭研究，裁定在全案上诉确定或续颁命令之前，中止执行停刊令。然而，上诉案最终仍被驳回。
“《大公报》案”发生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严正声明。１９５２年５月１０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抗议香港英国当局连续逮捕、驱逐和迫害中国居民，并无理勒令香港《大公报》停刊的暴行。同时还指出，１９５１年１１月的大火和１９５２年４月３０日九龙仔２０００间木屋被烧毁事件的发生都是离奇的，“香港英国当局不仅拒绝对这些受灾居民加以救济，反而有意对他们实行种种迫害手段，逮捕受灾人民，抢走救济衣物，使灾民无法生存”。
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港英政府对《大公报》的停刊令没再执行，《文汇报》和《新晚报》也没有再被起诉。
“三一事件”和“《大公报》案”，是新中国成立后观察中英关系的一个重要线索，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情绪。
当时内地与香港的关系显然深受国际形势的影响，东西方对立，壁垒鲜明。香港处于东西方的夹缝中，具有很强的政治敏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