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2年夏天，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韶州的住处遇到一帮土匪的袭击，他从窗口跳出时扭了脚，从此成了个跛子。
很长一个时期，欧洲传教士们一直渴望着见到中国皇帝，以希望获得在中国传教的钦准。直到1601年的1月9日，利玛窦才被召进了紫禁城拜见皇帝。一行人来到北京。利玛窦和他的同伴被安顿在了会同馆。那里有许多假拌成使者的外国人，借进贡的名义获取皇帝的赏赐。他们彼此默契，谁也不去拆穿对方。“使臣”朝着空空如也的天子宝座进献礼物，并行三拜九叩之大礼。
利玛窦虽然能进出紫禁城，但还是没有办法一睹龙颜。万历皇帝虽没有亲自接见，但对传教士们很感兴趣，指派了宫廷画师为他们画像。万历在见到利玛窦进献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后，吩咐钦天监用丝织出，放进屏风里，这张地图展示了欧洲大航海地理发现和精妙的绘图技巧，颠覆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
利玛窦经明朝官员点拨，蓄起须发，“穿儒士衣冠”。他穿起了明朝儒服，儒服为墨紫色长衣，长衣边缘及袖口都镶着浅蓝色，约有半掌宽的边，几乎与威尼斯人穿的一样。束同色腰带，腰带前有两条带子，并行到脚。利玛窦的儒服发挥了功效，他以“西儒”的身份在明朝名声渐起。到1608年，中国的天主教徒已达到了2000名。
对于中国来说，古代与近代完全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有关古代中国人的精神状况和生活水准，利玛窦曾将数十年间明朝各地中国见闻编成《中国札记》一书，利玛窦提到，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衣冠华美、礼仪道德，”自立于东方，这是利玛窦对明朝中国最著名的评论。
中国的明朝被称为白银帝国，政府税收及民间大宗商业活动几乎全部采用白银结算。15世纪时，欧洲最大的城市只有15万人口，而在广州，仅外国人口就达到了20万，其中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也有非洲人和土耳其人。海洋文明兴起的时候，欧洲GDP占世界GDP比例约为20%，亚洲为52%，其中中国、印度、日本这三个还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15－17世纪间，欧洲自美洲输入的白银，有40％输出到了中国，用于满足欧洲人对中国产丝绸、瓷器、茶等消费品的习惯性消费需求。此外，经由菲律宾流入明朝的白银，以及由日本流入明朝的白银，几乎与欧洲的流入数量相等。
每一个历史转折点，总会有老帝国衰退新帝国诞生，过去这种新老交替变革往往伴随着残酷血腥的战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利弗.伊顿.威廉姆森曾用4个制度层级来说明一个民族能长期强盛的原因：首先，是非正式制度：风俗、传统、宗教、文化，其变化频率100—1000年；其次是正式制度（博弈规则）、正式规则：宪法、法律、产权；政体、法律、司法、政府，其变化频率10—100年；之后是治理（博弈执行）：公司治理、政府治理、交易治理，其变化频率1—10年；最后是短期的社会资源分配制度。较高的层级对以下的层级施加限制。其中，真正决定一个民族未来的是风俗、传统、宗教、文化，其变化频率100—1000年。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真正的世界历史开始于1500年。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世界才真正地连为一体。从那时起，往来频繁的海上贸易一步步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版图。
中国大陆四周封闭，内部平原广阔，江河淮汉，水资源发达。由于有充足的资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是在这一条件下形成的。这一地理环境也使中国成了世界上封建制度存在时间最长的国家。
与欧洲相比，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始于公元前475年（战国时代），要早于欧洲1000年，欧洲进入封建社会是以476年奴隶制的西罗马帝国灭亡和蛮族登上历史舞台为标志的。此时中国正处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从5世纪到15世纪是欧洲的封建社会时期，这一千年被称为“中世纪”，与中国封建社会不同的是，欧洲封建社会为农奴制，通俗说属于封建奴隶社会。直到15世纪时，英国与法国才相继废除了农奴制，绝大多数奴隶赎得人身自由，变成自耕农。
18世纪末时，德国废除农奴制，俄国一直到1861年亚利山大二世正式废除封建农奴制，美国也于19世纪60年代废除农奴制。欧美势力在近代崛起后，北大西洋成为新的地中海，东西方势力的主要角色与经济、战争技术都发生了变化。
中国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它是大东亚文化的核心，周边国家都是中国的附庸，唯中国马首是瞻。在西方，同样民族主义强烈的时期，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太强大的国家，也与其破碎的地缘环境有关。
中国文明依托于河流，起源于黄河，长江，辽河三大流域，又称大河文明。古代的中国人不求对外的开拓发展，而只追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以及讲究个人的自我完善的道德生活。
中国最为人所熟知的传统外交体系即所谓“华夷秩序”基本内容是“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即华夏居中心，夷守四方，“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有巩固边疆卫护华夏的义务，而华夏有安抚四邻，调和矛盾的义务，在这一关系下，“四夷”有向华夏朝贡的义务，华夏有向四夷赏赐的义务，这即是朝贡体系。事实上，中国古代所设置的华夷秩序，是一种东亚分配秩序与道德规范，也是一种贸易交换秩序，为大家都信服，作为东南亚体系的核心，中国的核心地位大部分时间是不容置疑的。
在朝贡体系影响下，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一个以汉字、儒教、佛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文化圈内，强调文化上的华夷之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认为，所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大传统”的主要成分耳熟能详，在理论上至高无上的皇帝，通过精英阶层进行统治，教人向善的儒教赋予其帝国体制合法化，皇帝又不时的用严酷的法家手段贯彻其意志。儒教不仅仅是帝王的一面镜子，同样也是一种社会和国家的典范。孔子认识到，国家与家庭一样，井然有序的家庭关系是社会得以顺利运行的基石，也是国家有效统治的重要保证。家庭和谐顺从，则国家保持一统，精英对儒教、公务和家族价值观的责任感一直延续到帝国时代的终结。
德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是中国古代史专家，他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提到，公元前200年，中国的国家体制已经从一个松散的封建制度国家的联邦发展为统一集权、以世袭制度相传的帝国。和欧洲一样，中国的城市成了要塞，及贸易中心。与欧洲不同的是，这些城市从没有取得政治上的自治权，市民也没有特别的政治权利或特权。儒教对于各种民间教派的信仰展现非常宽容的态度，而从没有试着将他们变成一种统一的单一的宗教教义。与一般宗教教义不同，儒教主要是教导人们要顺着世界来进行调整和修正。“高阶层”的人应克制追求财富的欲望。因此，中国变成了一个官员比商人拥有更高社会地位和更高利益的国家。依据儒教的学说，对于天的敬仰属政府的事务，而对于祖先的敬仰则是所有人都必须遵从的。儒教和基督教两者都试着依据某种终极的宗教信仰设计人类生活。两者都鼓励节制和自我控制、也都能与财富的累积相并存。然而，儒教的目标是取得并保存“一种文化的地位”并且以之作为手段来适应这个世界，强调教育、自我完善、礼貌，以及伦理。相反的基督教则以这些手段来创造一个“上帝的工具”，创造一个能够服侍上帝和造世主的人。这样强烈的信仰和热情的行动则被儒教的美学价值观念所排斥。因此，这种精神上的差异便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方文明发展繁荣、却迟迟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原因。
1371年，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明确规定了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弗齐、渤泥以及其他西洋、南洋等国为“不征之国”，实际上确立了中国的实际控制范围。他并且确定了“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由此最后确立了朝贡体系成为东方世界的通行国际关系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中国中原政权成为一元的中心，各朝贡国承认这一中心地位，构成中央政权的外藩。天朝大国被供奉着，而众多朝贡国从未感觉不妥。
1644年，清朝建立了对中国地区的统治，保留了明朝的朝贡体系，只是要求各国缴还明朝的封诰，重新领取清朝的封诰。清朝明确将和周围部族的往来分为理藩院和礼部分别管辖。蒙古等地与内地的往来视为国家内务，由理藩院管辖。
儒家思想是华夏思想的代表之一。儒家自孔子创立以来在中国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位居主流地位。儒家思想中的“仁爱”、“天人合一”等思想影响古今中外。强调从政治、经济、价值观、生活方式等角度维系有限自然资源与无穷人类欲望间的平衡。在日本、朝鲜、越南等中国以外的儒教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内都存在这种“文化认同”和“文明继承者”的思想。
朝鲜接受华夏文明很早。李朝的《宣祖实录》称：“我国自箕子受封之后，历代皆视为内服，汉时置四郡，唐增置扶余郡。至于大明，以八道郡县，皆隶于辽东，衣冠文物，一从华制，委国王御宝以治事”。李朝徐居正作《东国通鉴》，称“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故曰诗书礼乐之邦，仁义之国也，而箕子始之，岂不信哉”。高丽仁宗曾下诏，要求国民“景行华夏之法，切禁丹狄之俗”。不过，朝鲜少有僭称中华者，而以“小中华”自居。李朝《成宗实录》称：“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17世纪，清王朝取得了中原支配地位，朝鲜的儒者们认为满洲族没有实力来继承中华文明，中原的中华文明随着明朝一起灭亡了。“中华文明之最优等生的朝鲜理当为正统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和“朝鲜应当去完成中华的作用”是这种思想在朝鲜的开端。
日本是中国的邻国中唯一使用汉字的国家，日本很早就存在中华思想。大和国以中国自居，对日本群岛上尚未统治地区族群称为夷。奈良时代藤原广嗣上表日本天皇称：“北狄虾夷，西戎隼（隼人）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已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此类将日本自称为中国、华夏，如“通中国于是始矣”、“华夏载伫”，“新罗不事中国”等等，不胜枚举。
日本在弘安之役后，说自己是神国，不时批评中国不再是华夏。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并以朝鲜为“近藩”。“水户黄门”一事，德川光圀认为清王朝征服中原以后，自古以来没有被异民族支配过的日本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有资格的继承者。这种思想也被水户学(阳明学)所继承。由水户学哺育的尊王思想（尊王攘夷）产生了明治以后的国体思想以及皇国史观思想。日本认为中国发生华夷变态，山鹿素行在历史书《中朝事实》中称日本为“中华”。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一度在日本兴起，一方面不认清朝为中华而称为“支那”，一方面以“中国”自居者日渐减少。西化成为主流，中国文化逐渐不被重视，甚至遭到鄙视及排斥。
越南脱离中国直接统治以后，越南的君主对内与对外采取了不同的称呼：其对内称“皇帝”，对中国则自称“国王”。在东南亚一带，越南则以中国、华夏自居，称他国为夷狄。如黎圣宗1470年亲征占城，诏曰：“自古夷狄为患中国”；1479年征哀牢，诏曰：“朕丕绳祖武，光御洪图，莅中夏，抚外夷”。清王朝统治中国后，越南认为中原的中华文明分别由北方的清朝和南方的越南阮朝对等继承，南方的越南阮朝有在东南亚传播中华文明的责任。到了19世纪，安南世祖阮福映复国，驱逐欧洲白人，自称“中国之于外夷，治以不治”、“先王经理天下，夏不杂夷，此诚杜渐防微之意也。红毛人狡而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可听其居留”。越南曾在东南亚实行“改土归流”、“以夏变夷”，曾向柬埔寨、老挝、缅甸等东南亚诸国提出朝贡要求。
自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势力影响不断增加时，中国的角色受到直接挑战，在越南是法国，在朝鲜是日本，甚至暹罗（泰国）也让使朝贡关系萎缩而死亡。1840年之后，对中国的威胁来自四面八方，在东北方是日本和俄国，在东部海岸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所有东西方列强；西南方有法国和英国。西方崛起的资本主义需要扩张，以建立起世界大市场，进行全球贸易流通，由此，就必需破坏现有的政治壁垒，构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秩序。
在两种秩序的冲突中，“华夷秩序”无法与“资本秩序”抗衡，旧的世界秩序必然被新的世界秩序所替代。1883年中法战争，越南脱离中国“体系”。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朝鲜“独立”，华夷秩序中最后一名成员被划出，这也意味着清帝国最终的倒下，随着数千年的华夷秩序寿终正寝。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及《辛丑条约》的签订，清帝国自己也被列强势力瓜分。假如没有西方势力的挤压，中华农耕文明的内在之祸也会导致东亚秩序进一步调整。西方就算没有使用大炮，但有了钢铁，其海上存在仍将重塑东亚各国的地区意识，并改变中国对外关系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