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戴蒙不无感慨地说：“5周前的一个星期天，我在董事会上讲，AIG、雷曼、美林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当时大家都觉得难以置信。”我说：“现在他们相信了，但为时已晚。”戴蒙耸耸肩，表示很无奈：“就算能预见也无法扭转局面，现在出现了久违了的银行挤兑、投资者不买票据和债券、银行不贷款等现象，形势很紧张。”
对各国政府的积极干预，戴蒙表示认可，并且坚信政府会最终胜出。但美国政府在这件事上的低效却让他不能接受，他说：“令我们蒙羞的是，美国国会没有很快批准救市方案。”
我对戴蒙说：“后来救市方案通过了，股市还下跌，市场的信心还是很不足啊。”戴蒙回答：“当前市场的反应确实不佳，企业普遍感到财务压力，几乎丧失了信心。美国经济将走向衰退，估计销售额会下降5%左右，而企业盈利则会下降15%左右。”
我注意到，近期美国各家银行的存款普遍增多，但没有人敢办理贷款业务，对冲基金也被大量赎回。这可决不是个好现象，我把我的忧虑告诉戴蒙。他表示赞成：“现在我们的存款已经增加了1000亿美元，其实很多大公司都需要贷款。但这样贷出去资金成本很高，风险很大，从长远发展来看，现阶段很难有合适的贷款机会。”
戴蒙预言：“对于美国来说，最好的结果是年末市场趋于稳定，债券、信贷恢复。但无论如何，资金成本会高，经济还是会衰退，失业率可能达到7%～9%。受此影响，欧洲、日本经济也会出现衰退，而中国和印度的经济相对健康，但危机最终会传导过去，它们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
接下来，他询问我对这场危机对中国影响程度的看法。我告诉他：“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中国的金融机构持有雷曼兄弟等公司的债券，会有损失，但比较有限。其次，美国股市下跌将会继续影响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造成H股、A股的震荡。再次，美国对中国的进口需求明显减少，欧洲、日本也同样如此，直接造成一些出口依赖型企业经营困难。近日有媒体报道，在中国的浙江，有多家纺织、服装、玩具等出口企业倒闭。总体来看，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业的直接影响有限，但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实体经济受到的影响会逐步显现。”
戴蒙认真地听完我的分析，追问道：“那您认为中国经济会不会有大的麻烦？”
我说：“情况虽然不容乐观，但中国经济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因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虽然受损，但消费与投资所受的影响暂时还不大。中国人负债不高，有极大的消费潜力，现在的情况是大多数人还在持币观望，一旦物价再下跌，消费就会增加，而内需市场巨大。投资方面，中国已经开始放松银根，这样会带来投资的增长。尤其重要的是与美国不同，中国的金融体系是稳定的，流动性是充裕的，银行实力是前所未有的。”
“从更长远的时间看，比如10年，或者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是乐观的。中国的农业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会继续推进，这将会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增长，政府也会采取措施，增加投资；只要中国没有完成工业化，就仍然是‘世界工厂’，只不过外资投向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另外，正在经历的消费革命，会改变人们的传统消费观，尤其是年轻人。对银行来说，中国的消费金融潜力巨大。另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级政府组织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是其他国家政府不能比的。中国各级政府官员都有这样的意识，没有GDP增长，就没有财政收入，没有财政收入，就不能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戴蒙顿了一下，说：“看来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与投资环境果然名不虚传，其他地区就没那么幸运了，这次风暴的杀伤力实在是可怕。”话语中充满了担忧。
“风暴会让投资者更慎重，更注意风险。尤其是跨国投资和国际收购，大家不知道底在何处。不像您收购华盛顿互惠银行，很合算。”我试图让他找回一些轻松，于是又提起华盛顿互惠银行。他像个孩子似的笑了，说：“华盛顿互惠银行的情况您也知道，因为濒临倒闭，所以不需要请律师，也不需要复杂的审批程序。我们星期三下午6点给出一个价格，他们星期四早上就同意卖了，当天下午得到了监管当局的批准，星期五我们完成了融资。”
华盛顿互惠银行是美国最大的储蓄银行，成立于1889年。它那曾经引以为傲的历史在2008年就此刹车，而且充满悲剧性。在其成立119周年纪念日当天，因次贷危机的影响，它居然演绎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储蓄银行倒闭案。虽然这是一家经营传统业务的储蓄银行，但在高额利润的诱导下，客户存款被大量运用于住房贷款上，他们还曾积极推出以住房与商业房地产进行贷款抵押的债权商品。随着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及“两房”深陷危机，次贷危机的魔爪轻易地伸向了华盛顿互惠银行。截至9月中旬，该银行被取走的存款金额已经超过了150亿美元。风声鹤唳之下，他们开始无奈地寻找买家。最终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参与下，戴蒙以19亿美元拿下了这一单，收购了该行的银行业务中所有存款、资产和特定负债。
戴蒙告诉我说：“预计华盛顿互惠银行下个季度可以盈利5亿美元。在这宗交易中，我们可以决定要什么、不要什么、付多少钱，有200亿美元负债我们就没要。这也是我与政府打交道最容易的一次了。”言谈中不无得意。
说到这里，我想起昨天花旗集团高级副总裁罗兹讲起要与富国银行（Wells Fargo）竞购美联银行（Wachovia）一事。当时我还对罗兹说：“这个时候一定要参与竞购，这表明花旗有能力，证明花旗在危机时刻还能挺住，无论成败都能给客户和投资者以信心。”
有传闻说花旗已经退出了竞购，我就问戴蒙：“听说花旗宣布放弃了？”“是的，因为质疑美联与富国银行之间的协议，花旗还在准备把它们告上法庭。”戴蒙笑笑说：“千万别学美国的法律，美国有一两百万律师，如果他们都去中国，中国的GDP恐怕只能增长2%了。”我笑道：“照您的说法，中国的律师对GDP贡献很大啊。”
虽然知道他在开玩笑，但我还是隐隐地感觉到幽默背后的潜台词，看来花旗的情况确实不妙，毕竟戴蒙与花旗之间有很深的渊源。对于媒体的“王子复仇”、“攻陷花旗”之说，戴蒙自己曾说：“我从未听到过任何人叫我‘复仇者’。我想，如果你把生命用于复仇，那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看看亚布拉罕·林肯，看看纳尔逊·曼德拉，在监狱里待了20多年后，他还保持了当年的信念和高尚。看他们的经历，你就知道不必太在意自己。”
我对戴蒙说：“现在有能力收购的银行已经不多了，希望你们能够平安渡过本次危机，成为第一。”他谦逊地说：“你们也做得很好，过去的十几年，我一直关注中国，一直关注招商银行。你们是中国最好的银行，核心竞争力强，增长快，管理也不错。”
这次会见是在轻松的话题中结束的。戴蒙目光深邃，身材魁梧，全身上下渗透着希腊人那种正义与激情交织的气质。平常跟大家聊天的时候，我总说：“杰米·戴蒙应该去当总统，他绝对是个合适的人选。”这回我当面问他：“戴蒙先生，您为什么不去竞选总统呢？我认为您是最佳人选。”
戴蒙的手下马上接过来说：“马行长，你可千万别怂恿他去啊，我们可不能没有他。”
戴蒙开怀大笑，说：“马行长，您的建议我不能去实践，理由很多。首先，当总统要透明，你看奥巴马竞选要经历上百次演讲辩论，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会被曝光的；其次，当总统要与政客打交道，这是无聊、无趣的事；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总统和中国的领导人一样，是影响世界的人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责任太大了。”听了戴蒙的三大理由，我也笑了。我问他：“那您觉得这次总统竞选的结果会怎样呢？”
“据我观察，本次竞选奥巴马有可能胜出，我认识他，那是个很聪明、很懂得运用资源的人。希望假如他当选的话，能把美国的路带好。当然，这都要做了才知道。”顺着“做了才能算”的观点，他给我们讲了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先生的故事。“他过去老说中国不好，以至于有人打电话指责他，您不能靠骂中国出名。6个月前，他第一次去了中国，回来后跟我说，中国政府干得很好，领导人很有智慧，他们制定了5年、10年发展规划，着手解决农村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医疗改善等棘手问题。我反问他，您过去都做什么了？”
戴蒙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必须亲自了解对方，设身处地地想想，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希望更多的美国人都能跟您一样，对中国如此友好和熟悉。”我回答道。看看早已超出预定的时间，我站起来跟他道别说：“我得离开了，亲爱的朋友。每次见到您，都受到鼓舞，看到光明的前景。希望摩根大通在风暴中能越走越远。再次邀请您参加11月19日的答谢会，并期待您到中国深圳做客。”
戴蒙很高兴地表示，等三个女儿有了假期就带着家人一起去中国。“我会带她们去深圳，告诉她们那里有我的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