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忧民的切切深情，一丝不苟的学者风度，虚怀若谷的儒生气质，这些因子构成了林毅夫的个人魅力。他曾经备受争议，如今又被万众瞩目，在人生的浮沉中朝着既定理想倔强地前行。
不知不觉我与麦克唐纳竟然聊了三个小时。刚走出来，便接到秘书电话，说世界银行的林毅夫副行长要宴请我们。在林毅夫到世界银行任职前，我曾和他约好，请他来深圳讨论中小企业问题。来美国之前，我也列了计划去拜访林毅夫，对他的邀请自是欣然应允。
作为佐利克的得力助手、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林毅夫的地位举足重轻，在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中，他和世界银行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我对这次会面充满了期待。
士不可不弘毅
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是个传奇人物，据说其父给他取名叫林正义，希望儿子长大后为人正直，追求正义。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据此，林正义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毅夫”。
名字是人一生中使用或者被动使用得最多的符号，它使人产生各种条件反射，对人的性格与言行有潜移默化的刺激功能。签字、被叫喊，自己默想自己是谁时，名字都对自身精神意识有一种影响作用。林毅夫的名字来源于中国古代先贤的述志之语，提示着他“继往圣”的崇高理想，也激励着他朝着理想不断地努力。
林毅夫是个了不起的人，在任何时刻，都能为某一精神信念而奋斗不已。他身上既有老台湾人对故土的魂牵梦绕，又肩负着为13亿国人谋福祉的神圣责任；他信奉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唯愿诸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成年之后他醉心于经济学研究，“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成为他的名言。
爱国忧民的切切深情，一丝不苟的学者风度，虚怀若谷的儒生气质，这些因子构成了林毅夫的个人魅力。他曾经备受争议，如今又被万众瞩目，在人生的浮沉中朝着既定理想倔强地前行。
社会赋予了许多人展示自己的舞台，可是相比大多数人而言，林毅夫的登台是那么的艰难，甚至要以生命作为赌注。1978年，林毅夫以军人身份获得台湾政治大学企管硕士，被派赴金门马山播音站前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的任务。马山，是金门距大陆最近的据点，退潮时离对岸直线距离只有2300米，军士们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岸居民的活动。
对岸就像少年时不时涌入心中的理想，时时让林毅夫心潮澎湃；海浪声传来的阵阵呼唤，让他无法拒绝。他买了一台收音机，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收听祖国大陆的节目。有一天，林毅夫听说10年前有一名搜索排长，从天摩山下由后屿坡泅水到对岸，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林毅夫深受触动，他的心思简单而神圣：就是要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1979年的一天，林毅夫最后看了一眼身后的马山播音站，决定游向对岸。听着海水的咆哮，他的心中也充满恐惧，然而，一想到马上就可以找到归属，他立刻兴奋不已。犹豫片刻之后，他纵身跃入海中。
就在林毅夫泅水之后一个月，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举行。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此后一个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
这些变化都是林毅夫不曾预见的。不过，它们却从客观上为其营造了报效祖国的环境。不久之后，林毅夫便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专业学习。凭借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熟悉以及流利的英语口语，林毅夫很快在强手如云的北大经济系脱颖而出。一次偶然的机会，林毅夫得到了世界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西奥多·舒尔茨的赏识。1982年，林毅夫获得北大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远涉重洋，求学于芝加哥大学，师从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
1987年，林毅夫学成回国，这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海归”经济学博士。他将所有的热情投入到经济学研究中，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作为研究方向。
这期间，林毅夫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范围横跨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直以来，他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倚重的经济学家，对国计民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为中国经济的腾飞作出了贡献。
摸着石头过河
2008年2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正式任命林毅夫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这样一个传奇人物，他的悲悯情怀、救赎之志，能否承受起这场金融风暴的救赎之重呢？带着疑问，我们前往约定地点--华盛顿重庆楼。
重庆楼是华府有名的中国餐馆，曾经因为张爱萍将军的首肯及题字而名噪一时。重庆楼不像有的中国餐馆，来了美国之后，为了迎合市场而改变了原有的风味，结果适得其反，做出的菜土洋不宜，成了“四不像”。这里的厨子秉承了正宗川渝菜系的传统，毛血旺、口水鸡、酸菜鱼都做得很地道。
中午1点左右，林毅夫和世界银行下属某公司首席财务官凯文到达重庆楼。虽然我和林毅夫认识很久了，但在这里相聚，还是很难得的。稍事寒暄之后，我向二人介绍了本次来美国的主要目的。林毅夫很随和，20多年过去了，他的普通话还是带着一丝台湾宜兰乡音。说到我们收购了永隆，纽约分行又马上开业，他关注地问我：“马行长，今年招商银行的经营情况怎么样？”我笑着说：“上半年业绩不错，净利润和每股盈利同比都增长110%多。下半年增幅可能会下降，降幅还不会小，银行业的冬天这回可是真的来了啊。”
林毅夫愁眉稍展，也笑了起来，说：“招商银行一直都是做得不错的，我???信你们能渡过难关。而且，国内的情况比起这里，还是好很多啊。”从麦克唐纳那里出来，我就一直在观察，表面上看，华盛顿繁华依旧，似乎并未被金融海啸抹去多少光彩，街道上依然人来人往。然而稍加留意，你便会看出端倪，那些出售奢侈品的专卖店贴满了打折海报，店里都很冷清。奢侈品产业自二战后由欧洲传至美国之后，一直很火，香水、珠宝、服饰、钟表、红酒，美国上流社会对这些东西的追逐，从未停止过。可是眼前这番景象，隐隐地透露出风暴的影响力之强，多次来华府，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着。
我把这些告诉他们，林毅夫身旁的凯文说：“您真细致，现在确实是这样的，高级商店和消费场所去的人少了，大家都愁着找工作，有钱的不敢乱花积蓄，没钱的更不敢奢侈。这样一来，沃尔玛这样的平价超市反而很火爆，大家挤破了头，有的老太太排几个小时的队，为了抢一点打折的橄榄油。”
事实上，这种情况目前并非美国特有，即使是在以快餐文化为耻的法国，2008年上半年就有数千间独立经营的高档法国餐厅申请破产。据媒体报道，麦当劳成为本次危机的受惠者，而法国则成为美国以外麦当劳销量增长最快的国家。
眼前的这些情况与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的情形确有相似之处，从1929年到1933年，短短几年时间里，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跌得只剩十分之一，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从近80美元跌至8美元；近五千家银行倒闭，十多万家企业关门，失业人口占全国劳工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些数字构成了资本主义诞生以来最恐怖的记忆。
面对危机，电影院成了人们逃避现实的最佳选择，无数失业者或失意者涌进电影院寻求安慰。文艺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好莱坞恐怖片鼻祖《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著名的喜剧《鸭汤》（DuckSoup）等都是大萧条期间的作品。
这种情况甚至延伸到大萧条之后，“美女与野兽”型幻想故事《金刚》1933年上映，引起的轰动不亚于几十年后它被翻拍的盛况。卓别林的《摩登时代》（Charles Chaplin in Modern Times）1936年上映也风靡一时。美国百年百部最佳电影，30年代拍摄的影片占了很大比例。
“国家不幸诗家幸”，几乎同一时期，美国文学界也开始了新一轮的百花齐放。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升级，左翼作家、与前花旗CEO同名的约翰·里德的价值被重新认识；1929年，大萧条爆发的第一年，南方作家福克纳带着对现代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诅咒，站在道德、宗教的立场上对其大加批判，意识流小说殿堂级作品《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在这一年问世。
想起这些，我跟凯文说：“上世纪大萧条时期和现在的情况很像，玩资本的人少了，做别的事情的人就多了。文艺界很繁荣，催生出很多好的电影和小说。”凯文表示赞同，他说：“现在风行的是电子游戏机，失业人员都留在家里打游戏消磨时光。”
我们当然希望沉迷于网游的美国人能在推开家门、走上街头的那天，发现华尔街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秩序，危机已经变成历史，新的繁荣等待着他们去创造。然而，如同好莱坞、迪斯尼或者福克纳们无法承担拯救大萧条的责任一样，如今我们亦无法寄希望于沃尔玛等零售商或者游戏软件开发者们能让道琼斯指数抬头。
我不无担忧地问道：“林行长，您看金融风暴的态势在年底的时候能稳定下来吗？”林毅夫思考良久，然后说：“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本次金融风暴并非正常的事情，我们对危机的应对都是依靠以往的经验，一旦超出了经验，就得摸着石头过河了。”
“我曾经和很多同事，包括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一起讨论过美国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代、1987年经济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以及日本所经历的经济危机的起因和经验教训。我们找出当年的资料和各类数据，一起回顾当时所采取的防治危机蔓延的种种手段，结果发现这些规律都不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一个案例的情况是可以完全借鉴的，规律的不可复制性导致了现在这种束手无策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