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0月初，我接到中西部一个退休牧师的电话，告诉我有关他女儿未婚夫的事情：那个男人叫维吉尔，50岁，幼年起就几乎失明，有严重的白内障，而且据说还患有色素性视网膜炎（一种会慢慢侵蚀视网膜的无法治愈的遗传病）。由于他的未婚妻艾米患有糖尿病，需要做眼睛常规检查，最近也带他去见了自己的眼科医师斯科特·哈姆林大夫，此举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哈姆林大夫认真听完维吉尔的病史后，无法确定他患的就是色素性视网膜炎。因为看不到厚厚的白内障后面的视网膜，所以目前很难确定。但是维吉尔仍然能感受到光亮、昏暗、光线射入的方向和面前晃动的手影，所以很明显他的视网膜并没有完全破坏；而且白内障摘除术是个相对简单的手术，只需局部麻醉，手术风险很小。也就是说，进行手术不会损失什么，反而有可能获益良多。
艾米和维吉尔很快就要结婚了，如果他能看见岂不是太棒了？失明了大半生之后，第一眼看到的是自己的新娘、婚礼、牧师还有教堂！艾米的父亲告诉我，哈姆林大夫同意手术，维吉尔右眼的白内障两星期前被摘除了。手术神奇地奏效了！
手术第二天、也就是拆绷带的那天，艾米开始记日记。在第一篇日记里她写道：“维吉尔能看见了！……感谢上帝保佑！40年来维吉尔第一次看到了！……维吉尔的家人兴奋极了，他们欢呼着，不敢相信这一切！……他的视力不可思议地恢复了，真是奇迹啊！”但是第二天，她在日记里说到了一些问题：“维吉尔在努力适应能‘看见’这一新状态，从‘看不见’到‘看见’真的很艰辛：他得快速思考，但目前还无法相信所见之物……像婴儿刚学会看一样，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新的，让人兴奋又提心吊胆，不确定眼前看到的意味着什么。”
神经科医生的生活不像科学家那么有条不紊，却有一些新颖而出其不意的情况发生，这些情况就像“窗户”和“窥孔”，可以用来洞察自然的纷繁复杂，而这种纷繁复杂无法在日常生活中预料到。17世纪的威廉·哈维写道：“大自然在展现机体除常规活动以外其他活动过程的情形下，才最坦诚地揭示其秘密。”这个有关一位自幼失明的患者在成年重见光明的电话也暗含了这样一种情形，其罕见性正如眼科医生阿尔佩托·瓦尔沃在《长期失明后重获视力》一书中写的那样：“实际上，过去一千多年来，我们了解的类似例子最多20个。”
人们首先会想到这样的问题：这种病人的视觉是什么样的？从重见天日那一刻起视觉就和一般人一样吗？常识告诉我们：打开眼睛，取走障碍物（用《新约》里的话说），盲人就获得了视力。
但果真如此简单吗？要想看见，经验不是必需的吗？人们不是得学着看吗？对这一问题的相关文献我不是很熟，但对1963年《心理学季刊》上心理学家理查德·格雷戈里和吉恩·G．华莱士写的一篇精彩个案，我却读得出了神。我这才了解到，曾经有几百年的时间，这种病人（无论是假设的还是真实的）深深吸引过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注意。17世纪哲学家威廉·莫利纽克斯的妻子是盲人，他曾经问过朋友约翰·洛克：“如果一个人先天失明，现在长大成人并学会通过触觉区分立方体和球体，假??现在他又能看见了，那么在摸到物体之前他能通过视力区分哪个是立方体，哪个是球体吗？”洛克在《人类理解论》（1690）里思考了这一问题，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乔治·伯克利在《视觉新论》（1709）中更详细地考察了这一问题以及视觉和触觉的整体联系，他总结道：触觉世界和视觉世界并非必然相连，只有在经验的基础上二者才能建立联系。
但是从那之后20年过去了，这些观点才付诸检验。1728年，一名英国外科医生威廉·切塞尔登从一名先天失明的13岁男孩眼里摘除了白内障。尽管男孩年轻聪明，但还是在最简单的视觉感知上困难重重。他没有距离感，也不知道什么是空间或大小，对素描、油画和用二维平面表现现实事物困惑不已，这些都让人感到奇怪。后来正如伯克利预料的那样，随着慢慢将视觉体验和触觉体验联系在一起，他才逐渐在一定范围内理解其所见。切塞尔登这个手术之后的250年里，很多病人出现过类似情况：几乎全都经历过极度的“洛克式”困惑和混乱。
后来我得知，绷带从维吉尔的眼睛上摘下后，他看到医生和未婚妻，就笑了起来。毫无疑问，他看到了什么。但他看到了什么呢？“看”对这个从来“没看”过的人意味着什么？他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怎样的世界？
为爱复明
维吉尔出生于肯塔基州的一个小农场里，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不久。婴儿时期，他视觉正常，不过（母亲认为）在蹒跚学步时视力就开始很差，有时会撞到其他东西上，就像没看见它们似的。3岁时，他得了脑膜炎（大脑和其薄膜发炎）、小儿麻痹症和猫抓热（良性淋巴网状内皮细胞增生症），三病缠身，病得厉害。病重期间，他全身痉挛、几乎失明、双腿瘫痪，还伴有一定程度的呼吸麻痹，10天后不省人事。他昏迷了两周，苏醒过来时，按其母亲的话说似乎成了“另一个人”：懒得出奇、冷淡、被动，完全不是之前那个生机勃勃、淘气捣蛋的孩子了。
第二年，他虽然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但腿有了力气，胸膛也更结实了，视觉也显著恢复，但是视网膜却被严重损坏了。然而，他的视网膜损伤到底完全是由重病造成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先天视网膜退化有关，这点从未有人弄清楚。
维吉尔6岁时，双眼开始长出白内障，他又一次失明了。同年，他上了盲童学校，最终学会了布莱叶盲文，也能熟练使用手杖。但他不是个出色的学生，他不像有些盲人那样敢于冒险、积极寻求独立，在校期间一直表现出惊人的消极被动--其实生病以来他一直如此。
20岁时维吉尔毕业了。他决定离开肯塔基州，去俄克拉何马州的一个城市接受培训、找工作、寻求自己的人生。他接受了按摩治疗师培训，很快在基督教青年会找到了工作。他很擅长这份工作，而且很受敬重，青年会很乐意留他做终身员工，还为其提供了一所小房子，就在他之前住所的马路对面。过去他一直和同在青年会工作的一个朋友住在一起。维吉尔有很多主顾，他对按摩细节的描述引人入胜，看得出他对自己的工作乐在其中，很是享受。以这种中规中矩的方式，维吉尔缔造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工作稳定，也有了身份；自立自主，还拥有朋友；能读布莱叶盲文版的报纸书刊--尽管随着近年来有声读物的出现它已经越来越少。他酷爱运动，尤其是棒球，喜欢收听广播里的球赛，对棒球比赛、球员、结果和计分方式他无所不知。他谈过几次恋爱，还会坐公共汽车到另一个城市去看女朋友。维吉尔和家人关系密切，特别是和母亲。他会定期从农场拿回好几篮子食物，也能来回送几篮子换洗衣物。总的来说，维吉尔的生活有一定局限，但也安稳祥和。
1991年，他遇到了艾米--或者说他们再次相遇。因为早在20多年前甚至更早他俩就彼此熟识。艾米的背景与维吉尔不同：她生于一个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家庭，在新罕布什尔州上大学，获植物学学士学位。她在镇上另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当游泳教练。1968年在一次猫展上她遇到了维吉尔，他们约会了几次，当时她20出头，他则大几岁。但是艾米随后决定回阿肯色州念书，在那里遇到了第一任丈夫，就和维吉尔失去了联系。她经营了一段时间苗圃，专门培植兰花，但在患上严重的哮喘后就不得不放弃了。几年后艾米和第一任丈夫离婚，然后回到了俄克拉何马州。出乎意料的是，1988年维吉尔开始给她打电话，煲了三年电话粥后，两人最终于1991年再次见面，艾米说：“突然觉得回到了20年前。”
在生命的这一时刻再次相遇，两人都对结婚有某种渴望。对艾米来说，这也许是个积极的选择。因为她看到维吉尔老是过着一种（她感到）如植物般沉闷呆板的生活：去青年会，做按摩，回家，在家里听广播球赛的时间越来越多，而每年出去和别人见面的次数却越来越少。她感到让维吉尔复明就像婚姻一样，会打破他懒散的单身状态，让两人都拥有一种新生活。
如同在别的方面一样，维吉尔在自己的病症治疗方面也很消极被动。这么多年他已经被家人带着看过很多医生了，他们一致拒绝为他手术，认为他的视网膜十之八九已经丧失功能了，而维吉尔似乎也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但是艾米不同意，她说，维吉尔已经看不到了，所以情况不会更糟，而且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也许能在失明将近45年之后重新看见。这种可能性虽然渺茫，但是想想就让人激动万分，而不会计较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最终，艾米促成了这次手术。不过维吉尔的母亲因为担心节外生枝而强烈反对，认为“他这样就很好”。维吉尔本人在这件事上没有表态，似乎不管他们如何决定他都乐意照办。
9月中旬，手术的日子来了。维吉尔的右眼摘除了白内障，并植入了人工晶状体，然后按照惯例打上绷带，以保证24小时的康复期。第二天摘下绷带，维吉尔的眼睛终于毫无阻碍地面对这个世界--真相揭晓的那一刻即将到来了！
但是期盼的那一刻出现了吗？事情的结果（正如我之后弄清楚的那样）还不至于像艾米日记里描述的那样不可思议，至少也是非常奇怪的。激动人心的那一刻迟迟未出现，最终落空了。维吉尔嘴里并没有喊出“我看到了”，他木然地看着面前还拿着绷带的大夫，不知所措，目光分散，只是在大夫说“喂”的时候，他的脸上才掠过一个表情，似乎表明他看到了。
维吉尔后来告诉我，那一刻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光、运动、颜色统统混在一起，毫无意义，一片模糊，接着模糊之中传来一个声音“喂”。 他说，那时，也仅仅在那时，他才终于认识到这片混乱的光和影其实是张面孔--确实，那是他的手术大夫的面孔。
他的经历几乎和格雷戈里的病人S.B.的一模一样，S.B.幼年时意外失明，50多岁接受了角膜移植手术，他是这样描述当时情景的：
摘下绷带时…… 他听到一个声音从面前响起并向一侧传去。他转向声音的源头，看到了一片模糊。他意识到这一定是一张面孔……他似乎认为，如果之前没有听过声音，也不知道声音由人发出，那么他一定认不出那是张面孔。
我们这些人生来能看见，很难想象那种混乱。因为我们天生感觉齐全，并且将感觉彼此相连，从一开始就构建了一个视觉世界--一个将可见事物、概念和意义相连的世界；每天早晨睁开眼睛就是一个需要我们花费一生去“学习看”的世界。我们并非被动接受世界，而是通过不断经历、分类、记忆和重新联系来建构自己的世界。但当维吉尔失明45年后睁开眼睛时，却没有视觉记忆来支持视觉感知，幼儿期仅有的一点视觉经历也早已遗忘了，等待他的是个毫无经验和意义的世界。他能看，但是看到的毫无连贯性；他的视网膜和视神经富有活性、能传递冲动，但是大脑却无法赋予其意义--用神经科大夫的话说，他是失认的。
每个人，包括维吉尔在内，都希望事情越简单越好。人们睁开眼睛，光射进来落在视网膜上，然后就看到了--我们想象中就是如此简单。而且，像大多数眼科医生一样，摘除患者的白内障是外科大夫的经验做法，否则病人后半生几乎就看不到了；而如果手术成功，患者确实几乎立刻就能恢复正常视力，因为他们从未丧失过看的能力。但是，尽管外科医生会对手术和术后可能的并发症会诊讨论，但对维吉尔可能遇到的神经和心理问题却鲜有讨论和准备。
白内障摘除后，维吉尔就能看见颜色和运动，也能看到（但不能辨认）大的物体和形状，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他能读到斯内伦标准视力表的第三行--这一行对应着大约20/100或更好一点的视敏度。尽管他最好的视力能够达到20/80，这看似已经不少了，但他缺少连贯性的视野；这是因为中央视力很差，眼睛几乎不可能注视目标，所以眼睛不断失去目标，再随机搜索活动物体，找到之后又会失去。很显然，视网膜的中央部位即黄斑（专职于高灵敏度和注视）几乎不能发挥功能，他目前拥有的视觉能力单单是周围的旁黄斑区域发挥作用的结果。由于他的视网膜上完整或相对完整的区域与萎缩的区域不断交替，造成不同区域色素沉淀有多有少，所以它本身呈现的是受到虫蛀似的带花斑的影像。维吉尔的黄斑退化而黯淡，整个视网膜的血管也很细。
我后来得知，维吉尔的检查表明旧疾会留下疤痕或残留物，但是当前没有显著的症状，这样，维吉尔的视力可能会像现在这样稳定地保持后半生。而且（既然情况最差的那只眼睛首先做了手术），相当于右眼来说，一周后有待手术的左眼视网膜可能更管用。
“看得见”的困惑
虽然接完第一个电话后我就冲动地想搭下一班飞机去俄克拉何马州，但是我当时无法立即前往。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通过和艾米、维吉尔的母亲，当然还有维吉尔本人通话，我也了解到维吉尔的进展。我还和哈姆林医生以及远在英国的理查德·格雷戈里详细地讨论过应该带哪些测试材料，因为我自己从未遇到过这种病例，除了格雷戈里我也不认识遇到这种病例的其他人。我带齐了材料--立体物、图画、漫画、错觉图片、录像带和由一个心理学同行拉尔夫·西格尔设计的专门的知觉测试，然后打电话给一个眼科医生朋友罗伯特·沃瑟曼（之前因为一个色盲病例我们曾共事过），我们开始商量拜访维吉尔的计划。我们觉得重要的不仅是做测试，还要看看他如何应付现实生活--家里、外边、自然环境下、社会情境下等。同样关键的是，我们要看看他作为一个人如何将自己的生活史--独特的性格、需求和期望--带入现今这一关键阶段；我们还要见见一直鼓励他做手术的妻子，维吉尔现在终于可以与她亲密往来了；我们不仅要看维吉尔的眼睛和知觉能力，还要看一下他其他各方面的进展和生活方式。
现在已是新婚夫妇的维吉尔和艾米在机场出口检票处迎接我们。维吉尔中等身材，但是过于肥胖，他行动缓慢，稍微一动就会咳嗽和喘息，显然他并未完全恢复健康。他的眼睛来回扫视、左顾右盼，当艾米介绍鲍勃和我时，他像是没有立即看到我们，朝我们这边看但是没完全看着我们。瞬间我有了一种强烈的感受：尽管维吉尔每分钟都在笑着听我们说话，但他并没真正看我们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