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等车的人们懒洋洋地坐在简易座椅上，身旁放着大大小小的包，占满了整个大厅的空间。我小心地绕过一个又一个包，在靠近洗手间的地方找到了一个没有人坐着的椅子，椅子上面放着行李，旁边坐着一位中年男子，他胳臂搭在行李上，半闭着眼，一副恹恹欲睡的样子。我看一眼他，很客气地对他说：“这是你的行李吗？能不能给人让一下呀？”
那男子睁开了眼，慢腾腾地向四周扫了一圈，看看周围还有没有空着的椅子。当他确知周围确实没有空着的座位，才极不情愿地把一个摞着一个的行李从座位上拿下来，从嗓子眼里冒出一声混浊的“嗯”。我说了一声谢谢，便坐在那冰凉的、生硬的椅子上。看着这熙熙攘攘的人群，我突然联想到南来北往的候鸟。
首先想到的是人人熟悉的家燕，它们随着春天的脚步，飞入我国境内的寻常百姓人家，垒窝筑巢，繁衍后代。到了秋天，它们又拖儿带女，结群南飞至印度、南洋群岛和澳大利亚等地越冬。来年春天再北返。行程数万公里。
天鹅也是中国人熟悉且喜爱的候鸟，冬天来临之际，它们换好新装，携老带幼，结成小队，从新疆某地展翅起飞，南下长江下游及地中海和印度西北一带越冬。第二年春天，返回新疆。
有些候鸟的行程更加遥远，比如北极燕鸥，它们每年在北极和南极之间往返一次，在两极分别度过南北两半球的夏天，它们飞过的路程，几乎等于绕地球飞了一圈。
候鸟的一生就是在这无休无止的远征中渡过的，到温暖的春天，它们飞回它们的出生地，在这里谈情说爱，生儿育女。快到天寒地冻的时候，它们带着它们的孩子飞到温暖的南方，等它们养肥了自己，储备了足够的能量，在下一个春季到来的时候，它们又要开始伟大的远征。亘古以来就是如此。这是生存的需要，是大自然造就的，是不以鸟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看着候车大厅里或坐着的、或站着的、或东张西望的、或踌躇满志的、或神情紧张的、或悠闲自在的人们，他们不也从世界各地云集到这里，又从这里奔向世界各地吗？候鸟的奔波是为了繁衍生息，那么这些奔波的人呢，他们又是为了什么？
你可以说，他们也是为了生存。他们可能去谈一笔生意，也可能是外出打工，也可能是受上司的指派完成某一项工作任务，总之是为了获取自己足够的生活资料，来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那么我艾梦瑶呢？既不是谈一笔生意，也不是去打工，更不是受上司的指派，就这样无目的地出来，加入到这些候鸟般奔涌的人群中，到底是为了什么？
原来，除了那些为生计奔波的人们，还有像我这样为了奔波而奔波的人，只不过，有的人自己掏腰包奔来奔去，就像我；有的人掏人民的腰包在全世界跑来跑去，他们就像天生的旅行家，每到一处都有当地的官员陪着，吃着免费的饭菜，住着高档的宾馆，出入灯红酒绿之所，留恋忘返于名山大川之间，好不自在。
候鸟的故事以及由此引起的联想，帮我打发着飞快流失的时间，我身旁的那位先生不知什么时候消失在人流中，代之而坐在那儿的，是一位洋女士，她高个儿，清瘦的脸庞上，有一对碧蓝的大眼睛，细高的鼻子高得有点怕人。她穿着一身旅行者的服装，装扮得十分朴素。她弯腰解开旅行包的拉链，从中取出一个塑料袋，把它放在自己的腿上，再慢慢地拉上旅行包的拉链，然后打开那个塑料袋，取出一块面包和另一个小塑料袋。看来她要在这里吃晚饭了。
那是一块黑色的面包，她用她那纤细的手指，小心地掰开面包，放在装了它的那个塑料袋上，又去打开另一个小塑料袋，从中夹出一片薄薄的黄油片，拿起面包，夹在面包中，慢慢地吃起来。吃完后，把空塑料袋很认真地折叠起来，郑重其事地放进旅行包，从衣兜里摸出一小袋餐巾纸，擦擦手，也将它放进旅行包。看上去是那么井井有条，一丝不苟。
那洋女士抬起头，看一眼大屏幕上滚动的列车车次和时刻表，从衣兜里掏出一个本本和一支笔，弯着头，不停地写着什么。我偏过头看一眼，她用的是英文，书写速度非常快，不一会儿功夫就写满了一张，她翻到下一张，用一根皮筋套住写过的页码，接着往下写。我真想跟她搭个腔，但看她那神情专注的样子，我的这个想法也就打消了。
我要乘的车终于要发车了，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那位洋女士也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我想，看来我们是一路了。不知为什么，我暗自有点高兴。
我随拥挤的人流艰难地向前移动，并不时地向后看看，那位洋女士紧跟在我的后面，上车后我才发现，她和我同在一个车箱里，更巧得是，我俩的铺位都是下铺，正好面对着面。
行李架上放满了行李，那位洋女士观察了一下行李架和周围的旅客，伸手将行李架整理出一块地儿，她刚想把自己的旅行包放上去，见我提着包也在寻找放行李的地方，就稍稍迟疑了一下，便用生硬的汉语对我说：“你来，你来。 ”
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她说：“还是你放吧，因为你是客人。”
那位洋女士说：“不用客气，你来，你来。我的行李重，放在下边就可以了。”她一边说，一边弯腰打量着卧铺下面，接着就放下旅行包，把它轻轻地推到卧铺下面，叫我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我恭敬不如从命，用英语说了声谢谢，放好了行李，想就此为契机，和她说说话。
我用有限的英语和她交流。她的汉语说得不是很好，但她掌握的汉语词汇和语法知识并不比一般的中国人少，她完全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用汉语回答我的问题。这样，我就完全用不着有限的英语，可以用汉语和她轻松聊天了。问起她的名字，她说了一长串，我只记住了一个单词，就称她为珍妮。聊天中得知，她来自加拿大，十分喜爱中国文化，几年前应我国西北一所高校的邀请来该校任教。此次是专程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人类学和民俗文化考察活动的。于是我也决定，和她同行。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又坐了几十分钟的汽车，她们进入西南地区被称作“化石圣地”的冒天山。这里的自然景色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远不如祁连山那样巍峨与崎丽，使它名扬天下的，是这里出土的古生物化石。它告诉人们，在五亿三千万年前的寒武纪，这里曾经是动物的乐园，其中包括人类的祖先。你是知道的，二十世纪初，在珍妮的家乡加拿大北部的布吉斯发现的生物化石群，改写了生物进化的历史，而冒天山“化石圣地”的发现，将这一历史又往前推进了一千五百多万年。
这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国际重点保护区保护了起来，我俩的行动理所当然地受到限制，不能进入它的核心区域，而获准进入非核心区域进行考察。尽管如此，珍妮已经非常满意了，她像饥饿的孩子见到母亲的乳汁一样，贪婪地观察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我看过有关的资料，这里的化石种类特别繁多，从海绵、水母、触手类、虫类、天鹅绒虫、腕足类、各种节肢类，到最高的脊索或半脊索动物，另外还包括了很多现今已经灭绝、形状“古怪”的动物，共有三十多个门类。
我们逗留了半天时间，便乘车前往县城。在路上，我俩一直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化石这个话题。我感叹道：“这么多不同的动物门类突然同时出现，并且完全没有留下任何进化或演变的痕迹，好像我们这颗星球上的生物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出现并发展起来似的。”
珍妮用汉语说道，“所以科学家们称之为‘动物大爆炸’或‘生命大爆炸’。”
我问珍妮：“是不是可以认为，传统的生物进化学说难以解释这一发现。就像牛顿的力学原理不能解释微观世界一样，我们得找出更加先进的理论对此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珍妮耸耸肩，做了一个肯定的姿式。
这里离县城只有十多公里的路，晚上我们下榻到县城一家小旅馆，匆匆吃了点东西，我感觉有点累，便躺下来休息。而我的旅伴又拿出那个随身携带的本本写了起来，我真佩服她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
不一会儿，我睡着了。不知睡了多长时间，醒来后，珍妮还没有睡，她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张地图。地图铺在床上，她那纤细的手指在地图上缓缓地移动，样子极其认真。我伸个懒腰，轻轻地咳了一声，珍妮抬头看我一眼，说：“你睡得真香！”
我笑笑，不好意思地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心宽体胖，一个人心里没事，睡得就好，睡得好自然就胖了。”
珍妮停下来，很友好地笑笑：“可你并不胖呀。”
接下来，我们把话题扯到各自的家乡，诉说家乡的风土人情，自然环境，双方都听得津津有味。后来我问珍妮是否结过婚，尽管我知道，西方人是不乐意别人问此类问题，也不愿意谈论这类问题的。但我还是问了。珍妮坦率地告诉我，她没有结过婚，也不想结婚，如果结了婚，她就不能孤身一人来异国他乡干她乐于干的事了。我又问她，是否爱过一位男人，并且是刻骨铭心的那种。珍妮摇摇头，没有回答。我告诉珍妮，我爱上了一个男人。珍妮问我，爱上的是一位什么样的男人，我回答说：“是一位挺着脊梁看世界的男人。”
珍妮说：“祝贺你，朋友。用贵国的一句熟语，‘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说：“这不可能，因为他已婚，”稍停我问珍妮，“你如何看待这事？如果当事人是你，你会如何处理？”
面对我一连串的问号，珍妮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我，而是和我谈起了“爱”，谈起了婚姻。我们两个来自东西两个半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认同的女性，对爱和婚姻的感受越谈越有趣，一直谈到我俩都精疲力竭。
老兄，你看到这些洋洋洒洒的文字，不知有何感受？
看完邮件，丁小凡的心为之一震。过去，他隐隐地感觉到她对他的那份热情与好感，但他没有想到她在深深地爱着自己，她把这种爱化作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表达给一位认识不久的外国人，并通过邮件，表白给他爱着人。他想，不知她的下一步，会走向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