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莉莉原本正竖起了耳朵，听到窗外运河里有一只船划过去了，哗哗哗哗的水声；再远一些的地方，几个小孩在唱儿歌，一个嗓音嘹亮，一个声音嘶哑--而这时，上海医生的声音突然像羽毛一样飘了起来，越飘越高，越飘越远……而接下来童有源说话的声音也轻了，飘了，也像羽毛一样飞起来了……
“笃笃笃，卖糖粥，
三斤核桃四斤壳，
吃侬额肉，还侬额壳……”
或许是这位手上长冻疮的上海医生医术还欠高明，几个月过后，童有源又去了上海的一个诊所。然而这次旅途童莉莉从一开始就病倒了，低烧不断。她只隐约记得有个下雨的黄昏，在上海摇晃着的双层有轨电车上，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也不知道经过了多久，她突然闻到一股浓烈的、犹如夏日黄昏茉莉盛开的香气。
一个穿白洋纱旗袍的女人站在他们面前。她梳着浓密油黑的发髻。旗袍的滚边和她的头发一样黑。这女人正笑着和童有源说话。这时便向童莉莉稍稍俯下身来。
童莉莉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她的脸。这是一张令人过目不忘的脸。鲜艳、浓烈、奇异，仿佛她从稀薄的空气里走过，连空气也要短缺一块似的。童莉莉不知怎么就给吓住了。她一把抓住童有源的手，怯生生地问：
“爸爸，电车怎么不开了？”
“封锁了。”童有源的回答非常简单。
那次他们只在上海呆了两天就回了。火车在冷清的站台上停了下来。童莉莉听到它长长地、仿佛再也支撑不住地叹了口气。
童有源到底得了什么病？
有这么一种讲法，当时很多人怀疑他患上了肺结核。虽然从没有人看到过童有源沾在白手帕上的血迹，不过那些日子，童有源确实老是无缘无故的发低烧、咳嗽，感到身体疲惫、并且日渐消瘦……他的情绪以及脸色也是让人觉得非常可疑的。一会儿苍白，一会儿潮红；刚才还是亢奋不已，下一刻突然又变得疲惫不堪。不过他倒是并不消沉，精神上也没有什么萎缩的迹象。恰恰相反，他肝火旺得要命，虽然他那旺盛而时断时续的激情，它们绝大部分都用在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
在童莉莉的记忆里，父亲似乎总是在路上。这些年来，他几乎常常这样。想来就来，说走就走。这还是好的。有时他走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还有些时候，童莉莉走上苏州老宅那道吱嘎作响的楼梯，突然看到父亲正坐在二楼朝南的窗户那里晒太阳--那是童莉莉的母亲平时常坐的位置。不管刮风还是雨雪，母亲王宝琴总是永远穿着深藏青色的衣服坐在那儿。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更没有人知道她是否在想念那个名叫童有源的人。那个有着闲散而容长身材的男人。那个无所事事的赌棍，嫖客。那个美雅之人……她直到死还爱着他。
他有病吗？他是否真的有病？
“我没有病！”童莉莉记得，那次童年的上海之行过后，她父亲站在河边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上，一手牵着懵懂的她。而她母亲王宝琴的身影则在家门口闪了一下。很快就不见了。
或许，童有源真的没有病。他是健康的。至少他曾经是健康的。不管怎么说，任何再精确的现代医术其实也存在着可能的疏忽。况且，无论是在上海的双层有轨电车上，在飘落细雪的冬青树下，还是沿着运河逆流而上的夜航船上，她的父亲看上去都是健康的。他的身心是如此强壮而又充沛。这甚至可以再往前推溯到三十年代末的某一天。那一年他住在上海，在那段有限的时间里，他认识了童莉莉的母亲，同时也认识了两三个妓女和一位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
而现在，每天早上，童有源便幽灵般出现在大门一侧的阴影里。
“我出去了。”他穿着多年不变的蓝灰色调的衣服，保持着多少年不变的颀长的身材与腰围--他懒洋洋地环顾了一下这间屋子，把刚才那句话又简短单调地重复了一遍。
“那么，我出去了呵。”
“中午回家吃饭吗？”这是长女童莉莉的声音。
“不了。”
“晚上呢？”仍然是童莉莉在问。
“说不准，不要等我了。”
每天都这样。几乎每天。王宝琴的声音是听不到的。她和童有源已经很久不说话了。即便四目相对，仍然毫无交集。每天这样。几乎每天就是这样。
他在想什么？这个人究竟在想些什么呢？有时候童莉莉忍不住也会在心里嘀咕。新时代来了。新世界铺天盖地地在四周、在全中国、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在阴雨不断然而又热气腾腾地伸展开来……然而，在这个刚刚来到的新世界里，她的父亲却像一个幽灵一样地晃悠着。他更像一个局外人。或者几乎可以这样说：
他简直就不太像这个世界上的人。
他要干什么呢？放着一个好好的家，放着一个美丽幽怨的女人和几个不知所措的孩子（童莉莉一共有四个弟妹）……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坐在报馆四楼的资料室里，童莉莉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飘扬着彩旗和标语的街道、街道两边沉甸甸的冬青、香樟树，以及走在街上、树枝和树枝的间隔中、还有被茂密的树叶遮蔽的三三两两的人群。
更远的地方是个小广场。就在那儿，附近几个单位的共青团和文工团员们正在进行一场热烈欢快的联欢舞会。先是《邀请舞》、《青春圆舞曲》、再是《咱们工人有力量》……《社员都是向阳花》……童莉莉耳边不时传来这些熟悉的曲子。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下午，空气里到处弥漫着百雀灵雪花膏和凡士林发腊的气味。一种家喻户晓、老少皆宜的气味。一种浓烈刺鼻……又稍稍让人感觉兴奋的气味。
然而，就在这种熟悉的气味里面，童莉莉突然觉得一阵疼痛，浑身上下不知道哪里痛了起来。痛极了。
比较远的天空那里飘着一朵云彩。每天早上，童有源从家里走出去的时候，童莉莉总会有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童有源，她的这个父亲--这一走，他便走到天边的那朵云彩那儿去了。
永远都不可能再回来了。
就在这个明媚春天的一个下午，童莉莉认识了同来看病的潘小倩。她是一个私营银行行长的女儿，两个人倚在医院回廊的紫藤树下聊了会儿天。潘小倩比童莉莉大两岁，短头发，大眼睛，娃娃脸上散布着细小的雀斑。她好像还有些细微的口吃……两个人很是有些一见如故的意思。
很快两人便相约着一起去看电影。为了究竟是看《渡江侦察记》还是《妇女代表》，她们还在城西的友谊电影院前面略微争论了几句。两个小时以后潘小倩带着童莉莉回家吃了晚饭。原来说好一星期过后去童莉莉家的。但那天童莉莉说她临时有事。于是这个承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实现。
一年过后，潘小倩全家搬到了上海。童莉莉送她去了火车站。在车站那口锈迹斑斑的大钟下面，潘菊民塞给她一个厚厚的信封。
童莉莉没想到里面是钱。她更没想到里面会有那么多钱。
童莉莉第一次见到潘小倩的哥哥潘菊民，就是在一年前的那个晚上。与此同时，在潘家挂着齐白石字画的小客厅里，童莉莉还认识了潘菊民的中学同班同学吴光荣。吴光荣穿着藏青色的中山装、同色干部帽……他看上去要比潘菊民大个三、五岁。然而他的相貌无疑还算是好的，健康的紫铜肤色，双目炯然，闪烁有神，尤其……是看童莉莉的时候。
是潘小倩叽叽喳喳地告诉她关于吴光荣的事情。说此人童年时代是在江西县城的一座小煤矿度过的。十多岁时随父母辗转来到苏州，后来又辗转进了潘菊民上学的那所学校--并且就坐在潘菊民的旁边--潘小倩还说，其实吴光荣原来并不叫吴光荣，至少上学坐在潘菊民旁边的时候还不叫吴光荣。吴光荣开始叫吴光荣其实也就是这一两年的事情……
“你，你注意那人的左手了吗？”潘小倩坐在绣着蕾丝花边的粉红床单上，神秘兮兮地望着童莉莉。
“左手？”
“他的左手少，少了两根手指……手臂上还有一道很长很长的伤疤，嗯，足足有这么、这么……这么长。”潘小倩伸出两只修长的手，接着又张开修长的手上那些白晰完整的手指，用力而夸张地比划着。
这少了的两根手指,以及那道足足有“这么、这么、这么”长的伤疤……这些都很快从潘小倩嘴里得到了介绍与解释。事情是有传奇性的。也是有趣而离奇的--事情的起始好像是这样的--当年，在煤矿职工子弟小学读书的时候，吴光荣每天都要路过矿上的打风房。透过窗户，他惊讶地看到空气压缩机飞轮巨大的黑色阴影……它们铺天盖地，穿云裂石，如同暮色里黑鸦鸦突然降临的庞大鸟群。“等到长大以后，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呢？”成为潘菊民同桌后的吴光荣，有一天突然兴趣昂然地问道。潘菊民模棱两可的回答是不重要的。潘菊民有没有一本正经地回答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吴光荣斩钉截铁的声音：
“告诉你吧，我是有梦想的--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个管机器的工人！”
从来没有人说，与冰冷然而有力的机器打交道不能成为一个人的梦想；同样也没有人说，一个人少年时代偶然但是狂热的梦想仅仅只能止于梦想。
果然，吴光荣的梦想很快就实现了。
在中学毕业以后，吴光荣曾经神秘失踪了很长一段时间，等到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身板结实、肤色黝黑、目光坚定的年轻人。他告诉潘菊民和潘小倩他们，说他这段时间一直在一家兵工厂工作。他说他跟着那个兵工厂辗转走了很多地方。他还说，有时候在颠簸的卡车上一觉醒来，窗外的万顷稻田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逶迤的山峦和绵亘的红土地；还有些时候，一整夜他都能听到汹涌的洪水的声音，它就在离车队不远的河床那里流动着，发出家禽一般奇怪的叫声……他说有那么一次他差点就掉队了。那是个冬天的下午，他闹了好几天肚子了，下车解手后发现车队已经开出很远……
吴光荣说其实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这些年来，他跟随兵工厂一路走过的真实路线。从皖南到苏北，再到淮南，然后转战淮阴、沂蒙山，后又渡海到了东北的大连……
“那么，你的手……”
至于这样的疑问总是难免的。总是谁都忍不住会要问的。不管这问话出自于娃娃脸的潘小倩，或者还是容长脸蛋、桃花眼睛的哥哥潘菊民。当你倾听一段坚定而充满力量的叙述；当你又同时面对一个突然之间左手少了小指和无名指的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难免总会让人心生疑惑的。
“哦，炸了。”吴光荣淡淡地说。
“炸了？”兄妹俩几乎同时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