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春天总是美好的。虽然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春天就像梦幻，而对于另一部分则更像煎熬。昼夜变更着长短，四周田野里的农作物也开始蓬勃生长了。先是水稻，白薯，小麦，大麦，花生，粟，甘蔗，蓝靛；再是萝卜，胡萝卜，各种豆科植物，洋白菜，菜花，黄瓜，蕃茄，茄子，瓜类作物。昼长夜短也使人更容易听到一些声音，闻到一些气味。有那么几天，童莉莉对潘菊民说，皋桥外面的油菜花肯定开了；油菜花一开我就能闻到的，不管隔了多远。童莉莉晚上睡眠不好时还听到过飞机划破云层的声音。不过这声音肯定很多人都听到了，不管是在失眠的夜晚还是春光明媚的白天。这是这个国家第一次制造出自己的飞机。它们像装饰了花束和彩带的鸟儿一样飞上蓝天，欢送它们的是人群里爆发出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就在这之前，或者之后，同样欢欣鼓舞的场景还出现在一个巨大庄严的会议厅里。
--“暴风雨式的掌声整整延续了五分钟。”
在报馆新鲜出版的报纸上，是毛主席大气磅礴的正面像，以及同样大气磅礴的扬手一挥：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或许所有爱情故事的起始总是相似的。时间往前倒推个二十年，童莉莉的父亲童有源和母亲王宝琴也是在这样的春天开始的，心跳加速着，血脉驽张着。不过有些后来就平静了，有些则是久久不能平静。童莉莉新认识的朋友潘小倩和潘菊民，他们就是父母久久不能平静的产物。而随着时间缓缓的流动，那个站在医院回廊紫藤树下的潘小倩--她脸上细小俏皮的雀斑也会慢慢深起来，圆圆的脸颊陷进去一点点，说话也不那么容易害羞脸红了。她也要经历那个心跳加速、血脉驽张的过程，然后就平静了，或者久久的、甚至一生不能平静。谁知道呢。
但是且慢，所有的爱情故事往往也有着不同寻常的地方。这个人与那个人不一样，今天和明天也不一样。虽然还是毛主席说的，他在不久之前或者不久以后说过这样的话，他说--
“反对个人主义。”
这位名叫童莉莉的年轻姑娘，为了参加与潘菊民认识后的一场集体舞会，隔夜偷偷从商店里配了烫头发的药水--那是一种颜色混浊、气味奇怪的半透明液体，装在一个酒葫芦形状的玻璃瓶子里。半道上她就打开瓶塞闻了闻。第一下感觉是氨水的味道；再闻，却又像皋桥外面油菜花的味道了。
把这种一半是氨水、一半是皋桥外面油菜花的液体抹在头发上，瞬间里便有清凉而焦灼的味道。这其中焦灼的感觉，在后来火夹子放在炉子上烤热时强烈的嗞嗞声，以及再后来火夹子烫头发时微弱的嗞嗞声里到达高潮……不过，除了这些，内心的事情则没有人知道。
而那个让童莉莉产生奇怪感觉的年轻人潘菊民，每到春天的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郊外灵岩山上独坐半天。三十年代的某一天，他出生的那一天，灵岩山下太平乡兴旺村有一户人家办喜事，迎新的队伍敲敲打打在山脚下面绕了整整两圈。而在海拔182米的山顶天灵寺，中午明晃晃的大太阳底下有人推门而入。据说后来那人便在寺内剃度了。据说再后来就成了多年以后的高僧。仍然是那一天，到了后半夜，月光下面后山纵身跳下一位痴情女子……
当然，这样的事情刚刚出生的潘菊民是不会知道的。人各有命，富贵在天，这样的道理就自然更不会懂。然而他母亲的感受或许就会复杂很多。这位有着一双放大的小脚、一对细长美目的青年女子，原先是上海小康人家的女儿。家里的境况是好的，所以身上穿着常换常新的衣裳，并且就读于沪上一所新派女中。假如思想新了，干脆新派到几年以后惊艳好莱坞的那两位美女飞行员，那便另当别论；要不就干脆旧，旧到逆来顺受，天命不违。然而这女子却恰恰是个半新不旧的人物。在一次同样半新不旧的议亲失败之后，命运在她身上踩了个小小的脚印。
在心灰意懒、意志脆弱之际，她竟然爱上了家里私雇的黄包车夫--他也许也是爱她的，要不她不会怀上他的孩子；她也许真是爱他的，要不她不会提了家里一皮箱金银细软，偷偷和他去了苏州。然而有些时候，命运在踩了你一小脚以后，是不会忘记接下来的第二脚的。
她的家人很快找了来。黄包车夫最终以盗窃、诱奸二罪并处得刑四年。她在苏州中医院生了个孩子，是个女婴。脚还是天足，眼睛紧紧闭着，也看不出以后会不会细长美目，会不会动辄感情用事，受一些女人的苦--这孩子生下来就死了。
悲伤的母亲在生产满月后坐夜航船回上海。这时命运的第三脚重重地踩下来了，因为产后体虚，她在途中突然血崩不止，竟也走了。据说还有同船的护士作为证人--当然，这回是假的。
那个黄包车夫据说后来减了刑，但因为莫名其妙的罪行在牢里呆上一天都是更大的罪孽；又据说他后来返乡务农，先是种植茶叶、桔子，后来又开始养些小鱼、虾米和螃蟹。而她，接下来便是隐姓埋名移居他乡。辗转到后来，她又被家族偷偷安排回到苏州。然后，过了几个月？一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她遇到了现在的丈夫，并且很快生下了一双儿女。
长子名叫潘菊民。次女则名潘小倩。这两个名字都是他们的父亲潘先生起的。在他们很小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潘先生带他们去太湖边的东西山看梅花。山岗上除了梅花，还生满了茂密的青草和花儿，有万年蒿、茅草、房白草、羊草、马黄草、碱草、荻草、菖蒲、蒲棒、苍术、铺草、浮草、荇草、坐草、艾蒿、蓬蒿、益母草、马兰、菟丝子、四金草、鬼针、虎掌草、蝎子草、地丁草、席草、瓦松草、蒺藜、藫麻、线麻、乌拉草、串笼草、短荻草、芨芨草、醉马草，还有金沙龙、刺蘑花、狼毒花、木香花、石竹花、蜀菊、百合、黄花、指甲花、苍蝇花、苜蓿花、蒡岚……
山坡的另一面是一片果园。
儒雅和善、热爱园艺、热爱基督、并且也爱着他们母亲的潘先生对他们说道--
“看到那些花了吗……你们看，许许多多的花瓣围绕着花蕊，它们共同组成了一朵花。春天来了的时候，或者是风，或者是蜜蜂、蝴蝶、甲虫和飞蛾，它们将花蕊里的花粉传播出去；有时候一阵大风，很多很多花粉在天上飞着，有些掉到水里了，有些飞着飞着就没有了，还有不多的一些最后变成了果子。”
这是个花粉飘散般轻柔安静的家庭。
不能说生活完全没有遗憾。一个女人改了姓名又换了历史，要说完全心满意足那是谎话。最好的事情，是花粉正好通过昆虫或者微风，落到它最终应该落下的地方。一朵花其实就是一个植物的生殖器。这种事情讲明了有些不雅，但怎样让一朵花碰到另一朵花，这就是生活。
而那位对于植物的雌蕊雄蕊、雌蕊的湿型柱头、开放型花柱、以及花粉的传播方向如数家珍的潘先生，每个星期天早晨，他都会去礼拜堂做一次礼拜。潘太太紧紧跟在他的后面。她拉着他的手。他走得快她就也走得快，他走得慢她就也走得慢。除非他快到她的手再也拉不住他，快到她那双放大的小脚完全跟不上的程度。这种事情自然是不会发生的。夫妻总是应该相濡以沫，如同种子跟着风。即便他根本就不知道，和他在一起的其实完全是个陌生人；或者她因为某种原因终身信守着这个秘密。也许以前，当她穿着学生服坐在黄包车上，当黄包车经过一个又一个尖头圆顶、尖头尖顶、圆头圆顶的礼拜堂时，她内心完全没有任何感触。但是现在，因为他信基督她便也跟着相信；他低下头对神说他是有罪的，她便也跟着说她其实同样如此。
那是一个青砖青瓦方方正正的礼拜堂。只是在两层楼的西南角那儿突然升起一层，形成一个同样方方正正的钟楼。在苏州下也下不停、然而下也下不大的牛毛细雨中，潘先生和潘太太携手走进去……钟声在这时正好响起来，不高不低的那几声，不多不少的那几声。
有种说不出来的和谐。
那两个孩子--潘菊民和潘小倩，就这样看上去，他们倒也像是某种和谐的产物。两个都是安静的性格，不太喜欢动。他们那轻柔安静的家就在盘门老城墙旁边的一条巷子里。每到春天刚来的时候，两个小人儿就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站在巷子的尽头放风筝。
风筝的线很长很长，很飘很飘……两个圆滚滚的小人儿在巷子的这一头和那一头之间奋力奔跑。很多个小小的屋角翘起来，飞上天去，像很多很多把迟钝而细碎的尖刀。
潘先生有一个外国教友来过苏州几次，回去之后便认认真真、煞有介事地写了一本书。潘先生断断续续地看过里面的一些章节。他对其中的几段细节尤其感兴趣。
第一段是这样的：中国儿童不像我们的孩子们那样奔跑，嬉闹，爬行。中国学生不如白人学生奔放不羁。中国人不知道体育运动，他们放风筝、斗蟋蟀、赌博、下棋、放鞭炮。
潘先生莞尔一笑。
第二段也有意思：中国喜欢的是温驯的骡子而非马，骡子只是慢慢地走或轻快小跑。骑在骡子上的士兵加速时，所产生的一种情景使眼睛得到放松。
潘先生记得当时雇了辆马车陪他去灵岩山。走到半道的时候，那匹老马突然跑不动了。怎么打它也不跑，怎么骂它也不走。万般无奈，只能去附近的农家借了头骡子先顶替一下。
而第三段则让潘先生忍不住笑出了声来--
中国人从来不把拳击作为一种运动，斗殴很少，没有相互之间猛烈的打架，有的也不过是女人式的抓伤和抓头发。男子唱歌，不过是一种鼻子发出的假音。这与西方男子的吼叫形成了奇怪的对比。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潘先生颇为喜欢自己现在的这种生活。两个孩子他也是满意的，他的教育方式同样更是和谐自然。孩子长在一个有爱而宁静的家庭里，按照自然的规律成长，并且适当给予教育，这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至于这孩子未来怎样，是美多一点，还是丑多一点，是快乐多于忧伤，还是忧伤得忘记了快乐……这些事情父母能知道一些，但也有很多是不知道的；有些事情反而旁人看得更清楚些，但因为是旁人，看了知道了也很快就忘了。当然了，上帝是知道得最多的。
每个星期天，潘先生和潘太太都会去礼拜堂表达内心对于上帝的赞美，并且适当地和他说说心里话。有时候他们带着潘菊民，有时候带着潘小倩。潘菊民去过几次以后就不愿意去了，潘小倩则一直坚持了下来。
但是，也有些事情是潘菊民能够或者愿意坚持下来的。在跟着潘先生去过一次东中市的“中和楼”书场以后，潘菊民自己又去了几次。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潘菊民去的那些地方就连评弹老书客潘先生都没去过。他去宫巷的“桂舫阁”，他去石路湖田堂的“引凤园”，他去临顿路的“清河轩”，他还去道前街的“雅仙居”，去葑门横街的“椿沁园”，去山塘街的“大观园”，去濂溪坊的“怡鸿馆”，去热热闹闹太监弄里热热闹闹的“老意和”……他游荡在这些嘈杂的三教九流不断的书场茶楼里面，就像一个虚幻的、若有似无、有可有无的影子。
有时候，潘菊民和常与上帝说话的妹妹潘小倩分别从书场和教堂回来，两个人在昏暗的楼梯间遇到，彼此都觉得对方就像一个身上裹着紧身隔离衣的晃晃悠悠的影子。
当然，很多时候，爱情其实也是这个世界上穿了隔离衣的晃晃悠悠的影子。有一些爱情是天生的。无法解释的。要不就不是爱情。所以说，潘菊民第一次约了童莉莉坐在灵岩山半山腰的时候，两个人几乎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就不说。不说也不要紧，因为其实心里全都知道。于是就看看天上的云，山腰那里的树，树上停着的鸟……心里是甜蜜着的，脸上还不能露出太多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脸上和心里的并不那么一致，并不那么和谐。
这样的事情总是难免的。即便在一个满世界都是兴冲冲的春天里，总也会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的。总也会有人心里怀揣着悲哀的。只不过有些悲哀别人看得到，自己说得出来；也有些悲哀别人看不到，所以说出来了也没有人相信。当然也会有一些自己也说不清楚、或者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总是会有些稀奇百怪的荒唐事情发生。
童莉莉就一直在想着这样的一桩。昨天下午报馆里又开了个大会，大会之后紧接着还是一个小会。大家讨论的时候和平时一样兴致昂然，并且还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气愤。确实是一件让人感到气愤的事情。邻近一个小县城医院的江姓女护士和赵姓男医生谈起了恋爱。坏事跟着好事来，男医生是因为情到浓时恍惚迷离而在工作上犯了错误呢，或者还是本来就有疏忽，而雾气一样的情感再次加深了这种疏忽……他也没得到什么人的批准，就糊里糊涂地超出制度用药为女护士治病。总之他是犯错误了。负责调查男医生错误、并让他深刻反省的有三个人。他们每天都要在确定或者不确定的时间与男医生进行交谈，有时态度温和，大部分时间则冷静严肃--
“你知道自己犯错误了吗，赵××同志？”
“知道，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
“你愿意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吗，赵××同志？”
“是的，我愿意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
交谈基本上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的，问得确切，答得诚恳。但很快，问话的航船就在一块暗礁那里搁浅了。
“赵××同志，你和江××同志睡过觉了吗？”
“……”
“赵××同志，你和江××同志睡过觉了吗？”
“……这和我的问题没有关系。”
“请你认真回答这个问题，赵××同志--你和江××同志睡觉了没有？”
这个循环往复并且暂时得不到解答的问题，在接下来的清晨、正午、落日时分甚至深更半夜，又触目惊心地摆在了那位可怜的女护士面前。
“江××同志，你热爱党吗？”
“我热爱党。”
“你热爱毛主席吗？”
“我热爱毛主席。”
“作为一个爱党爱毛主席的好同志，就应该把革命队伍里的坏人揪出来。”
“……”
“江××同志，赵××是不是把你强奸了？”
“……我和赵××同志是在谈朋友。”
“江××同志，你要非常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赵××是否打着谈朋友的幌子把你强奸了？”
“你再不坦白，我就叫医生检查你，开除你，叫你坐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