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阶层和管理阶层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思考，迈向领导之路的最佳准备也是思考。因此，希望你每天都能抽出一定的时间来练习合理的单独思考，并且朝着成功的方向去思考。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培养起了领导气质、管理者的才能。
一名优秀的领导者不仅要具有上述的特质，而且还要具有与个人价值观相一致的自我约束能力，他的行为也必须同这些价值观相一致。优秀的领导者具有较强的人格魅力，而不会表现出对组织造成伤害的性格缺陷。
找专业的人才来做专业的事
成功指南
我们选用的最合适的人，就应该是德才兼备，而且善于团结合作的人。
一个组织要想成功，只靠一个领导者是远远不够的。领导者需要别人来帮助他。但并不是任何人都有这个能力或资本来协助领导的，这时，作为领导的你就要在人群中选出你需要的人。
汉高祖刘邦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子房；镇守国家、安抚人民、发饷送粮保障军队，我不如萧何；指挥百万军队，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他们三位，都是人中豪杰，因为我能任用他们，所以我能得到天下。”从这里完全看得出用人的重要性。
选用人才也是有原则可循的。有的人认为，自己能够网罗到最优秀的人，就一定能够成就大事，实际不然。在团队中，选用最适合的人而非最优秀的，才是制胜的法宝。
有些人专业素质非常高，也就是很“有才”，但思想品质却十分差劲，也就是说“无德”，这种人即使本领再高，恐怕也不能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对德才关系做了较为全面、较为精辟论证的，是宋朝的司马光。司马光明确指出德与才是不能分开的，德靠才来发挥，才靠德来统帅。从德和才两个方面出发，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在用人时，如果没有圣人和君子，那么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因为有才而缺德的人是最危险的人物，比无才无德还要坏。司马光还说，人们往往只看到人的才，而忽视了德。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司马光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家，自然有他的思想局限性，但是就德才关系本身的分析来看，其论述还是比较深刻的。
用人以德为先，次之才学，也就是要防止重才而轻德的现象出现。有才而缺德，这样的人只能是奸才、歪才、邪才。当然，只有德而没有才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缺才有德的人，是忠厚人、老实人、辛苦人、正派人，但才气没有了。这样的人不是做事所需的人才。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不但本人是大德大才的旷古奇才，用人也以德才兼备为准则。蒋琬、费、姜维都是诸葛亮精心选拔为他理政、治军的接班人。蒋琬入蜀初期任丰都县长，刘备下去巡视，适见蒋琬饮醉，不理事，大怒，要杀他。诸葛亮深知其人的能力和德行，便为之说情。刘备敬重诸葛亮，听其言，才不加罪。后诸葛亮提拔蒋琬为丞相府长史，诸葛亮每次出征，蒋琬都足食足兵相以供给。诸葛亮常赞琬为人“忠雅”，可与他辅佐蜀汉王业。诸葛亮死前，密表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诸葛亮死，琬执政，其人大公无私，胸怀广阔，能团结人，明知时势，做到国治民安。蒋琬病，荐费代之，费为人明断事，善理事，知军事，他在任时边境无虞，魏人不敢正窥西蜀。姜维继诸葛亮复兴汉室之志，屡次北伐，虽无大胜，但魏兵也不能侵入。及司马昭派大军伐蜀，刘禅昏庸，不听姜维派兵扼守阴平之议，邓艾得以偷渡而直捣成都。刘禅出降，并令姜维降，姜维想假降，待机杀钟会以复兴蜀汉，其夙愿虽未实现，足见其人忠烈。
刘备死后，有诸葛亮及其后继者蒋琬、费、姜维等辅佐，刘禅这昏庸之王才得以安坐帝位达41年之久。而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篡汉，魏立国虽有45年，但早在灭国前17年，司马懿就发动政变夺取了曹爽的军权，魏政权已归司马氏，魏已名存实亡，魏政权存在实际只有28年。孙权死后，孙亮立为吴帝，内部不和，国势日弱，遂被晋灭。孙权后人掌权只有27年。三国相比，蜀汉政权较稳固，无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之事，这是因为有德才兼备的贤臣辅佐之故。
我们选用的最合适的人，就应该是德才兼备，而且是善于团结合作的人。有了这样的人辅佐，成大事就时日不远矣。
恰当地将权力下放到基层去
成功指南
一个好领导懂得将权力下放，懂得将具体工作交给下属去办，懂得自己应站在一个高度上统筹全局。
事事必躬行的领导不是一个高明的领导，一个好领导懂得将权力下放，懂得将具体工作交给下属去办，懂得自己应站在一个高度上统筹全局。
《吕氏春秋·李贤》提出两个达到“治之至”的方法：宓子贱和巫马期先后治理单父，宓子贱治理时每天在堂上静坐弹琴，没见他做什么，把单父就治理得相当不错。巫马期则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昼夜不闲，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单父也治理得不错。两个人两种治法，一则事不躬亲，一则事必躬亲。
事不躬亲是“古之能为君者”之法，它“系于论人，而佚于官事”，是“得其经也”；事必躬亲是“不能为君者”之法，它“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是“不知要故也”。前者是使用人才，任人而治；后者是使用力气，任力而治。前者是使用人才，当然可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以治；使用力气则不然，敝生事端，劳手足、烦教诏，必然辛苦。
前人的这套说法今天仍有意义，其道理仍没过时。领导的任务就应当是统领全局，抓紧大事，而不应将精力耗在细枝末节之上。细微之事可以交由下属去处理。如果所有的人都去处理细节，那么领导者的作用又体现在何处呢？
《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四年，唐太宗问萧说：“隋文帝是什么样的君主？”萧回答说：“约束自己，符合礼仪，勤勤恳恳、不怕辛劳地思考治国。每次坐朝理事都很认真，有时到太阳西斜还不休息。凡五品以上官员，他都召见赐座，与他们一起共商国是，甚至有时因此而忘记了吃饭时间。虽然他的品性不算仁慈明智，也称得上是个奋发有为、想把国家治理好的国君。”
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这个人性格过于审细，而且不明事理。内心不明就察觉不出自己的过失，过于审细就会对人疑虑多端。他是欺负孤儿寡母而得天下的，所以不会有心虚之意，而对臣子的意见特别敏感，使得他整日疑虑重重，不肯轻易信任文武百官，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决策处理，虽然劳费精神、辛苦形体，终不能把所有的事处理得合情合理。朝中大臣既知他的心意，也就不敢直言劝谏。宰相以下官员，只是奉承顺旨罢了。我的看法就不是这样。天下这么大，举国之内人口这么多，每天发生的事千头万绪，必须要不拘一法，灵活处理，凡事应文武百官商议，宰相认真筹划，对于所要处理的事，能做到稳妥、便利，才可以呈奏施行。怎么能把一天中需要处理的许许多多事情，让一个人思考决断呢！况且一天处理10件事，有5件出偏差，处理对的当然好，处理不对的怎么办呢？如此夜以继日，乃至连年，错误既然很多，不灭亡还等什么？这哪能比得上广泛任用贤士良才呢？身居高位而详察下情，法令严肃，这样谁敢为非作歹呢？”于是命令所有官署，如果诏敕颁发下去有不稳妥或不便施行的，必须坚持己见上报，不能顺从旨意、随即施行，一定要尽到臣子的责任。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煎炸小鱼，需小心翼翼，不能急躁，不能经常翻动，一翻动就不能保全，小鱼就会碎得不成形状。
所以，在带领团队做事时，必须走出“事必躬亲”的误区。你的身边有许多的组织成员，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强项，而你并非全知全能，为什么不把工作交给最合适的人去做呢？这样既发挥了组织成员的长处，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又能更出色地完成任务，可谓“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