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上海市郊的农民来说，他们现在根本就不用种地，都在那儿“种房子”。当地的村子，平均一个本地人对应着8个外乡人。一般人家中都借住了数家人，甚至还看到某人家中借住了20家。可想而知，他把所有能用的土地都造了房子，甚至还把边上的小河给填了，在河上造了跨岸房。假设每家的房租是200～300元，那10个租客的月收入就是2000～3000元了，还不用交个人所得税。如果没有这些农民房的供应，上海的房租至少要翻一番。但这些租客是不会花钱买农民房的，真要有钱了，必定是去买商品房，于是在租房市场消失的人，一下子出现在了售房市场，这房价怎么可能会跌呢？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了解了以上这些有什么帮助呢？我们分别讨论北京和上海的情况。所有人都知道，房价中至少60%是地的价钱，除去地价，房价是很便宜的，但如何才能除去地价，这就要靠农民了。北京流行的“小产权房”现在开始慢慢浮出水面了，这东西其实很早就有，但最近建设部模仿证交所，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号召大家不要去买小产权房，因为这东西不合法，不能办证件。这让我想起大投机家科斯托拉尼的名言，他说投机客是这样一种人，每当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就会问当地人：请问，你们这里什么事情是政府禁止但大家都在做的？投机客知道，凡是政府禁止但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必定蕴涵着套利的机会。
所谓“小产权房”其实很简单，在北京郊区，一些村集体在本村集体土地上集中建设农民住宅楼，除用来安置本村村民之外，还以较低的价格向本村以外的成员销售，其价格大约是四环内商品房价格的25%～30%。小产权房之所以特别便宜，是因为土地的成本是没有的。
说完了北京的情况，再来说说上海。同样的，要买便宜房，就要找土地成本最低的。在上海似乎没有小产权房，但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同样两个小区，相隔一条马路，都是新房，一个卖12000元/平方米，一个卖6700元/平方米，这是怎么回事？显而易见，卖得贵的是开发商的房子，而这便宜的是农民动迁之后的“二手新房”，说二手是因为它就是二手房，说它是新房是因为它确实也是新房，没住过人。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任何大城市市郊的农民都热衷于“种房子”，因为这比种地好很多。除了可以租给外乡人收租金之外，遇到动迁还能拿到更多的补偿，调查中，有一位农民给我算了这样一笔账，他“种房子”的花费不超过10万，这么多年来，房租的收入差不多已经完全收回成本了，然后遇到了动迁，现在动迁拿到的房子市价近200万【家里人口多也是原因】，这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投资机会。问题是这些钱完全是账面上的，如果把多余的房子出租的话，这点钱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收回，于是就打算直接卖房。但由于自身文化程度不高，由于“信息不对称”，他没办法把要价抬高，因为找不到足够多的买家，在他的接触范围内都是不需要买房的人，于是在6700元/平方米的价格就觉得可以出手了。很多要买房的年轻人总是抱怨由于“信息不对称”，自己只能买高价房，现在还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你就有机会买到低价的了，一切只是看你想不想去花时间调查。
房产问题的结论
总结一下以上所有看法，我们发现关于房价问题的各类看法可以分为5个不同的层次，下面来逐一说明。
第一种看法是，觉得房地产商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房地产商赚了很多钱，所以我们只能买到这么贵的房子，只要能打倒房地产商就会有出头之日。但这种想法忽视了一条最基本的经济学规律：买家和卖家之间是不存在竞争关系的，只有买家之间以及卖家之间才存在竞争关系。某人之所以愿意花上如此高的代价去买房，是因为如果你不买的话，自然还有另一个买家会买，所以你只能花别人所不能承受的代价，这样就能排在别人前面买到房子。在这个过程中，利润自然都跑到开发商口袋里去了，而且房价也是越来越高，但不能因此觉得打倒开发商会管用。就像排队买火车票一样，虽然所有人都很不满，但你捣毁售票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还是买不到车票。
第二种看法是，房价高涨是因为有炒房团在作祟。所谓的炒房团就是投机客，他们推高了房价，要让房价降低，必须要打击投机客，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政府。于是不久之前政府部门出台了所谓限制第二套房的政策，买第二套房在贷款方面将受限制，很多人想当然地觉得好端端的买两套房干什么？这必定是想要炒房！实际上这条政策至多只能起到安抚群众情绪的作用。只要见识过炒房的人，就知道他们不需要去银行申请贷款，很可能一甩手就买下几层楼面，还都是用现金。退一步讲，即使这条政策确实打击了投机客，但也不能使房价因此下跌。因为在投资方面有一条最基本的铁律：投机者只能影响中短期趋势，对于长期趋势来说，投机根本不起作用。但这条限制第二套房的政策却打击了很多无辜老百姓，他们很可能家里房子小，又有了孩子，想要卖掉老房子换新房子，可买卖房子是个长期过程，不可能卖掉老房子立刻能住进新房子，肯定要先买新的，但这就属于被限制的范围了，因为你是买第二套房，这类人才是最需要银行贷款的人。
第三种看法是关于中国发展趋势。大家普遍预计到，随着中国经济日渐发展，城市化将成为必然的趋势，大量的农民将在几十年内转变成城市居民。假设中国城市化进程每年提高1%，那每年就要解决1400万人的新增住房问题，同时还要考虑到城镇居民本身就有改善居住条件的渴望，按照现在的建设能力，是很难满足这一需求的。更主要的是，这些新的“城市人”大多想往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跑，这进一步推高了这些城市的房价，因此房价将一直上涨到2020年。这一看法基本上正确，但还不够全面。
第四种看法是关???政府。很多信奉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们认为，房价高涨主要是因为土地都是由政府垄断供应的，既然垄断供应，那么它想要开什么价，大家都只能被动接受。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放开政府的垄断，让大家自由买卖土地。但这些学者只是被动地套用自由市场经济观念，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政府为什么要去限制土地供应。政府限制土地供应是由于一条重要的政治任务：死守18亿亩耕地！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这一使命的优先级远高于房价问题。事实上从1998年至今，中国已失去了超过1亿亩耕地，随着环境的破坏，土壤沙漠化、盐碱化，耕地面积将进一步减少，政府可能对付不了沙漠化，但不许耕地上造房子总是能控制的，这就使得土地供应量不可能很大。而事情的本质则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歧，地方认为只要有钱自然可以买到粮食，不需要自己种，而中央则必须考虑某些极端情况下的粮食安全问题，例如国际局势突然紧张等。同一件事在不同的参与者眼中，其重要程度大不相同。数年来的宏观调控，其本意就不是为了降低房价，而是保耕地，但如果不提降低房价的事情，则不能得到老百姓的舆论支持，在这一点上，中央政府希望联合老百姓共同对地方政府施压。因此，越调控，房价越涨就很容易理解了。如果要做到在2020年之前保住18亿亩耕地，那在这段时间里可供我们使用的土地不超过3000万亩了。我们对于经济发展的目标是2020年GDP要比2000年翻两番，也就是说，在这仅有的土地上，其经济产出率要远高于现在，因此房价必涨！
第五种看法是关于人类发展。在房价问题上不得不提到日本，日本同样也有保耕地的想法，他们的办法是高关税，例如大米的关税接近500%，这使得日本国内食品价格奇高，于是农民觉得种田还是个不错的工作，于是耕地保住了。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粮食自给率也只有40%，有人算过一笔账，只靠日本国内生产的粮食，连维持日本人基本生命都做不到。为了保证世界范围的粮食供应，巴西几乎把自己的热带雨林都砍掉了，腾出地方种大豆。人类对地球的索取已经远远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大自然的报复很有可能在数十年之后才到来，但到那时候再后悔也来不及了。在这一点上，自由贸易解决不了问题。在这儿要介绍一下农业知识，并不是所有土地上都能长庄稼，只有在地球表面某些富含营养的土壤层上才能长庄稼，而这些土壤层的获得是来之不易的，它主要依靠落叶的腐烂，形成1厘米表层土壤所需的时间是200～300年，粮食作物生长大致需要30厘米左右的土层厚度。可见，形成表层土壤需要长期的岁月积累。热带雨林有丰富的土壤层，它之所以能够积累，是因为雨林的树木提供保护，但庄稼是不提供保护的，等到收割完，土壤层就暴露在大气中，风一吹，不光是沙尘暴，那些宝贵的土壤层就这么吹走了。换句话说，人类现在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总有一天我们要面临被沙漠包围的惨状。自由主义经济学让人们知道了如何有效率地做事，因此我们破坏环境的效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高。但其结论绝不是要放弃科学，回到原始社会，科学发展所造成的问题，唯有更高级的科学去解决才行。将来我们可以向海洋寻找帮助，居住空间、粮食、各类资源，都将从海洋索取，只是这一天的到来还需要很长时间，在这段时间之内，我们该怎么办？
养老经济学
养儿防老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对以前的中国人而言，抚养孩子是一生最重要的投资行为，但在现代社会中，能接受这一观念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啃老”而不是“防老”。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
曾经先进的传统观念
我们从小就听说过这样一个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中道德规范就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先来说说“多子多福”、“养儿防老”、“重男轻女”和“包办婚姻”。这四种中国传统思想被认为是封建糟粕，应加以批判，但既然是糟粕，它为什么能延续上千年呢？另外，在延续了上千年之后，为什么又会在现代社会突然间落到被批判的地步？原因很简单，传统的经济环境已经改变了，所以必须重建我们的道德观念，用以适应新的经济环境。
先来考察传统的经济环境是怎样的。那时中国经济被称之为“小农经济”，社会的主体是自耕农，所有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劳作，当时最重要的资产就是土地，因为土地的多寡直接决定了能收获多少粮食，但光有土地是没用的，还要有人力去耕种。种田的主要劳动力是男人，“男”这个字便由“田”和“力”所组成。而女孩子迟早是别家的人，把女孩养这么大，除了最后拿到一点聘礼之外，没有多少收益。
在这种情况下，生男孩则一定要赶早，试想，如果一个男人在20岁的时候就能够娶妻生子，那么在他40岁，眼看就要步入老年之时，儿子正好20岁，其体力完全可以胜任田中的劳作，因此能够尽早生下儿子对自己的将来意味着很大一笔财富。如果儿子生得太晚，就会有一段青黄不接的日子，自己体力渐渐下降，而孩子的体力还不足以干农活，这就很麻烦了。如果连儿子都没有，那真是惨淡的人生。生儿子还有个好处，万一书念得好，将来还会有出头之日，生女儿就没有这种意外之财了。
田间的劳动是很费体力的，上了年纪就干不动了，由于女儿总是要嫁出去的，养老的重担就只能落在儿子身上。当年也没有工厂招工一说，因此儿子只能继续耕种祖辈留下来的土地，这就保证了父母和儿子是待在一起的。但如何才能保证儿子是个孝子，愿意给父母养老送终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生下多个儿子，让儿子们之间进行竞争。如果你没有儿子，那就意味着无人给你养老；如果只有一个儿子，那对他来说家产总是要他继承的，相当于被他垄断，其老爹就没有多少话语权了；但要是有多个儿子，就产生了自由竞争机制，不仅保证了田里有足够的劳动力，老爹还能掌握“定价权”，可以决定把家产土地分配给听话的儿子，不分给不孝儿，于是儿子们便倾向于对你孝顺，这样才能得到较多，否则就什么田地也得不到了。
传统的中国人一直对男人入赘到女家很忌讳，因此古时候入赘的情况并不普遍，这种婚姻多是女家无男丁，为了传宗接代招女婿上门。当时社会的主流看法是，男到女家成亲落户要随女家的姓氏，必定被人耻笑为“倒插门”、“小子无能，更姓改名”等。入赘的男人意味着放弃了对自家地产的继承权，这十有八九是因为自家根本就没有多少像样的东西可以继承，因此父母连养老都顾不上了，把“儿子”这个一生最大的投资拱手送去给别人家，所以在他人看来这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说文解字》上说，赘者，以物质钱也，因此这个“赘”字原本就是典当、质押的意思，所以从“贝”字旁。
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自由恋爱是很不道德的行为，父母包办才是合理的。我们可以把婚姻大事看做是组建一个合伙公司，丈夫和妻子是这个公司的无限责任合伙人，但他们的父母则是出钱的大股东，负有有限责任，这对夫妻将来的主要财富--地产，是靠其父母提供的。既然父母要提供这么大一笔钱，难道他们连话语权都掌握不了吗？由于地产是以家族为单位，因此婚姻必然也是以家族为单位，这一切都基于农业经济这一大背景。自由恋爱在当时会有什么结果呢？如果父母满意，那皆大欢喜，假设父母不同意，将来不提供地产，这对夫妻此后的生活将无比艰难，当时也没有公司或工厂可以去打工挣钱，两人唯一出路就是分手并回到自己父母身边，男人以后还好办，女人就苦了，由于已经不是头婚，将来还能找到什么好婆家呢，所以包办婚姻反而是对女性的有效保护。
有了以上的经济分析，很明显就能看出“多子多福”、“养儿防老”、“重男轻女”和“包办婚姻”这四种思想在当时是极为正确的，谁要是不打算照着做，反而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思想还会延续至今。
形势起了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