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延续
余秋雨
演讲者：
余秋雨，著名艺术理论家、散文家。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并担任多所大学的教授。1983年之后，由于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如《戏剧思想史》、《中国戏剧史》、《观众心理学》、《艺术创造论》等，先后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1986年开始被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上海市写作学会会长，上海市委咨询策划顾问。8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文化苦旅》等文化散文，辞职后更以亲身历险考察国内外各大文明为人生主业。所写的《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畅销排行榜前列。
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和中国同年龄的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全灭亡了，中华文明却一直活到今天，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衰亡？到底是哪几种力量，使它延续至今？
延续永久的文字力量
我不知道秦始皇在统一文字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对于未来的预计。我估计他没有那么远的预计。但是在尼罗河边上，我确实是重新感谢起这位遥远的皇帝。他怎么那么高明？在那么早的时候就用强力统一了文字。这太重要了，我们在这里不太了解，到了那些古文明的旧地才能明白什么叫做一种文明的灭亡。
文明的灭亡就是：当我们在古埃及的卢克索看到朝天的太阳、神庙的石柱那么宏伟、那么美丽，但是石柱上的字却再没有人能够认得出来。我们见到很多古典的文本，然而只有考古学家才能辨认出其中的极少数文字来。我们来到希腊的克里特岛，试图在那里寻找古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的关系，当地人告诉我们，这里有种A形文字，只有A形文字的记录才可能告诉我们这个秘密，可遗憾的是，A形文字要在100年之后才可能被读解。100年以后！而这也只是“可能”。在巴比伦，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一种古老的文字——楔形文字，可惜的是现在认识这种文字的人已经寥寥无几。
设想如果中国的文字没有统一的话，文字就可能消亡在那么多的国内战争里。假设在古代，河北省的王打败了河南省的王，战胜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任何君王都会那么做——消灭敌国的文字，启用本国的文字，而这才表示他获得了真正的胜利。战败的人要接受这一点是很容易的——因为只要接受了你的文字就可避免杀身之祸，有谁会不愿意呢？然而在接受了别国文字之后，本国文字也就开始了消亡。按埃及的说法，到最后一个认识文字的祭司死后，这种文字就消亡了。这种消亡很简单，在最后一个认识这种文字的人死后的短短几十年，文字的延续就断裂了。曾经用此文字记载过的历史没有了，这段历史也就不存在了。在战火纷飞的古代，胜利的一方很可能在不久之后被另外一国所灭，然后它的文字也不存在了，它的历史也跟着消失。
为什么印度历史只有传说，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因为它没有延续的文字，这是很悲凉的。我们现在读2500年以前孔子、孟子的书，只要有一点文言文水平的人都能够看懂，感觉就像看乡下的外公给我们写的信一样亲切。看到这种情景时，你会感到中国文字延续至今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奇迹。
文字的灭亡是正常的。而一种文字能在几千年里保留至今，还可以被广泛阅读、被使用，平心而论，人类史上再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奇迹了。中国人找到了一个可以永远贯穿下去的文字系统，不仅是“找到”，而且保护了它。人人都保护了它，这是中华文明没有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尚外侵的农耕文明
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所以它从来不主张远征。
我以前在欧洲，这次在联合国会议上，都用这个观点来反驳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我说，中华文明是什么你们没搞清楚，可能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也没有搞清楚。中华文明的本质是从来不远征的，它的本体是农耕文明。而和农耕文明相对的是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这是世界上的三大文明形式。
农耕文明依靠的是春耕秋收的农耕生活。这种生活决定了“父母在，不远游”、聚族而居。中国的农耕文明按照许倬云教授的说法，是精耕细作的文明，不是粗耕的文明。精耕细作型文明需要聚族而居、代代相传，而且我们的逻辑是因果报应，“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不太容易迁移。文化人即使在城市里待了很长时间，他也认为是客居，迟早要还乡，这种思维和航海家的海洋文明以及马背上的游牧文明完全不同。这样的文明决定了他们要很好地工作，他们需要个篱笆，防止外面的文明前来攻打。这个最大的篱笆就是万里长城。万里长城说明我们本质上是讲和平的，因为它是防守型的，它要阻挡游牧文明的攻打。
成吉思汗远征过，但当时他还不属于中华文明的主体部分。严格讲起来，按利玛窦的说法，当时的中华民族主体应该说是被成吉思汗的游牧文明侵略的。后来这个游牧民族融入了中华文明。
我多次在国外讲过，即使是再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汉武帝都没有想过要去攻打希腊和埃及。大家可以说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世界地理知识。但我马上就要说，当时在世界其他地方打得昏天黑地的君王们也没有地理知识，但他们只要听到远方有财富，远方有强权就骑上马背出征，古代的战争很多都是这样。中国就没这个想法，觉得你们不来打我们就挺好了。证据就是，郑和下西洋走了那么多地方没有产生过一丝一毫的领土要求，他就是摆大国雄威，有点像我们的“外宣”，这个“没有过”不是他个人的想法，而是沉淀已久的民族的集体心理。
我们耕种已经是很麻烦的了，又是精耕细作型的，而且当时从来没有发生过耕地不够的问题。我们有辽阔的海岸线，但是我们历代王朝长期处于海禁状态，自己不出去，也不要人家进来。
唐代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说明中国的非侵略本质。当时的波斯，差不多就是现在的伊朗，相互打来打去。波斯的国王被灭了以后，给他的友邦——唐朝皇帝发信说：“我快被灭了，你快来帮我打一打吧。”唐朝的皇帝说：“这样吧，我们是友邦，你如果被灭了的话，就住到长安来，我们设一个波斯都督府。你能在这里享受你在波斯做国王时一样的待遇。但要我出一兵一卒帮你们打仗，我是不会去那么远打什么仗的。我们的后勤怎么供应？我们吃什么？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我们打什么仗呢？！”结果波斯国王来了，住在长安，而且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继续住在波斯都督府，一直延续享受着这个待遇。
这个问题牵涉到一个原则：在古代世界，任何军师远征都是文明自杀。你去打了，那么人家一定会来报复你，报复的人可能是你打的人，更可能是第三者，这样打来打去，没完没了。即使你在军事上胜利了，对文明来说也是自杀，最简单的例子是马其顿。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他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从马其顿、希腊，打到伊朗不算，还一直打到印度、巴基斯坦。我们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种种遗迹。而这正是希腊文明开始衰亡的时候。
当文明变成一种军事工具，要在不同地方落根的时候，这个文明就已经死亡了。譬如现在美国打伊拉克，美国的文明不可能在伊拉克大张旗鼓。我当时去伊拉克的时候还看到他们很多人在看美国大片，现在他们可能反而就不看了。在古代更是如此，任何军师的远征都是文明的自杀。
在座的都是中国人，我们内心始终没想到到遥远的地方去弄块土地来做我们的殖民地。我们就希望我们这个国家好一点，强大一点，哪想到去拿块殖民地来？这是很荒唐的事情。没有一个中国人有这个想法，而这个想法是历史上世世代代心理沉淀的结果。
我这次在东京的世界文明大会上说，我在古罗马、希腊和日本的文件里都看到过称霸世界的各种纪录和梦想，但是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件里却没有找到过这种梦想。心里觉得“我们就是天下”的情况当然是有的，但是要去与其他国家争霸的想法，这是没有的。这一点是中华文明没有灭亡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现在可以批驳“中国威胁论”的原因。
我在东京世界文明大会上还引用了欧洲的传教士利玛窦的例子。利玛窦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他死在中国，在中国考察了整整30多年。他有很多疑问，其中的一个就是，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大明王朝气势正盛，中国的军事力量还很强大，中国拥有——按照利玛窦的说法——世界上非常精良的陆军和海军。这使得很多其他传教士产生疑问：中国会不会攻打人家？利玛窦就这件事情和其他事情对中国进行了几十年的考察，他学通了中文，看了中国所有的典籍，结交了很多中国朋友，也可以说结识了好多中国的官员。最后在他晚年写的那本《中国札记》里边，他得出了结论：“中国的皇帝和中国的官员都很满意自己的一切，从来没想到过去打人家。他们的思维方式在这一点上和欧洲人不一样。欧洲人稍微有一点富强就想到去占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说服了我的好多国外朋友，中国的侵略威胁不存在”。这个对匡正世界对中国的理解有好处。
大家有没有看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个美国人写的《世界文明史》？其中写中国的一段是这样的：中华文明登上世界文明舞台的时间比较晚（这点和我们的一般想法不大一样），但它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登上舞台后就一直不下台了。书中只说了一个原因：这个国家从来没有整个国家都投入远征。美国人这个判断是公平的。利玛窦是一个欧洲人，写文明史的是美国人，他们都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从管理有序到思想有序
中华文明没有灭亡的第三个原因是它一直处于有序状态。这和管理就有点关系了。有序状态讲起来一般，要做到很难。我不得不又一次感慨秦汉时代，特别是汉代所建立的一整套管理制度，其中有些东西甚至沿用至今。
但是“有序”的代价也是沉重的。“有序”的代价是这个国家比较保守、不太自由、要消除异端等。但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在绝大多数年代里肯定是处于有序状态中的，而且“有序”的作用也是可以肯定的。譬如，从汉代就开始的郡县制、户籍制一直保留到现在。这是个保证有序的方法。
一个非常天才的发明就是延续了1300年的中国的科举制度。这值得我们在座的管理者们认真地思考。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许多人都对它判断错了，以为它是考察人才的制度，考文学水平的制度，还嘲笑李白没有考上状元。现在大家明白了，科举制度是选拔文官的制度，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它是人事部的事情，不是作协和文联的事情。最早有瑞典的汉学家，后来有欧洲包括德国的专家们都认为这是古代世界最有效的管理制度。
它的有效在哪里呢？首先，科举制度否定了除皇帝之外的世袭制度。第二，它否定了中国古代的养士制度，即一个非常有名的官员可以把好多知识分子养在自己的手下，他们得到安全和财富，反过来则为这个官员出谋划策。但是，被养的人一定要忠于养你的人，这样就产生了主仆关系，作为知识分子的“士”本质上就不是知识分子了，因为知识分子要独立。第三，否定了战争期间论功行赏的提拔制度。中国虽然不远征但是内战不少。科举制度否定了打仗打得好的人可以留下来做管理干部这样的一个错误思维。因为战将治国一定会误国，这是世界上多少事实已经证明了的。
大家不要小看1300年以前，人们就想到了用科举制度来否定这三种制度——世袭制度、养士制度和战将治国的制度，实际上它确立了一个概念。它在理论上是这样的：在中国的土地上，任何一个男子通过文化考试就可能成为科举公务员，而且这个制度完全不看阶级阶层。这虽然对女子还缺乏公平，但是这个“不公平”在整体中至少出现了局部的“公平”。这些人除了不能在家乡做官之外可以在任何地方做官。
考什么内容很重要。主要不是考诗歌散文，而是考儒家学说。儒家学说恰恰是关于治国平天下的学说。儒家学说不是一般形而上的哲学，它和社会管理有关。所以你认真研究了儒家学说以后争取做一个小官，这个“专业”还是对口的。你学的是治国平天下的东西，不是有太大差距，所以就让你去管理。这样一来就产生这样一个奇迹：在获得管理奇迹的同时，又获得了思想延续的奇迹。由于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青年知识分子一代一代地为了考试、为了求官都在背诵着儒家经典。儒家经典被几千万个生命所濡养，一直养了1300年，绵延不息。
这个“有序”就是从管理上的“有序”变成思想上的“有序”、精神上的“有序”，这真是个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