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叶紫笔下，《丰收》及《火》中的云普叔、《电网外》中的王伯伯，是由蒙昧而觉醒、终于走上反抗斗争道路的老一代农民的成功典型。在他们身上，具体而深刻地揭示出了老一代农民的精神特质，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我国老一代农民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揭示了30年代中国农民必然崛起的历史动向。云普叔勤劳俭朴，饱尝了生活中的辛酸苦楚，虽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但在生活的重压面前，却"从来没有自馁过"。为度过生命的难关，他忍痛借贷、负债、卖女。从春种到秋收，他督励着全家大小日夜苦战，忍饥挨饿，冒着酷暑抗旱，拼出命来护堤，终于用血汗换来了谷子丰收。我国农民吃苦耐劳的可贵品质和坚韧顽强的生活意志，在他身上得到了鲜明体现。与此同时，作为老一代农民，千百年来封建社会传统思想的束缚，统治阶级的奴役压榨，落后的小生产方式的局限，必然加给他们难以摆脱的精神负担，这在云普叔身上也有着真实的反映。云普叔虽一辈子含辛茹苦，却不懂得贫困的原因，"只知道要做，不做就没有吃的"。他忍受着深重的压迫，但认不清压迫者的丑恶嘴脸，对他们逆来顺受，采取"毫不能怨尤"的态度。地主何八、李三爷、陈老爷……这些"极难看的面孔，每一个都会使他感到异样的不安和恐惧"。他从何八家借不出粮食反遭凌辱，却把这归咎于自己话说得不得体。尽管儿子立秋几次反对办"打租饭"，他还是循规蹈矩，"恭恭敬敬地安排着"，并幻想"在这一次"打租"的筵席上，多少总可以博得爷们一点同情的怜悯心，租谷项下会少收一点"。而对儿子的革命活动他却不理解，从自家的眼前利益出发，他恼恨儿子不顾家，斥责儿子是"瞎混"、"忤逆不孝"从云普叔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到和茅盾笔下的老通宝的共同之处。但不同的是老通宝无力反抗黑暗势力对他的摆布，最终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生命的结束，才换来了他觉醒的开始；而云普叔在致命的打击面前却没有倒下，当地主、官兵把他的谷子劫掠一空时，他明白了"真的有抢谷的强盗"，"隐约地了解了儿子立秋不常在家的原因。十五六年农民协会的影子，突然地浮上了他的脑海里"。他开始赞同儿子走革命道路。在《火》中，云普叔觉醒后的鲜明的阶级觉悟和斗争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他否定了自己原来的人生观，觉得"世界整个儿变了模样，自家也好像做了两世人。"他丢掉了对统治阶级的畏惧和幻想，认清了摆在面前的真正出路，痛悔地责骂自己"蠢就只蠢了我"。对儿子和联合抗租的年青人，他的态度改变了，"他只觉得他们都是有生气的人，全不像自家那般地没有出息。"他迸发出了对地主反动派的无比仇恨和斗争力量，投入到了曹家垄抗租斗争的行列里。在冲向反动地主庄园的农民队伍里，他勇敢地跑在最前头。显然，比之老通宝，云普叔的形象概括了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云普叔从蒙昧到觉醒，从逆来顺受到反抗斗争，形象地宣告了老一代旧的生活道路的破灭，表明了中国农民的阶级觉醒过程。老一代农民的觉醒是曲折的，但这一觉醒正说明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革命势力的必然壮大，反映了30年代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的深入。王伯伯有着和云普叔相近的生活道路，又有其独具的生活经历和个性差异。他同云普叔一样勤劳忠厚、相信命运，由于其经济状况优于云普叔，他的保守思想也就更浓重。最初他对革命是无知的，反对儿子参加红军。当国民党军队在他家附近架设电网企图阻击红军时，他留恋自己的家屋，不肯随同儿子们转移，自认为"炮子儿多少总有些眼睛的，并且，他家中还有观世音菩萨和盖天古佛爷爷……"白匪军到了村子，为幻想能博得老总爷们的"善心"，他奉献出了自己藏了三四年的四块银洋，摸出了珍藏的十几元钱，又赔上了自家喂养的几只老母鸡。可是，老总们的一把火，就使他的小屋化成了灰烬；敌人的一阵机枪，杀死了一大群无辜的妇女、儿童，也杀死了他的儿媳和孙儿。在血的教训面前，王伯伯彻底清醒了，他认清了反动派是"吃人不吐骨的"。在痛不欲生之时，"他可没有再喊天"，他想到自己还有两个那样大的孩儿，想到自己还有一群亲热的红军兄弟，毅然跳下了上吊的小凳子，离开了他的小茅棚，奔向了革命。在王伯伯身上，突出地表现了对进行反革命"围剿"的白匪军的仇恨，对支持国民党反动派的帝国主义的仇恨。而这一思想性格，是在以往的老一代农民形象中未曾有过的。王伯伯最终没有被反动派的血腥统治所吓倒，这生动地体现了农民群众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王伯伯从对革命无知到走向革命，这一可贵的觉醒，既是老一代农民摆脱精神桎梏的真实写照，也为被压迫人民指明了一条光辉的道路。
30年代，由于党的地下组织以及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对广大农民的深远影响，老一代农民中的一部分人是可以觉醒的，这从云普叔、王伯伯的艺术形象里得到了生动的印证。然而应该看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由于两千多年来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思想的统治，要唤起老一代农民的阶级自觉是不容易的。在老一代农民中，还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一时难于摆脱因袭的重担，尚未觉醒，仍充当着悲剧的角色。在叶紫的小说中，《杨七公公过年》中的杨七公公，《山村一夜》中的汉生爹就是这样的典型。作者通过他们不同的悲剧命运，深刻地揭露了旧的社会制度的吃人本质，从反面启示人们，教育广大的、暂时还处于不觉悟状态的农民。杨七公公的人生观和处世哲学就是相信命运、守法事天。因此，他反对儿子"不守本分"、参加抗租斗争和罢工运动。在"眼巴巴地望着老板把自己所收成下的东西，统统抢个干净"之后，他满怀希望地来到了"遍地黄金的上海"，自以为"上海有着各式各样的谋生方法，比方说：就是讨铜板吧，凭他这几根雪白头发，一天三两千是可以稳拿的！……"在上海，等待杨七公公一家的，仍是遭受剥削和压迫的痛苦生活，而杨七公公却依然毫无怨尤，认为"穷人，有吃就得了，只要老天爷有眼睛，为什么一定要胡思乱想呢？"残酷的现实最终粉碎了杨七公公对生活的幻梦，家破人亡的沉重打击，使这位一生历尽磨难的老人，在破烂不堪的船屋子里，在富人过年的爆竹声中，带病含恨离开了人世。通过杨七公公这一形象的塑造，作者不仅控诉了反动阶级的残暴罪行，对旧中国农民的悲惨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更生动地批判了老一代农民中存在的安贫守命、不思反抗的愚昧思想，告诉人们，在吃人的旧世界，妥协退让便免不了受欺凌、被吞噬的命运。汉生爹是另一怯懦、麻木、不觉悟的老一代农民的形象。他给地主曹大杰家做了三四十年长工，"从来没有和主人家吵过嘴"。老而无用了，被地主赶出了家门。为使自己有人传宗接代、养老送终，他竭力约束自己的独生子的行动。当他知道儿子参加了革命活动后，日夜悬心，他羡慕曹三少爷"首告"得好--做了官，也幻想向官家"首告"，来给儿子找"一条活路"。适得其反，他去"首告"的结果，却丧送了儿子的生命。从汉生爹这一悲剧形象不难看到，两千多年来封建统治阶级加在农民身上的精神枷锁是多么沉重。有的评论者把汉生爹说成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艺术形象"，我认为，这一结论是不妥的，是缺乏说服力的。至于有的评论者认为叶紫在塑造汉生爹这一形象时，"过分强调了他的愚蠢……而忽视了这个形象应有的反抗性"，对此观点，我也不敢苟同。我的看法，汉生爹的形象在3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封建黑暗势力严密统治下的偏僻的山村，在作者笔下的典型环境里，是真实可信的，也是有典型意义的。作品中，不仅通过正面形象刘月桂公公等人的口，鞭挞了这一形象的"可怜、愚蠢、懦弱而且怕死得要命"，也明确告诉读者，汉生爹之所以去"首告"儿子，并非是对儿子有意"出卖"，而是"受了曹大杰和曹德三的笼哄，欺骗！"是由于"受人家哄骗的毒受得太深了！"作者正是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通过对汉生爹这一被扭曲了的灵魂的揭示，对在精神上严重荼毒和戕害农民的封建统治阶级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作为优秀的无产阶级作家，叶紫不只是精心塑造了老一代农民的生动典型，还热情描绘了青年农民的感人形象。《丰收》及《火》中的立秋，《杨七公公过年》中的福生，《山村一夜》中的汉生等，就是30年代农村中青年一代农民的代表。他们大多与老一代农民的形象同时出现在作品中，从而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示出与老一代农民迥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作者不仅热情地肯定了他们的生活道路，正确地描绘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而且注意从现实和历史两个方面加以开掘，显示了促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内在基因，揭示了他们反抗性格形成的必然因素，从而使人物身上体现了时代的本质，表现出前时期农民形象所尚未达到的思想深度。
立秋坦率、正直、思想敏锐，反抗精神是其主要特点。他没有父辈的精神重负，不相信单靠劳动就能过好日子，认为"拼死了这条性命，也不过是替人家当个奴隶！"因而不甘忍受命运的安排，有着改变眼前现实的强烈愿望。这种对自己被压迫命运的清醒认识和阶级对立的鲜明意识，正是他觉醒的重要标志。由于癞大哥的启发教育，给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提高了他的阶级觉悟。同时，四年前农民会当权的盛况激励了他的斗志，农民运动的烈火在他心头燃烧，他渴望着"再有那样的世界来"。立秋认识到必须靠自己的力量起来斗争，并对斗争的前途充满信心，坚信"不久的世界，一定是我们穷人的"，因此他勇于向黑暗的现实挑战，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他宁肯耽误自家的农活，不顾父亲的斥骂，从早到晚为大家的事情奔忙。他用"十五六年时农民会上的那种说法"来鼓动群众，发动农民抗租、抗贷，成为农民群众的宣传者、发动者。在抗租斗争中他已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和领导者，更加成熟、老练。在他身上，体现出了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立秋一样，福生也是旧世界的叛逆者。他性格倔强，认定了自己要走的革命道路，就义无反顾。虽然在农村组织抗租斗争失败了，但他并不甘心，仍旧在暗中积极活动，希望能够重新掀起希望的波浪，这波浪，"能够替大家把吃人的人们卷个干干净净！……"从故乡到上海，严酷的现实使他进一步懂得了"穷人，是怎样才能够得到生存的"。他又积极参加了工人的罢工斗争，并担任了纠察队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日夜奔忙，直至被捕判刑。作品中对汉生的正面描写不多。他虽然还不够成熟、老练，但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为"事业"而勇挑重担，体现了对革命的一腔"忠诚"和"赤热"。落入敌人魔掌后，他"咆哮公堂"，宁死不屈，表现出革命者崇高的气节和品德。立秋、福生、汉生等形象，集中表现了我国贫苦农民不甘忍受剥削和压迫、勇于反抗的优良传统，显示了革命农民掌握自己命运的力量，昭示了农民解放的正确道路。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农民的迅速成长，看到了革命农民的可贵品质。他们明朗的性格特征，真实地表达了30年代农民的思想情绪，揭示了现实的发展趋势。他们的悲剧性的结局，更激起我们对反动派的无比憎恨。这些形象的刻画，虽然不如作者笔下老一代农民的形象那样丰满、细腻，但依然是鲜明而深刻的。
另外，在叶紫的小说中，还成功地塑造了农村革命妇女的动人形象。《乡导》中的刘妈，是觉醒了的老年农村妇女。她的三个儿子都因担任红军侦察员而被反动派残杀了。刻骨的阶级仇恨，使她化悲痛为力量。她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决心为儿子、为被敌人扫杀了的三百多名红军战士复仇。为此，她毅然伤坏自己的腿而忍着剧痛去诱骗敌人，使白匪军遭到红军的围歼。在敌人的毒刑拷打面前，刘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历数敌人的罪行，还"想滚将上去，用她的最后一口力量来咬他们几下"，最后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作者笔下，这位革命母亲的英雄形象是多么光彩照人！她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妇女身上强烈的反抗斗争精神和巨大的革命力量。像刘妈这样坚强不屈的英雄形象，出现在作品中的环境里，出现在毛泽东同志发动秋收起义和彭德怀同志领导平江起义的地方，是真实可信的。中篇小说《星》中的梅春姐，是在革命洪流激荡下，开始觉醒并投身革命的农村年青妇女的形象。大革命前，她处于封建势力笼罩的农村，恪守着"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生活信条，默默地忍受着丈夫的奴役和虐待，忍受着不幸婚姻的折磨。她渴望着幸福，却不知道自己的"痛苦、悲哀、空虚、孤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排除。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梅春姐怀着改变生活现状，追求自由、幸福和爱情的强烈愿望，冲破了封建礼教和奴役性夫权的束缚，和革命者黄幸福地结合在一起。在革命斗争的行列中，她迅速地觉悟、成长起来，成为一名妇女运动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大革命失败后，梅春姐的处境更为悲惨。然而，"大半年来的宝贵的、新鲜的生活的痕迹"，已深深地留在她的心中，使她从中汲取着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对革命的向望和追求，终于使她下了最大的决心，"没有留恋，没有悲哀"地走向了东方。梅春姐的生活道路形象地告诉人们，劳动妇女的命运与革命斗争是息息相关的。是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使梅春姐获得了新生，为她指明了前进的方向。30年代以前的文学史册上，农村妇女大多是作为受压迫受损害的形象出现的。而从刘妈到梅春姐，作者则着力讴歌了她们的觉醒和斗争，表现了新的历史时期赋予她们的崭新的思想性格特征。她们不失为30年代文学史上的新人物。
二
叶紫的小说不仅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具有崭新意义的农民形象，而且，作者在这些饱含思想和感情的艺术形象的创作中，投进了个人的努力，显示出了鲜明的艺术特色。正如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所指出的："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叶紫小说的农民形象，也有一种内在的真实。作者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写出人物的思想、性格、品质，表现了人物的真情实感，因而他笔下的人物血肉俱丰，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