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来的文化兴奋点之一，是发掘一批现代人物的当代命运。比如著名的陈寅恪先生，就主要因其晚年形象而非学术论著才唤起公众至今不衰的热情。诗人梁宗岱，与陈寅恪同为中山大学教授，同样追求独立精神与自由人格，但其认真直率的个性却使他遭遇比陈寅恪更为奇诡乖谬的命运。虽然在文学界，梁宗岱没有被冷落，他的著译大多已有新版。但也许是因为读者过多地沉醉于其精当深微的见解和精致幽美的文字，也许是因为还没有人对其非常的一生做仔细的叙述，总之，这个本该为我们留意的人的写作命运，却被我们的记忆忽略了。
一、爱情：是认真还是越轨
特立独行是诗人本色，天才早慧的梁宗岱尤其受不了约束。留欧七年，他从不愿受“专业”、“学位”的限制，常常是夏天到奥地利冬天到意大利，多数时间则是在巴黎与大师们自由地晤谈，他的“留学”其实是“游学”。
一九三二年，受到罗曼·罗兰、瓦雷里等人亲炙的诗人梁宗岱，回国后出任北大法文系教授兼主任。他以横溢的才华配上率真的性格闯入中国文坛，所遇不合即吵吵嚷嚷，在朋友圈中属于那种既可爱复可气的人物。他与美学家朱光潜“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他毫不客气地指责他敬重的李健吾“滥用名词”，他挖苦他的朋友梁实秋：“我不相信世界还有第二个国家——除了日本，或者还有美国——能够容忍一个最高学府底外国文学系的主任这般厚颜无耻地高谈阔论他所不懂的东西。”由于他的尖刻犀利，作家沈从文把他的作风比作“江北娘姨街头相骂”。
文艺从来是发挥个性包括偏执个性的自由空间，但婚姻生活中的自由却容易闹成受人非议的“绯闻”。也许其才华和天真易于招引异性的青睐，梁宗岱很难与哪一位异性“长相依”。与他有婚姻关系的第一位是家庭包办的何氏，梁宗岱从来不予承认，但一九三四年，何氏突然跑到北京要求她的妻子身份。由于一贯不赞成朋友离婚的胡适到法庭为何氏辩护，梁宗岱败诉。后来又费了很大周折才正式解除了婚约。此事一度成为北京报纸的新闻。
一九三五年，梁宗岱与女作家沉樱结婚。一场沸沸扬扬的离婚案并未使他特别珍惜重来的婚姻。一九四一年的春天，他回广西百色处理家务，偶然看了一出粤剧《午夜盗香妃》后，对饰女主角的花旦甘少苏一见钟情。以一个著名诗人和教授爱上为当时世俗所鄙且半生沦落、“容貌也算不上漂亮”的“女伶”，这种脱俗之爱自难为世俗所认可，何况甘少苏此时已有一个无赖丈夫钟树辉。压力重重，但从来就敢作敢为的梁宗岱没有沉吟退却，次年即与沉樱分手而与甘少苏同居。在名义上，沉樱仍是梁夫人，但甘少苏却是其事实上的妻子。沉樱从此寂寞，甘少苏因此得救——她在回忆录中说：“在纵情声色、人欲横流的社会里，宗岱抛弃了世俗观念，用艺术审美的眼来鉴别人的品性，从社会的最底层发现了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让我恢复了人的尊严，走出了苦海，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婚外情缘、夫妻离异等之于诗人并不少见。梁宗岱的问题不但是见异思迁而且两次都没有正式离婚，这就难免受到种种酷评。也许在他看来，婚姻之事纯系感情关系，感情不存在婚姻即可解体；而且感情又纯系个人私事，法律手续等外在约束并无真正效力。即使在半个世纪之后，他的做法也难以获得认同，但真正批评梁宗岱却不很容易。就他与何氏的关系而言，婚后梁宗岱即与她达成共识，不存在真正的夫妻关系，但他愿意资助她到广州学习以获得自立的能力。何氏后来也重新建立了家庭并生儿育女，双方实际上已没有夫妻关系。就他与沉樱的关系而言，梁宗岱另有所爱后没有任何欺骗的动机和行为，分居也是沉樱同意的。可以为梁宗岱辩护的是，他没有忠实于婚姻，但他忠实于自己的爱情。他不过是把认真率性的诗人本色落实到自己生活中而已。
没有谁不想忠实于自己的感情，但真正做到的人极少。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梁宗岱之可贵，在于他不因得失而自我欺骗。他与甘少苏爱恋的结晶是一本享誉中外的词集《芦笛风》：“世情我亦深尝惯，/笑俗人吠声射影，/频翻白眼。/荣辱等闲事，/但得心魂相伴。”为了“心魂相伴”，他不但要挑战“俗人”而且要舍弃半生努力所成就的一切：“半生道行纵成空，肯惜浮名轻一笑？”有多少人愿意为了情人的嫣然一笑而抛弃红尘浮名？有了梁宗岱认真的爱情，俗人的“吠声射影”不是令人气愤而是令人悲哀：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名缰利锁中解放出来追求“心魂”的自由？
正如梁、甘之爱不为世俗舆论所接受一样，《芦笛风》也因其陈旧形式而一度招致诗界批评。因袭的一面固然存在。词的起源本是供宴舞之用的艳曲，以闺阁庭园之景写伤春怨别之情，适于“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以词写情，已是文人积习，也契合梁宗岱“一曲如弦为君歌”的写作意向。但梁宗岱岂是循规蹈矩之人？因袭的动机是要反潮流。新诗本是从旧诗的镣铐里解放出来，而一切解放运动都不免要矫枉过正，新文学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专制，而规律是灵魂的枷锁。当时不少新诗人都万分警惕旧诗的诱惑，只有梁宗岱要对新诗的“矫枉过正”再来一次矫正，他坚信每个作家都必须寻找最适于自己个性的方式，中外古今新旧之畛域对诗人是没有意义的。“我自己在生活上最爱野朴与自然，在艺术上却极醉心于格律与谨严，而我最大的野心就是要在极端的谨严中创造极端的自然。”《芦笛风》把极勉强的东西化成极自然的东西，不但是诗学上的探索，也是梁宗岱的个性的实现。“就是词又怎样呢，如果它能恰当地传达我心中的悸动与晕眩？”梁宗岱逆流写诗的动机与率性之爱一样，原来都是为了那“心中的悸动与晕眩”。
二、写诗与制药，哪个更值？
在翻译莎士比亚、歌德、里尔克、瓦雷里，介绍象征主义和评论屈原方面，梁宗岱是最出色的，他的译文迄今还是同类译文中最为优美的。好的总是少的，问题是梁宗岱后期基本没有著述，以至于他在中山大学的邻居都为之着急：“梁教授怎么老在外边溜达？他很有才能，应该多写点东西呀！”
不写东西的原因之一，是诗人投笔制药去了。一九四四年，梁宗岱辞去复旦大学的教职回广西百色定居，从此远离文学达十多年。此一重大转折的原因，一是他必须回去料理“梁全铺”，那是一份很大的家业，依靠它的支持，梁宗岱才可以从容游学、任教而从不必为生计而写作。更重要的是，他在重庆的生活世界是他与沉樱两人共同拥有的，与甘少苏同居后，他实际上成了那个世界不欢迎的人。他怎么受得了这份委屈？回百色与甘少苏“白桥凝伫”、“夕阳携手”不是更好吗？
正如他难以忍耐“从一而终”的婚姻一样，具有“浮士德性格”的梁宗岱本来就不会以一生而殉一业。梁家有制药施医的传统，百色又盛产药草。在乡居的日子里，梁宗岱翻山越岭采集原料，不计报酬地治病救人，对“活神农”的生涯甚感惬意。他曾对甘少苏说：“对我来说，你比沉樱适合些，沉樱是个读书人，许多事情都不会做，不会做生意，研制中药也帮不了忙，而你在这些方面都是我的好帮手，为我顶起了半个家。”其时青霉素和磺胺剂刚刚问世，梁宗岱立意要发明出能与它们媲美的中药。这似乎是个玩笑：除了因家庭影响而从小就有的兴趣外，他有什么条件和根据发明新药？但梁宗岱就是聪明，几年后真的配制了两种疗效颇大的中成药“草精油”和“绿素町”，一九五〇年还创办“太和化工社”批量生产。如果不是后来的变故，他很可能成为百色地区最重要的中药生产商。
“转业”其实也不完全是主动的选择。因为一九五六年到中山大学任教后，除了一些翻译，教授座上的梁宗岱竟没有一本论著问世，倒是地下室的炼药炉火焰熊熊。这是没有报酬的苦差事，配齐药方要跑好几个药店，炉边九个日夜的煎熬也很难耐，最忙时一个月要制三次。即使在他生命的晚年，环境已给他承诺了再振雄风的条件，他确也曾用两个月的时间重译了被毁的《浮士德》上卷，并计划重译蒙田、撰写自传，但用补发的工资建起来的药炉始终熊熊不熄。一九七七年他在给卞之琳的信中还说：“我的工作当然还是完成学院的任务，但主要似乎已转制药、施医……”这在全国教授中可能是唯一的。熟悉梁宗岱的彭燕郊这样解释：“在那些动荡的岁月中他似乎有过某种预感，他开始不想再写作、研究、办学而想去从事工业，甚至认为当初不该学文而应该学工。他更加热衷于制药，想通过创造活人济世的良药来填补读书人使命感的落空。”
那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文学写作常常被卷入无休无止的“运动”之中；那也是一个不容个性伸张的时代，自负倔犟的梁宗岱不可能以一己之心力抗御总体性的压力。制药施医是他既可以满足自己兴趣也可以造福于人间的唯一方式。然而，虽然他确实治好了许多人的病，胡乔木在一九七九年也向他要过一些“绿素町”，但似乎不能说他是一代名医，“绿素町”也一直未经正式鉴定，没有得到医药界的认可。一个享有盛名的诗人，耗费了无数心血来从事身后很难证明其价值的制药，令人有千古诗人未尽才之感。梁宗岱喜欢罗曼·罗兰的名言：“我活着是为了完成我的律法，受苦，死，然而做我要做的——一个人。”梁宗岱的“律法”究竟是吟咏的诗人还是行善的医者，他自己也许并不清晰。
但是，比起当代诗人几乎完全一致的生活方式，远离诗的梁宗岱其实更像一个诗人，因为他发挥了那个时代所能拥有的个人的选择权，做了自己愿意而又能够做的事。梁宗岱喜爱法国诗人兰波，这位在十五到十九岁短短四年中成为法国诗坛的一颗彗星和一种神秘的诗人，因一八七三年与魏尔伦的悲剧性分手而“对于诗怀着那么强烈的厌恶，以至他竟毫无惋惜地和它绝缘了”。兰波可以去当水手去行商，在冒险与流浪中了却一生，梁宗岱当然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有谁能说，诗人就一定要写诗搞文学？我们读过的无数颂诗赞歌，难道就一定比“绿素町”更值得诗人倾心？写诗与制药，哪个更值得，没有谁能辩得清。
三、冤狱：偶然还是必然？
从自由思想到科学精神、从内在修养到身体锻炼，梁宗岱是现代中国少有的企求全面发展的人。文友们传诵他行走如飞、臂力过人的故事，学生们则把他当体育老师。“人生岂局促？与子且浩歌。浩然一曲冲破，地网与天罗。”这是他前半生的春风得意。
然而，“地网天罗”就是专为任性率真的人而设的。梁宗岱是“名人”，四十年代拒绝过蒋介石的招揽和“立法委员”、中将军衔的诱惑，从未把“大人物”放在心上。但时过境迁之后，已是百色富商的梁宗岱却未意识到“资产阶级”是要被消灭的对象，仍然口无遮拦，多嘴多舌地向地区主要领导提意见，直到这位领导向他要药治疗“风流病”时，梁宗岱才明白过来：“这是阎王票！这个人阴险，无论治不治得好他的病，他都要灭口的！”一九五一年九月，这位领导以“通匪济匪”等四百八十多个罪名将他送进大狱。诗人李又然在京闻讯后反映给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胡发电要求把梁宗岱送中央处理，百色地区却置之不理，进而准备对梁宗岱进行“公审”判决。只是因为其他领导的反对，他才保住了性命。一九五三年五月，梁宗岱在狱中写信给毛泽东。一个月后，重见天日。此案轰动全国并波及海外，梁宗岱生前的遗憾之一，就是一直未能写出《狱中记》。
给毛泽东的信是甘少苏用双挂号寄出的，她同时抄了两份寄给梁宗岱的老朋友冯至和朱光潜，“但一直没有得到回信，不知他们收到没有”。此时，朱光潜刚刚结束自贬自辱的检讨，不能也不敢为这位曾经“顾盼自豪”的老朋友说话；冯至处境很好，一九五一年出任北大西语系主任，一九五二年六月，他的新作《我的感谢》传诵一时：“你让祖国的山川/变得这样美丽、清新，/你让每个人都恢复了青春，/你让我，一个知识分子/又有了良知。/……/你是我们再生的父母，/你是我们永久的恩人。”他怎么会为朋友而向“父母”提出要求。
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初的主要任务是忏悔和改造，但像梁宗岱这样因一个地方“小官僚”的诬陷而入狱毕竟是偶然事件。假如他还在北大，假如他在一九五〇年接受省主席张云逸的邀请到南宁工作，冤狱很可能无由构成。事后分析，客观原因是在历史大变动之际，僻居一隅的知识分子更易遭到“少数另有用心的人”的暗算；主观原因是梁宗岱的个性使他易招是非。主客观统一，冤狱就是必然的。
三年的不自由部分地驯化了梁宗岱，“反右”时拒绝给领导提意见；“大跃进”时对种种胡闹表示理解：“共产党从收拾旧摊子过来的，要做到十全十美不可能，免不了要出点错，只要大方向正确就行了。”尽管如此，固执自负的梁宗岱在其环境中仍然是个异类，一次次思想整肃并未把他的脑子洗干净。不但对成绩不好的工农学生不予“宽容”、在“文革”中为刘少奇辩护，而且还相当乐观自负，组织上曾派几个女学生“帮助”他的思想，事后他竟对人说：“她们的声音像鸟一样，很好听。”甘少苏说他在“文革”中也坦然得很，能吃能睡还能自解自嘲。卞之琳一九七九年最后一次见梁宗岱时，还惊讶于他的奕奕精神，认为他在否绝的逆境中也能兴高采烈从不认输。只是天真的个性毕竟应付不了复杂的世界，他五十年代末嗜酒成癖；一九六八年遭到毒打后，由一个人文主义者变为了信仰上帝者。彭燕郊因此认为他经历着一场幻灭：“当你把自己的过去说得一无是处，你就有了大的空虚，你必须填补这个空虚，否则你就无法生存，即使是强者，这时也将不得不采取那最不足取的办法：麻醉自己。忍受已经到了极限，寻求解脱就成为找到归宿的最自然的途径了。”
据梁宗岱的同事戴镏龄说，在弥留之际，他“不作呻吟，而是发出雷鸣般的巨吼，震动整座楼房。这位才人临死依然变成豪迈粗犷异常。他不怕死，但在死前竟留下一堆未完成的工作，他不得不用连续的巨吼代替天鹅绝命的长鸣，以发泄他的无限悲愤”。
诗是生命的歌。尽管诗人之为诗人在其写诗，但伟大的诗人常常还把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刻意塑造成一首诗，比如德国诗人歌德，其一生就是一首和谐中节、圆融丰富的诗。梁宗岱是歌德的翻译者和崇拜者，也是现代中国诗人中最具诗人才华气质的一位，但其一生不但未能实现其文艺复兴式的“全面发展”的理想，还终于陷入“从不认输”与“无限悲愤”的悲剧性冲突之中。更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已无法看到这出戏，因为后期梁宗岱不再写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