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对革命的贡献，一是创建和领导了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十军，他由此而成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先驱。这在当时和后来都一直受到高度评价。二是他在狱中写成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述略》《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死》等自传性文稿，对中国革命做了抒情的论证和理性的探索，赋予革命以一种诗性的、神圣的光芒。一九八四年，方志敏的全部文稿由人民出版社收集为《方志敏文集》出版，一九九九年江西人民出版社修订再版。
一、纪实与抒情
典型的革命者面对的是刀光剑影、牢狱刑场，其生命寄托是理想与信念，其作品是狱中书简。中国革命的狱中书简，就现在可见的而言，以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与方志敏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述略》《可爱的中国》等最有价值。前者沉思的是革命者的人性，后者发掘的是人性中的革命性，都是体验和理解革命的必读书。
不是每个下狱的革命者都能写书作文，即使是具备写作才能的革命者。方志敏之所以能在一九三五年三月至七月写下十三万字的书简，很重要的条件是他住在狱中的“优待号”：“房子很宽敞，每室住一个或两人，都有玻璃，都用纸裱糊过，与其说是囚室，不如说是书房。住在优待号里的人，除了不能走出大门外，其余都如在旅馆里住着一样，十分自由方便。”（《方志敏文集》，第一六四页，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入狱之前，方志敏从未住过这么好的地方。另外，他还得益于四个被他争取过来的看守的帮助。
参加革命的无非是三种人，一是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和研究后树立革命理想的，二是在革命洪流中随大流的（包括投机者），三是个人无路可走逼上梁山的。毛泽东一九六一年二月就在浙江说过：“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一一二五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方志敏属于第一类，他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对其行为有清醒的意识与反省。一旦成为革命者，他就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一个革命者全部命运，包括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他被俘的当天晚上，他就坦然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方志敏文集》，第三页）方志敏狱中文稿的主要内容，一是政治汇报。他对革命极度忠诚，又是割据一方的领导人之一，其成败得失需要有一个政治交代，如总结赣东北斗争的经验教训、检讨皖南行动失败的原因等等。他不讳言，“我们因政治领导上的错误与军事指挥上的迟疑”（《方志敏文集》，第九九页）而招致失败。二是个体抒怀。对可爱的中国、对掌握着绝对真理的党、对一定会胜利的革命，方志敏都浓墨重彩地写下了他的爱；其中对自己错误的严厉自责、对牺牲者的深切怀念等都真诚动人。政治汇报曾经是令人反感的材料，个性抒情一般是艺术家的专利，方志敏把党性和个性、政治和诗情融合在一起，以其滚烫的文字令人血脉贲张。
不过，这些周转无数、奇迹般地保留下来的文稿并非政治抒情诗，而是革命纪实。作为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十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方志敏从一九二七年回到故乡后就组织革命，不但艰苦卓绝，且多次“重起炉灶”，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决策，其革命生涯与赣东北革命已血肉相融。他具有从事党政军工作的全面才能，在赣东北的顺利时期，只要有方志敏的参与，任何一项工作都可以打开新局面。“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叶剑英）狱中文稿既是一个革命者的成长史，也是一个根据地的兴衰史，这里没有政治修辞，没有刻意剪裁，具有高度的主观真实性。
二、要革命（上）
革命成功半个世纪之后，知识界开始反省现代中国的激进思潮和革命行径，有“告别革命”的主张。长期处于革命动员之中的国人，也许已经忘却这本是二十世纪初康梁与国民党人争论得很热烈的问题，即使是毛泽东，青年时代也认为恐怖性的革命是其他办法走不通以后的“变计”。事实上，一些较有思想的革命家都曾思考过这个问题。
方志敏在狱中也在为革命辩护。在他的家乡：
群众的赤贫化，以至于走到饥饿死亡线上，这还能压制他们不心怀怨恨而另找出路以打破目前不可忍耐的现状吗？
（《方志敏文集》，第九页）
我每年暑假回家的时候，看到村中如此情形，心里总感着难过，合得将它改良一下才好；但是左想右想，终想不出一个改良的方法来。不彻底革命，你会有什么力量来改良农村？从前一些热心新村运动者，他们到底做出来一点什么成绩，他们不都是宣告失败了吗？（《方志敏文集》，第一一～一二页）
一九二九年，方志敏写了一个宣传戏《年关斗争》，说的是贫农张三年关前出门砍柴，他的妻子被一个来逼债的地主强奸，羞而自杀；他的女儿被另一个地主拉走抵债；张三刚回到家，他用卖柴的钱买来的半斤肉也被第三个地主抢走了。“怎么样才会出头？”农民议论开了：“不革命这日子是过不出头的。”“我家锅都没有了，不革命连饭都不要吃了。”这固然是基于宣传需要的理性化、概念后的语言，但“农民丙”确实说了一句地道的农民话：“我们一身都是苦，除了苦一身都没有什么哇头。依我说，我们饿死也是死，被土豪打死也是死，倒不如和土豪们拼命。”（《方志敏文集》，第三六四页）
从活不下去到铤而走险，其中介是绝望心理。农民赤贫的根源在于贪官污吏们以各种方式、各种名目的压榨和盘剥。方志敏家乡派出所的余姓小巡官，一手包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是当地的无上权威而又无恶不作。方志敏等人曾上告省警察厅，余巡官知道后，“连忙派人送了一大注赃款来进贿，天大的事，就化为无事了”（《方志敏文集》，第六页）。方志敏由此体会到，恶霸横行、民不聊生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无法在现存的政治秩序内解决，不是一两个贪官、恶人，而是一整套制度在维护着权势阶层。本来，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是中国资产主义的黄金时代，经济增长很快，但这些进步、增长只局限于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而广大腹地农村却由于人口增加、外国商品的涌入、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等原因而更趋衰落，官员越来越贪，穷人越来越穷。“在这样的地方，群众的贫穷、痛苦、怨恨和急急的要求解放，爆发一个革命运动，乃势所必然之势。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正如一箱火药一样，只要有根导火索，马上就哄哄爆炸的。”（《方志敏文集》，第三九页）按鲁迅的说法，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人一样地生活，但中国农民一般很少铤而走险，只有在实在活不下去、想做奴隶也不可得的时刻，才会逼上梁山。对于悲苦无告的老百姓，革命有时是唯一出路。革命的合法性有其全人类的普遍性。一七六六年，美国十三个州通过的《独立宣言》宣称：“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赵一凡编：《美国的历史文献》，第一七～一八页，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版）
如果不革命，剩下的是改良一途。古今中外的改良，莫不是由权力中心发起而自上而下地实现，但握有全民生杀予夺之权和巨大社会财富的当权者，愿意并且有可能自我调整、自我改善吗？余巡官对弋阳九区的民众会仁慈一些吗？统治者从来都是反对革命的，但他们又常常在为革命铺路；革命确实给社会带来震荡，但统治者常常要弄到血流遍地的地步。德国诗人歌德早就说过：“我完全相信，任何一次大革命都不能归咎于人民，而只能归咎于政府。只要政府办事经常公正和保持警惕，采取改良措施来预防革命，不要苟且因循，拖延到非受制于下面来的压力不可，这样革命就决不会发生。”（爱克曼：《歌德谈话录》，第二四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要求受尽苦难的农民为着历史长远的利益忍而不发、自我牺牲，是残忍的，也是不可能的。方志敏之革命化，就在于他痛切认识到现状非改变不可，而和平改良又全无可能，至少在他的视界中。
问题是复杂的。正像我们不能因革命的破坏性后果而轻易否定革命的合理性一样，我们也不能因革命的成功就犬儒主义地认同革命所造成的一切。这都需要专门研究。对方志敏的观点至少可以有两个具体补充。第一，他的家乡是否有特殊性？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像《年关斗争》中的杨克明、俞麻子、夏澄波那样野蛮残暴。一度与方志敏并肩战斗过的粟裕大将，就是地主家庭出生：“我家雇有两个长工。也许是因为我爱动的缘故吧，小时候常同他们一起玩。长工们见我没有少爷的架子，都愿意同我接近。其中有个叫阿陀的长工，年龄比我大十来岁，当时也还是个青年，是我童年最要好的朋友。几十年来，阿陀美好的形象和名字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深深怀念他，因为他对我的影响很深，可以说是我童年的启蒙老师。”“阿陀很会讲故事，常常给我讲剑侠杀富济贫、除恶行善一类故事。……那时候我听阿陀讲故事，真可说是身心全随故事里主人公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甚至比主人公的喜怒哀乐更喜怒哀乐。对故事里的受苦受难的人们同情极了，对故事里的坏人恨极了，对故事里‘专管人间不平事’的剑侠崇拜极了。”（《粟裕回忆录》，第二～三页，解放军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粟裕最早的革命启蒙确实是长工阿陀教给他的，但阿陀对粟家肯定不像张三对杨克明那样充满仇恨，而粟裕也没有因为自己是主人、是地主就压迫阿陀。“我常常把家里晒的蜜饯偷偷拿出来给阿陀吃，还同阿陀一起分享板栗。”（《粟裕回忆录》，第四页）阿陀和粟裕之间有阶级的差异，却无报复性的仇杀的欲望。与粟裕同为解放军大将的陈赓，出身于大地主家庭，而父亲曾在陈赓家做过长工的国民党将领许克祥，却发动了以“反共”为宗旨的“马日事变”。陈赓家的另一个牛童卢冬生，是贺龙二方面军的重要将领，抗战期间与陈赓同为八路军旅长。仅仅阶级分析似乎说不清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
第二，革命成功可以颠倒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那么新主人如何重建社会关系？一九二七年，方志敏组织领导了横峰的年关暴动，翻身的农民体验到一种快感：“从前我们的头踏在他们的脚下；现在我们的脚也要踏在他们的头上；从前求他们让一角一分的利钱不肯，现在却驯服地捧出借字来作废；从前求他们让一升一合的租谷不肯，现在把他们占有的土地夺过来，烧契分田。从前他们管事，现在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方志敏文集》，第一八九页）如此，则革命后的秩序仍然是压迫性的，仍然有一部分人享受不到平等的权利。《年关斗争》中的三个地主当然死有余辜，他们肯定是被杀的对象。但像粟裕这样的地主，即使他不是革命的功臣，是不是也应当被革命呢？“地主”是一个阶级，制定或执行对地主的政策并不考虑其个人的行为；而且“地主分子”的帽子一戴，地主的子孙就没有出头之日了。革命成功整整三十年后，数百万“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才获得公民的权利。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为遂川县工农政府成立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杀土豪，怕不怕，刀上加刀。”但“刀上加刀”可以是革命的动机、手段而不应当是革命的目的，革命不应当停留于颠倒上下位置，而应进而建构保障公民权利且受民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结构和能够自由流动的社会秩序。
这两点并不足以否定革命，但在承认革命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对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事态还需做更多的考虑。
三、要革命（下）
在《可爱的中国》中，方志敏比无数作家都更深入、更准确地把握到国人的灵魂和情绪。他写作的动机，是想告诉读者“关于中国、拯救中国”这一“比较紧要的问题”，是要辩明，革命不只是为了工农阶级的利益，也是为了民族的利益。
茶叶是赣东北的一大特产。“因中国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惨跌，所有茶山茶地，也都荒芜下去，无人过问；因为茶叶跌价，卖茶所得的钱，还不够摘茶叶的工钱。”（《方志敏文集》，第八～九页）外国商品的进入对中国的影响，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进行研究，但在此时此地，它确实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经济剥削之外，还有种族歧视。走出家乡的方志敏看够了外国人的嘴脸，他们“自认为文明人，认我们为野蛮人，他们是优种，我们却是劣种；他们昂首阔步，带着一种藐视中国人、不屑与中国为伍的神气，总引起我心里的愤愤不平”（《方志敏文集》，第一一六页）。在中国内河上，行驶的是外国船只；在方志敏乘坐的日本船上，中国男人受毒打，妇女受污辱。
我想，欲救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决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方志敏文集》，第一二七页）
这是更为广泛的革命动员。如果说阶级复仇并不是全体中国人的愿望的话，那么民族自立却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大多数知识分子，本来不是革命的同情者或参与者，但对革命后突显的民族独立却衷心感动。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北京大学教授傅鹰说：“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完全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朱正：《1957年夏天》，第五三页，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一九九一年初，笔者在广州文德路的地摊上买到美国学者斯潘塞写的《改变中国》一书，大意是说，数百年来西方各式人士纷纷来到中国，试图以自己的观念改变中国，但从明末的汤若望到一九五〇年代的苏联援华专家，不但未能利用中国人，反而被中国人利用了，最终无不以失败而告终。从文德路转到北京路，在新华书店看到折价处理的香港三联版的《可爱的中国》，恍然悟到，方志敏已经提前回答了斯潘塞的问题：因为你们想欺侮我，所以你不可改变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可供政治家利用的巨大力量，却又不是任何政治集团都可以利用的。作家韦君宜回顾她在“一二·九”期间的经历：“我们回到学校，愤怒充满胸膛。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左派刊物毫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韦君宜：《思痛录》，第二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国民政府没有立即抗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其理性的考虑，但在沸腾炽热的舆情中，这与卖国没多大差别。当国民政府着手抗战时，其政治信誉已经受到极大损害，革命却因此成为滚滚洪流。
当然，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如何运用民族情绪是要讲究艺术的。一九四一年，“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苏联与中国人民的死敌日本订立条约，苏联承认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日本承认苏联扶植的蒙古国，理所当然地引起国人反感。当党的一些老朋友如沈钧儒、黄炎培、王造时等人因此向苏联提出抗议时，周恩来找他们谈话，希望他们“不要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之下一时冲动”；抗战胜利后，苏军在东北犯下抢掠奸淫的恶劣行径，有组织的左派学生也按兵不动，《新华日报》则发表《爱国不等于排外》的社论；但“沈崇事件”出现后，一些大城市却出现了有组织的反美大游行。（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当代中国研究》二〇〇一年第四期）
同样是士兵犯罪，对苏联和对美国就不一样，原因不难理解，在至高无上的革命利益面前，民族主义的感情不是受到忽视，而是受到重新塑造。
四、农民革命
苦难可能永远不能摆脱，压迫不一定遭遇抵抗。逆来顺受、“一切都是命”的传统观念可以有效地消解创造自己命运的冲动。要使客观需要转化为主观自觉，要使主观自觉转化为一场现实运动，需要方志敏式的知识人与军事家。
革命需要知识分子的催化和激活。赣东北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中，方志敏和吴先民都曾在省城南昌受过教育；黄道和邵式平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受到过李大钊的教育，他们都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在经历了十一年的知识教育和三年党的教育、积累了相当的革命经验之后，方志敏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回到故乡，联络几位同志，以“平债分田”为号召，破除群众的习惯心理，动员他们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先是培养骨干，然后再由他们向其他人宣传。“你邀猪仔狗仔”，“他邀大仔细仔”，一两天就召集了三四十人，他们宣誓画押——“斗争到底，永不变心”，成立了“第一个农民革命团”，随之向周围农村扩散。“横峰像一个革命的火药桶，我毫不讳言的，我是燃线人，我走进横峰，把这火药箱的线点燃着，火药爆炸了。”（《方志敏文集》，第四〇页）年关将近，县里的收捐委员照例到农民们自发开的小煤窑来收捐，经过启蒙的农民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委曲求全。“性情暴躁”、“学过一些武艺，力能敌住两三个人”的农民革命团团长兰长金不但痛骂还打了收捐委员。此人逃走后，农民们有些后悔：明天县里一定会派兵来报复。他们一边集中起来准备厮杀，一边请来方志敏。方志敏立即把自发转为自觉，作出暴动的决定，全县一半地区五万多人发出了这春雷第一声。横峰县城里的一营官兵因此不敢出来，两个月后，暴动失败了，但农民与官府的对立态势已经形成。一九二九年，红军击破了敌人为防止红军藏身的砍树运动，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信心。从此，赣东北数县迅速赤化，根据地雏形崭露。
革命需要转入职业军队的军事对抗。横峰年关暴动前，方志敏已经组织了“弋阳农民自卫军”，武器主要是方志敏从鄱阳搞来的十支枪。暴动后，他先是挑选农民军中的积极分子二三十人组成脱产的游击队，一九二八年六月正式成立红军独立团，一九三〇年七月扩编为独立师，一九三〇年九月成立红十军，下辖三个团共三万多人。一九三三年初红十军调入中央苏区后，方志敏又在地方武装的基础上组建新的红十军。他明白，没有正式的武装军队，“农民革命”云云只是一句空话。终生种田耕地的农民可以当兵却不一定能组织军队、指挥打仗，革命的军事人才多由旧军阀和国民党输送。一九二八年，经过邵式平的运动，中士班长匡龙海等“七十余名白军士兵，哗变来当红军。这不但突然增加了我们一倍以上的武装，而且给了我们一批中下级军事干部，使原无多大战斗力的红军，逐渐强大起来，而且成为能战的红军——这就是红十军的基础”（《方志敏文集》，第四九页）。匡龙海后来成为新十军的代理军长。一九二九年冬，中央派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的周建屏来到赣东北，先后任团长、师长、军长，成为赣东北主要军事领导人。周建屏原是滇军团长，北伐时受朱德教育参加共产党，与方志敏配合很好。方志敏常说：
没有红军，可以组织和爆发一个群众的暴动；但是，在暴动之后，不去训练军事干部，建立坚强能战的红军，无论如何暴动是不能长久支持下去的。（石凌鹤等：《方志敏传》，第一六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这句话包含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常识，同时也说出了中国革命的过程和特征。一九三〇年赣东北进入全盛时期，党的建设的最重要一条就是“实现全党军事化……根据地的党员，除在军队的外，都要参加地方武装组织”（《回首当年——方志纯革命回忆录》，第六二页，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农民暴动只是开始，它提供了革命合理性的基础，也提供了武装夺权的兵员，但如果不转化为有组织的军事对抗，它就只能停留在“暴动”阶段，政府很容易就能扑灭。仅仅农民暴动是不可能成功的。
革命需要由农民提供的各种资源。“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就个体而言，即无论是官是兵不能私自拿群众的物品。但就一个战斗集体而言，红军的背后需要一大批农民种田产粮，否则以战斗为主的官兵如何生存？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足够的农民种田而出现的粮食紧张。“苏区总人口300万左右，经过累年向军队输送后，1933年初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1933年5月至7月，扩大红军约5万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达到11.2万人，总计约16万人，已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1/4。这其中还不包括各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如果总计起来，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年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9人，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1934年春耕期间，主要是因为劳动力缺乏，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十二万担’。”于是，“1934年初，‘红军部队及政府机关粮米不够供给’的问题已经摆了上桌面，2月召开的中央粮食会议透露了形势的严重，‘粮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谷价到处高涨，有些地方如会昌、瑞金、博生、于都等处已涨到七、八元一担。应该收集的土地税和公债谷子还差着很巨大的数目’。3月，赣县米价涨到‘十七块多一担’。为节省粮食，苏区中央号召广泛开展节省运动，规定‘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每人每天减发食米二两’。随后，又号召苏区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甚至三升以上的米来供给红军。’即使这样，实际能够发放的粮食数量仍远远低于节省后的定量，当时，‘党政机关……每人每天只10小一两（1斤16两）粮食，分成两顿吃’。最艰难的时候，红军战斗部队甚至‘每天只能吃八两至十两’”。“在收集粮食遇到困难情况下，相当多的地区为完成任务不得不强行摊派，瑞金、长胜等地有农民因缴不起粮食被催带自尽，‘引起中农的恐慌与一般群众的不满’。胜利、于都等地因催收粮食发生群众‘要捉突击队员’并向苏区请愿的严重事件。”（黄道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近代史研究》二〇〇三年第五期）
所以“农民革命”的本义不是指农民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不是要农民转变社会身份，而是指农民的一小部分由“先锋队”组织起来以农民的名义进行革命。
五、幼稚
革命者曾经是幼稚的。但幼稚是双方的，反革命也有幼稚性。1927年，方志敏准备在弋阳发动秋收暴动。正在聚议之中，白军就来进攻了：
白军进攻的第二天，就到我村放火烧屋。我村家家都放了火，但放火后即开走了；群众躲在山上，看到白军开走了，马上一拥下来救火。还算救得快，救起了一小半，八十余家中，就有五十余家被烧个干净！被烧了屋的群众走回家来，不见房屋，只见一片断墙碎瓦，那能不伤心！女人们都大哭起来，边哭边骂；男人都咬牙切齿，指手顿脚的骂劣绅，咒白军，要与他们拼命。由此，可见用杀人烧屋的手段镇压群众的革命，不但无效，反而更激起群众深刻的仇恨，而使斗争加剧起来！
……
因为群众被烧了房屋，一方无所挂虑，另一方想起来就心痛，所以更加拼命斗争了。（《方志敏文集》，第三六～三七页）
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在江西抓捕“共匪”。“被捕的群众从切身的体验中知道：在敌人的淫威下，硬是顶住不讲。也许还可活；如熬刑不过，讲了，讲一个就会追十个，一牵一大串，最后是自己死得更惨。因此就是被敌人打断手，打断脚，打得死去活来，也是不吐半句真情。”（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七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执政党考虑的问题要比革命者复杂一些，顾虑也多一些，但它在鼓动民心、组织群众方面肯定不如革命者，它过于传统化的意识形态也不足以召唤动荡时代的激情和理想。
其间的道理，不只是压迫越深反抗越烈，古今中外都有压迫很深却无反抗的群众。真正的问题是，要群众不反抗，就得让群众能活得下去，不管生活得怎样，这就是鲁迅讲的“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赣东北是个贫困地区，很多农民的全部财产就是几间歪歪扭扭、聊遮风雨的破房，烧光了房屋，他就只能参加革命。何况国民党又遭遇了有西方理念鼓舞、有苏联实力支持的最具革命性的对手，白军的镇压客观上是在进行革命动员。“我可以肯定地说，杀了一个共产党员，还有几十几百几千几万个新党员涌现出来，越杀越多，越杀越顽强地干！历史注定了你们反革命的一定要死灭，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后的胜利。”（《方志敏文集》，第四〇页）
这个道理反革命不懂，革命者也不全懂。中央代表曾洪易主持赣东北肃反时，不但大量杀害地方革命领袖，“一些群众吹口哨、敲扁担、扎裤脚、留扣子、扔石头，也被怀疑是‘AB团’、‘改组派’用以进行联络的暗号，而被关押或杀害。甚至一些在白区工作的干部和交通也被调到了苏区，加以杀害。余干县保安大队罗英，连人带枪一百七十余人，携带妻室儿女投奔革命，还有其他哗变过来的士兵，也都被认为是反革命派来的，一概杀掉”（《方志敏传》，第二一一页）。这种行动的思想基础之一，是对农民做了过高的估计，一旦实际遇到的农民不符合革命先锋的理论，就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就要杀掉。南方如此，北方也有这样的认识。陕甘边根据地领导张秀山曾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理由之一是他不相信群众。他的解释是：“南梁群众很多是鸦片烟杆子，太白川有些群众说：你们要禁止种鸦片，我们就要搬走了，搬出苏区，搬到国民党住的地方都可以种大烟，就可以抽大烟。他们如果真的搬走了，军队来了之后，连做饭的锅都没有，连饭也吃不上。因之，便对那里的农民让步，说今年、明年不禁止，过两年之后再禁。”（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第三九一页，中共党史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
把农民理想化，有时会闹出笑话。一九五一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后，江青主导组织了一个高水准的创作队伍（编辑陈白尘、导演郑君里、主演崔嵬）于一九五五年摄制反映农民革命领袖的电影《宋景诗》。但宋景诗投降过清廷，镇压过其他农民起义，最后因反复无常而被清廷扑杀，这个英雄其实是很难树立起来的，所以公映后反应平平，远未达到江青的预期。
六、“必然”
现实的苦难召唤着革命，现实的压力也阻碍着革命。赣东北的暴动从抗捐开始，在方志敏等人的有力推动下，迅速转化为与政府的对抗。握有国家机器力量的国民党有强大的力量镇压革命、杀死革命者。革命必须有一套主义和信仰浸透革命者的身心，使每个革命者都能藐视强敌、顽强革命。
在《死》中，方志敏记述了一个副处长对他的劝降过程。这个瘦瘦的、三角脸、老鼠眼的刽子手，却又是相当圆滑且有一定见解的人。比如，他把共产党分为“信仰顽固”的和“盲从”的，就不全是诬蔑，任何一个人数众多的政治组织，通常都是由少数精英和多数跟从者组成的。
劝降是在似乎抽象的关于“主义”和“人生观”的争论中进行的。副处长深谙人性人情：
你们的主义，是不得成功的，就是要成功，恐怕也还得五百年。……总之，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实现，那是一定的了。我们为什么要做傻子，去为几百年后的事拼命呢？……主义并没有绝对的好坏，总得看看是否适合于今日。譬如说我们国方的主义，也有许多人说坏话，但说的尽说。现在总是我们国民党统治中国；我在国民党里，总有事做，总有生活，这种主义已经就值得我们相信了。人生在世，公私两面都要顾到，有私才有公，有公也才有私。一心为公，完全忘了私，忘了个人，我看那不能算是聪明人吧。我常常这样想，万一共产主义会成了功，那谁能料定我会不一转身儿，这是我的实心话。（《方志敏文集》，第一四九页）
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主义要适合于现实，二是公私兼顾的人生观。在常识的意义上，都不能算错，世纪末反省革命的思潮中，就有这位副处长的回音。
但革命与常识无关。如果一切以现实利害为标准，革命就根本不会产生；如果革命者不一心为公，革命就难有成功之日。为革命而献身是要有条件的，除现实因素（总有人不可能在现有秩序中生存发展）外，重要的是有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一个可以委身于它的理想观念，一个可以（至少在理论上）相互依赖的“家庭”式的群体。如果只看现实，那么革命者是不可能在几乎是不可能的条件下创造出奇迹的。方志敏一语道破了中国革命的奥秘：
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大革命虽然遭受失败，但我毫无悲观失望的情。……这次的失败，只能是暂时的，中国革命的复兴，某个新的高潮，必然要很快到来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必然要覆灭，代之而起的，必然是共产主义；反革命必然要失败，革命一定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是绝对的真理，同时，这也是我的基本信仰。好吧！错误是错误过去了，失败是失败过去了，算了吧！重起炉灶，再来干吧！（《方志敏文集》，第三三页）
努力的干！忘餐废寝地干，不怕不成功的！（《方志敏文集》，第九三页）
马克思多次指出，不能把他的历史图式（从奴隶制到社会主义）普遍化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以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被马克思主义所鼓舞的中国革命既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基础，也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物质前提，而卒能成功，原因之一，恰恰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图式绝对化、先验化，以此来激发参与者不容怀疑动摇的献身精神。“必然”的逻辑与“绝对”的信仰，是革命的真正动力。“必然”意味着势所固然，终将如此；“绝对”意味着没有任何可以与它相提并论的东西，对“绝对”的体认内化为人生的“信仰”，不但是个人的一切无法与之相对，就是革命遇到挫折、失败，也不会丧失信心，因为它是绝对的。如果出了误差，那是因为具体条件的限制或主观努力不够，那是因为偶然性干扰，所以方志敏才在狱中反复检讨皖南行动在策略上的错误。“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方志敏文集》，第一三五页）坚毅的革命者一定是坚定的“绝对”的理想主义者，而现实主义的相对论者则很可能是叛徒。一九三三年，团中央干部黄药眠被捕后，已经背叛的原中央上海局书记盛忠亮就这样劝其投降：“共产党的这些做法，都是理想主义、幻想主义，是不实际的。马克思当年说：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资本主义，这也不过是长远的理想罢了。能够作为我们直接奋斗的目标吗？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梦呓。”另一个叛徒也这样劝降：“我从莫斯科回来以后，也做过地下工作的，而且做过共产党江苏省委书记。你当然知道，这个职务在共产党里也不算低了。……马克思是百多年前的人了，列宁是俄国人，也许他知道俄国人的思想，至于咱们中国人民，生活情况、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他们能够知道吗？唉，共产主义，隔得我们多远呀！多么渺茫呀！这不过是纯粹的理想、幻想罢了。”“就是讲共产主义吧，我们中国有多少大工业？所谓产业工人，勉强算起来也不过二百万，而且技术落后，文盲多，能够唤起他们来革命吗？能够让他们来掌握政权专政吗？空想的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我看马克思就是空想的社会主义。没有无产阶级，也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硬想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来，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第二六〇、二七四～二七五页，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前仆后继，愈挫愈勇，这就是绝对信仰的力量，这就是革命成功之本。国民党失败的原因甚多，但其成员没有或较少“绝对”和“信仰”是一个重要原因。像副处长这样一旦时移境迁就“一转身儿”的国民党人不在少数，怎么能指望他为“党国”献身？而且国民党人还善于区分公共角色和私人关系，喜欢讲人情，不因公废私。抗战开始后李一氓到四川做统战工作，首先去拜访那些已经做了大官的同学，其中之一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长李琢仁，他对李一氓说：“你这次回来，尽管放心，我们好朋友还是好朋友。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尽管说。”（《李一氓回忆录》，第二四四页，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省级主要领导都不讲原则，“党国”不亡才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