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极端”
方志敏在总结赣东北革命经验时，屡屡愤怒地呐喊：“右倾保守主义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方志敏文集》，第六九页）他认为，赣东北的右倾错误，主要表现为没有猛烈扩大红军、不敢在白区进行大的战争、没有拼命向外发展，总的看就是“极端不够”。（《方志敏文集》，第六九～七〇页）因此在形势比较顺利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一九三三这三年中，赣东北不但没有发展，反而缩小了一部分。
革命当然是极端行为。在二十世纪初发生的种种有关革命的争论中，要点之一是鉴于革命会带来的流血牺牲和社会震荡，中国的进步是否要采取这一形式？经过两代革命者的呼号推动，革命终于发生。革命者面临的新问题是，尽管中国有革命的需要和前提，但几乎没有什么客观条件可以保证革命成功。完全实事求是，按常态考虑问题等等都不可能把革命进行下去。这也就是何以红军特别重视政治工作的原因：
特别是在白区长期作战过程中，战斗员的疲乏与个别的悲观失望是不可免的，必须有刻苦的耐劳的政治工作，以提高其勇气及胜利信心。（《方志敏文集》，第一〇四页）
革命起源于改造世界的理想主义冲动，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鼓舞理想、提高信心以唤醒“极端”。但是在具体的革命过程中，仅仅“极端”有时仍然会遭遇失败。一九三四年七月初，为掩护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中央决定以红一军团第七军为主，加上一些新兵组成六千多人的红七军团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闽浙皖赣进军，执行牵制任务。先遣队从瑞金突围于十月到达赣东北，联合在那里的红十军编为红十军团（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书记，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任军团长，寻淮洲任主力十九师师长，乐少华任军团政委兼二十师政委，刘英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兼十九师政治部主任，粟裕任军团参谋长），再转战于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十二月，先遣队在安徽太平谭家桥遭重兵包围，战斗失利，主力十九师师长寻淮洲牺牲，撤出的军队又被敌人包围。“我军经过长途行军作战，本已十分疲劳，陷入重围之后，弹尽粮绝，伤亡不断增加，又遇到天气骤变，雨雪交加，许多指战员几天粒米未进，以草根树皮充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顽强战斗，不断杀伤敌人。我十九、二十两师在怀玉山东南的山地和北部的冷水坑、玉峰、马山等地，二十一师在王龙山北部，同敌军反复血战。敌军向怀玉山围攻时，我军占据山顶制高点，坚决抗击敌人。在敌军不停顿的‘搜剿’和围攻下，我军被分割，被冲散，但仍然坚持各自为战，表现了革命战士无比坚定、无限忠诚和誓死与敌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精神。敌人极端野蛮残忍，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把能搜出来的粮食全部烧掉。因为山高林密，不便搜索，敌人就放火烧山，我军走不动的伤病员，有些就被烧死了。被围的部队只有少数同志跑回闽浙赣苏区。另有一小部分同志向北突围到皖南去了。军团主要领导人刘畴西、方志敏同志隐蔽在陇首封锁线附近的山里，至一月二十七日，先后不幸被敌军搜捕。”（《粟裕回忆录》，第一〇三页）战士们是勇敢的、“极端”的，但无法改变失败的结局，根源在上面。就军团本身来说，曾洪易、乐少华的无知和专横只能给部队带来灾难。军团长寻淮洲是优秀将领，却没有多大权力，到赣东北组成红十军团时，还把他降职为师长（红七军团改编为十九师，赣东北的红十军改编为二十师）。领导不行，一般官兵再“极端”又能如何？军团领导上面还有中央领导。粟裕后来说：“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八万主力红军都呆不住了，却要求红七军团这支六千人的部队（其中还有一半是新战士，仅仅一千多条枪），深入到蒋介石国民党的闽浙赣皖腹心地区去‘最高度地发展济南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想法。”（《粟裕回忆录》，第一〇五页）以偏师无后援而进攻敌人的心脏地区，失败是必然的。
所以革命不但需要极端，同样也需要客观冷静。方志敏的“极端”只是激烈地开展革命，在策略上，他还是谨慎的。一九三〇年下半年，赣东北红军两次奉立三中央之命去打九江，方志敏都坚决反对，他认为：“红军去打波阳（执行攻九江的命令），是送红军去死的！这样猛烈的发展要坍台！”（《方志敏文集》，第三八九页）一九三一年，方志敏主持的省工农政府通过决议取消各圩镇的赶集活动，这显然破坏了农民的日常生活。方志敏下乡后发现了这个问题，迅速撤销原来的决定。赣东北的土地法与中央根据地的土地法是不一样，在中央根据地，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赣东北在没收地主土地后，地主仍然可分得一份人口田，富农与其他农民一样分田。显然，赣东北的政策对稳定地主、富农情绪，巩固根据地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中央根据地的政策则会引起地主、富农起来反革命。在得知中央根据地的政策后，方志敏依然坚持原来的政策，理由是：“我们原来的土地法，既然这么多年没有出问题，那就说明在我们这里是正确的，就可以实行下去。”（《回首当年——方志纯革命回忆录》，第五〇一页）以至于曾洪易到赣东北后，给方志敏加了一顶“富农路线”的帽子，强令修改土地法。
方志敏的经验说明，“极端”的革命理念并不一定导致极端的革命实践，甚至唯其“极端”，所以更要小心翼翼，务求有效。只要是革命，就离不了“极端”。当然开国大典之后，革命已不再是中国社会的内在需要，继续“极端”政策就只是人为的了。
八、矛盾
方志敏是中国革命的圣徒。他对上级抱有最大的忠诚和热情。共产党“有完整的革命理论、革命政纲和最高尚的理想，它有严密的党的组织与铁的纪律，它有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它有广大的经过筛选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党员群众；并且它还有得到全党诚心爱戴的领袖；它与无产阶级和一般劳苦群众，保持亲密的领导关系；它对于阶级以及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的努力、奋斗和牺牲精神，只要不是一匹疯狗，都会对它表示敬意”（《方志敏文集》，第二三页）。这些颂词是每个革命者都应当背诵的。不过他不是背宣传材料，而是表达一种已全部浸入其骨髓的真诚信念；而且，方志敏不是一个盲目的信仰者，他对党内非理想的方面是真切了解的。比如，一九二七年，“共产党的中央，被陈独秀腐朽的机会主义所统治，离开阶级立场，背叛阶级利益”；“党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志敏文集》，第二六页）但在革命实践中，方志敏有三个方面的严重苦恼。
首先是根据地初建时期与上级组织的矛盾。信江地区弋阳、横峰等县一九二七年年底发动革命暴动，一九二八年分别成立党的县委，受（赣）东北特委领导。而东北特委却是如此：
山高皇帝远，好久没有一个指示，间或有指示我们，又无法用以解决我们实际上的困难！派交通去，往往挨骂而归，同时总是要我们解款子。有些时候，我们没有解款去，就把我们的交通路费扣留。（《方志敏文集》，第二三六页）
东北的党，是省委最称许的，但是与我们为邻，我们在顶吃紧的时候，他们从来不予我们以帮助。（《方志敏文集》，第二三九页）
只想向下级要钱，却从未给下级帮助！下级当然不愿意，干脆联合起来成立信江特委，直接归省指挥。但也不行，信江特委要开成立大会，送信的交通员经过东北特委时，路费被拿去了，交通员只能半途而返，大会因此开不成。后来好不容易与省委联系上了，省委却和东北特委一样对信江怀有成见和误解，从来不肯派人到信江视察工作，对信江方面的报告又不肯相信，甚至要取消信江特委。党不是抽象的，陈独秀是党，赣东北特委也是党，但他们与方志敏信仰的党似乎有较大距离。显然，抽象的党和具体的党不一样，革命者的本领之一，就是理论上坚决相信党的正确，而在实际工作又要掌握与具体的组织、具体的领导人打交道的艺术。没有前者，就不会有革命的坚定性；没有后者，就不能在革命队伍中生存。
其次是根据地发展起来后与中央的矛盾。革命必须集中力量，中央必须对各根据地拥有绝对的指挥权。所以每次中央发生领导人更换或政策转变，都要派出“钦差大臣”到各个山头督促。赣东北的唐在刚、万永诚、倪宝树、曾洪易等人，都充当了这种角色，他们先后与赣东北根据地及红十军的创始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吴先民等发生冲突。曾洪易下车伊始就断定：“赣东北党的组织大多数不是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是由征服、拉扶、亲族和感情关系相互介绍建立起来的。”（《回首当年——方志纯革命回忆录》，第九九页）因此要严厉肃反。“吴先民是赣东北党的创始人之一，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可是，曾洪易只凭一个所谓‘AB’团嫌疑犯的口供，就确定吴先民同志是‘AB’团，是‘改组派’，要将吴先民杀害。”（《回首当年——方志纯革命回忆录》，第五〇二页）还把他的头割下来示众三天。方志敏原来也是肃反的热心参加者，“本来我的痔疮是刻不容缓的要割了……医生把开刀的手续都办好了，并送了泻济给我喝。我想在肃反斗争紧张的时候，我个人却睡到医院里去割痔疮，心里怎样会平安下去，乃回复医生暂不割，等有暇时再来，泻济也退还医院了。我也常到保卫局审问捉来的反动派。大审问中，我感觉到当时的肃反工作，有些地方是错误的，极不满意”（《方志敏文集》，第七三页）。肃反的错误表现在：一，“肃反”中心论，埋头对内杀戮，忽略对外战争；二，扩大化，到处疑神疑鬼，引起“人人自危”；三，简单化，只凭口供杀人，牵连无辜。仅弋阳一县就设有监狱十七处，关有“AB团”犯人一千一百多人，被杀的达三百多人，全县九个区委书记杀得只剩下一个。“我现在肯定地说，赣东北和闽北的肃反工作，是有错误的。”
放走一个反革命派，固然是革命的损失，错办了一个革命同志，又何尝不是革命的损失！（《方志敏文集》，第七四页）
错放一个反革命与错处分一个革命同志，其损害党和革命利益是同样的。（《方志敏文集》，第一〇六页）
这些都是常识，但扩大的“肃反”在继续。赣东北的“打AB团”运动一直进行到长征以后。“更令人痛心的是，在外部敌人不停地对我们进行越来越疯狂的‘清剿’时，我们内部还继续在不停地搞什么‘肃反’斗争。”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就被关了起来，多次吊打，只是在几乎被杀的关头，项英一封电报救了他（项英一九三一年就纠正过毛泽东的第一次“打AB团”）。“当时关我、审讯、打我的人，都是在一个部队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同志，相互之间非常了解，怎么至于昨天是革命的，是同志；而今天就以革命，成了敌人？”（《回首当年——方志纯革命回忆录》，第一六二页）道理很简单，方志纯在个别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向领导提过意见，反对上级当然就是反对党，就是“AB团”。赋予此一内残行为以一种理性的解释：仅仅抽象的政治理念还收拾不住人心，还需要肉体消灭的配合。
为了保证曾洪易等人在赣东北的权威，一九三三年，中央把赣东北的红十军调到中央根据地。方志纯回顾说：“方志敏孤零零地被留在赣东北，没有随军行动，红十军军长周建屏，名义上是将他调去学习，实际上是根本不信任；政委邵式平调离部队，到地方工作，当然不信任。我，吴克华、黄开湘等同志也均被调出，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当时，红十军营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调离，换上另外一批干部。”（《回首当年——方志纯革命回忆录》，第一八六页）这样做当然可以保证中央对这支地方武装的绝对领导。但红十军干部战士都是赣东北人，把他们调离家乡，再全面调整他们的领导，极大削弱了这支部队领导力量和战斗力量。
当然，地方在形式上了会受到照顾。曾洪易控制了赣东北的党、军两权，唯一忽视了省苏维埃这一“民意机关”。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开始，方志敏就一直是农协、工农兵代表大会（即苏维埃）的主席。此后，他在党内、军内时上时下，但省苏维埃主席的职务从未变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赣东北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干部群众都表示了对曾洪易的不满，要求方志敏出来主持工作。方志敏把这一情况如实报告了中央。十二月，中央调曾洪易出席六届五中全会，任命方志敏为省委书记，暂时满足了赣东北的地方要求。但方志敏刚刚重振了一下旗鼓，一九三四年七月，由原红十军改编的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到达赣东北后，曾洪易作为中央代表和随军全权代表又被留在赣东北主持省委工作。“在抗日先遣队与新十军会师合编为红十军团后，当时虽然中央和中央军委要方志敏同志担任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是，从当时中央作的具体人事安排来看，从当时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来看，这职务上不过是个虚职而已，军事指挥权实际仍为曾洪易一伙所把持。”（《回首当年——方志纯革命回忆录》，第一八七页）方志敏如果不死，他会有一个什么结局是很难设想的。
最后，是整个革命过程中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方志敏对曾洪易的“肃反”有尖锐的批评，或许是其不想公开党内分歧，或许是其为人宽厚，他没有对曾洪易其人作出评论。曾洪易一九三二年在赣东北实行了惨痛的“肃反”，方志敏提出反对后，曾洪易将他隔离，要他写检讨，将其排挤出赣东北省委。曾洪易之后，中央又派乐少华、刘英两人到赣东北来。方志敏认为他们政治工作做得不好：“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员与战斗员有时隔膜，并且有时态度不亲爱，缺乏耐性。”（《方志敏文集》，第一〇四页）政治工作做得不好，政治委员的权力却一刻也没有忘记。乐少华曾给参谋长粟裕扣上“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帽子，长时期对他进行限制和监视，对军团长寻淮洲也极为霸道。据粟裕说：“这件事说起来是很荒唐的。我们在闽赣边界执行牵制任务时，一次我们阻击向江西前进的敌第四师李默庵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我从前沿跑回来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军团长和政委坐在一根木头上，军团长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政委没有作声，我以为他同意了，一转身就走。他突然跳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我们只得停止追击。”“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政委是在浒湾、八角亭战斗以后，那时他刚来七军团上任，军团部在一个大庙里开大会欢迎他，请他作报告。恰巧这时我从战场回来，军团长见我到了会场门口，便走出来同我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他就在会上拍桌子大骂：‘妈那个×，我在报告，哪个还在讲话？’当时他还不认识我，竟对军团长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耍一个下马威。”（《粟裕回忆录》，第八二～八三页）所谓“政治委员制度”，对乐少华来说，就是只有政委才是七军团的最高领导，不承认他的最高权威，就是“反政治委员制度”。他甚至经常辱骂寻淮洲是“寻矮子”。（朱永来：《寻淮洲将军传》，第八四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擅权的乐少华是坚定的革命者。怀玉山失败、方志敏等人被捕后，他收集余部成立红军挺进师，任政治委员。不久因伤离队，转去上海治疗。一九三六年八月去陕北保安，任军委直属政治处主任。抗战期间在延安军事工业部门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军工部局长等职。以他曾经拥有的地位，这样的安排是太委屈了。一九四九年后，任东北军区工业部副部长兼军工局局长，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五日在他“三反”运动中自杀，一九八〇年获平反。
九、路线
按照后来的评价标准，方志敏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也即后来所谓的“王明路线”的赞扬是有点奇怪的：
党中央的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正确领导之下开成功的，严格地揭发立三路线的错误，开展全党的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央四中全会的决议传到赣东北时，我们满心欢悦地完全同意中央的决议，拥护国际的路线，在党内开展了反对立三路线与拥护国际路线的解释运动。（《方志敏文集》，第六八页）
原因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此时“王明路线”正占统治地位。
一九三〇年五月，信江特委书记唐在刚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回来后把“立三路线”带到赣东北。其中心是组织全国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要红十军攻打九江并配合朱毛红军攻打南昌。新路线要有新组织。唐在刚人未到就在路上将赣东北特委改为赣东北省委，增加肖韶、李杰三、胡定铨为省委委员，调邵式平到中央学习，这就保证了“立三路线”在赣东北的推行。方志敏只能服从，但坚持留下一个营在根据地，并要带队出征的周建屏“相机行事”。红十军在向九江进发后不久，形势发生变化，十军毅然返回。此时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赣东北传达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结束了赣东北的“立三路线”。应当说，“立三路线”没有给赣东北和红十军造成多大危害。
真正使赣东北形势恶化的是四中全会之后。新中央首先派来万永诚、倪宝树，他们批评赣东北的种种“右倾保守主义”，而方志敏则认为：“这些批评是没有根据的。赣东北的党领导赣东北人民创造了红军，创建了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如果是右倾机会主义、封建地方观念、富农路线、调和主义，路线都错了，则无法解释这些事实。”（《方志敏传》，第一九五页）万、倪虽然接任了省委书记和十军政委之职，但没有方志敏的能力和威信，省委即以方取代倪的军委之职，并取得“三日三捷”的胜利。新路线势头很强，不久又派曾洪易来赣东北，全权代表中央“帮助实行各方面工作的转变”。中央给赣东北特委的信中特别强调“他的权力高于省委”。方志敏认为，曾洪易等人的错误：一是没有抓住最中心的红军问题，二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不够，三是对赣东北的成绩没有肯定。一、三两点没有疑问，第二点需要说明。在中央，新的领导人不但批判“立三路线”，也严厉惩处了李立三个人；而在赣东北，曾洪易虽然排挤本地干部，但对贯彻“立三路线”的唐在刚却予以重用，这在方志敏看来，当然就没有划清与“立三路线”的界限。另外，方志敏对曾洪易等的军事战略、“肃反”错误等多有批评。
所以，方志敏在赞扬四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的同时，实际上连带批评了“王明路线”：“在一九三一、三二、三三，三个年头中，环境都是很顺利的。向周围广大的发展，并没有多大困难。而障碍红军伟大胜利与苏区迅速扩张的，就是右倾保守主义。”（《方志敏文集》，第六九页）问题是，李立三和王明从来被认为是“左”，何以方志敏要以“右倾保守”来命名？原因之一，“左”的时刻不会出现的“左”的概念。只是延安时期清算王明时，“左倾路线”才一锤定音地确定下来。其次，就军事上来说，李立三要求打九江，放弃了其他可能发展的机会；曾洪易不懂军事，只是教条地执行中央命令，军事上没有任何主动性。方志敏即批评他：“把红军摆在苏区内部与敌人堡垒作战，不肯向敌的空虚的浙南皖西方向发展，陷自己于被动，坐失许多有利战机。”（《方志敏传》，第二三一～二三二页）如此，则说“立三路线”与“王明路线”是“右”也不是全无道理。李立三、王明的“左”只是就其根本性质而言，具体落实下来，表现形式很多，在没有权威定名之前，是“左”是“右”都有道理，关键是从哪个角度看。
十、失败
一九二七年国共两党决裂，革命之火在各个山头燃烧。因其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国民党最初并不十分重视，仅以当地驻军加以“围剿”。一九三〇年二月至十月，蒋介石忙于应付中原大战，给红军造成了极好的发展机遇，各根据地都相继进入全盛时期。但在蒋介石集团基本统一了中国、集中全力“围剿”革命之后，已成燎原之势的革命之火渐趋暗淡。一九三四年十月，赣东北根据地丢失。
敌强我弱，所以只能打游击战。但游击战只能保全自己而不能大规模地消灭敌人，而且队伍一旦发展到一定规模，也不可能采取游击战的方式。比如几万大军，一天的粮草运输就是大问题，如何能进退自如？所以“到1930年夏，红军和苏区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我军事战略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粟裕回忆录》，第六一页）。根据地可以掩护红军，但根据地也需要一定的力量才能维持，一旦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根据地就难以坚持。一九三〇年代红军的失败有其必然性。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新十军军长刘畴西执行中央指示与敌人硬拼。方志敏与他商议：“能否改变打法，去打薄弱之敌？”刘答：“现在根据地范围缩小，强敌压境，到哪里去打薄弱之敌？”方问：“敌55师、57师、12师、浙江保安师这些不是弱敌么？”刘答：“从我们现有的力量来看，他们也已变为强敌，同他们打，也同样要硬拼。”（《方志敏传》，第一五六页）硬拼的结果只能是失败。方志敏狱中反省说：“我们过于机械地执行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规定的战略。”但问题不是红军要死打硬拼，而是敌人找上门来打；如果不机械执行中央战略，那就只有撤走，根据地总之是保不住了；撤走后的部队也很难说就一定发展壮大。革命成功的原因，远不是游击战、根据地可以概括的。延安当然是伟大的根据地，但那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的“特区”，八路军、新四军等也是政府承认的合法军队。
敌我力量悬殊，革命艰苦卓绝。认真从事革命的领导人不会不思考革命的前途。林彪在井冈山时期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虑不全是悲观。彭德怀一九五九年回忆：“在平江时，有人问：何时革命胜利？我说：胡子白了总要胜利，因而挨斗。”（李锐：《庐山会议真面目》，第二二四页，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预言并无事实证明。江西苏区前几次成功的反“围剿”经常为人称颂，但越打越穷的趋势却导致了一九三四年的失败。以三次反“围剿”为例：“第一次红军伤亡约2000人，第二次增至4000人，第三次更达到6000，前后总计12000。其中死亡约2000人，残废1000余人。第一次作战时，士兵每天尚有0.15元的伙食标准，月发生活平均不足1元，加上医院费用，总计开支可达25万万。因伤病大增，兵员急需扩充，筹款及物资却日渐困难，以致士兵每天的伙食标准降至0.1元乃至0.08元，生活费完全停发，月耗总计已不足18万元。……即便如此，加上地方政府及赤卫队经费亦需补助，情况也颇难维持。而因为战争需要民众支持，且造成生产停顿或破坏，故只能免征土地税，地主土豪早已打光，在苏区根本无款可筹。维持政权及武装全部要靠红军在国民党军‘围剿’间隙之际，通过到国民党区域里去打土豪才能获得。结果是，红军和苏区要生存，就必须向外发展；而其越发展，越要威胁到国民党控制的交通要道及其主要中心城市，国民党就越会投入更多的兵力来‘消灭’红军。另一方面，战争越打越大，红军对兵员和粮食物资的需求也就越大，而由于苏区经常处于战争之中，难以满足战争所需，也必须向外发展。如此循环的结果，势必要导致国共双方军事总决战的到来。”（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二八九～二九〇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而这正是国民党所期待的。
根据地的失败暴露了革命队伍的一些严重问题。一是内讧严重。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时，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政治部主任刘英、参谋长粟裕，前三人组成军事委员会决断一切，实际上寻淮洲并无实权。据先遣队政治部主任刘英回忆：“每遇事相商或召开会议始终得不到好的结果。在先遣队自瑞金出发直到闽浙赣苏区这段时间内，从未开过一次圆满的会议，不是你争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闹成打架……关于行动的决定，特别是作战任务的决定，往往一致的通过与决定了，转瞬间又来一个不同意，甚至有好几次打响了后又命令下属撤退，这不仅表示意见各殊，失却了自己的战斗意志，而且对士气的消磨与战斗力的削弱，亦是极端有害的。”（《回首当年——方志纯革命回忆录》，第一八七页）二是叛徒众多。在赣东北，中央代表曾洪易、省委书记万永诚、红十军政委倪宝树、红十军政治部主任涂振农等军政领导人先后叛变；方志敏的被捕，也是由于其警卫员魏长发为了四十银元的赏格而出卖的。长征后，在赣东北领导地下斗争的闽赣军区司令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等也当了叛徒。
十一、“饮泣望高楼”
方志敏生前艰苦卓绝，死后英名远播，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徒之一。虽然在赣东北苏区，曾洪易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独揽大权、挤压方志敏，但与方志敏相比，曾洪易实在是一个渺小得多，也可怜得多的人物。
曾洪易有过激烈的青春岁月。一九二一年考入南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九二三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入党，为南昌早期党、团员之一。一九二四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九年四月回国。但自从他于一九三一年七月被临时中央派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任“中央代表”后，他对革命似乎就只有罪恶没有功劳。在赣东北，他不但排斥异己、任人唯亲，而且还提出“肃反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大肆屠杀当地革命者，被人们视为“灾星”。一九三四年一月调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不久，七月又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随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于十一月再次进入赣东北，十一月离队任闽浙赣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策。在困难的条件下，他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散布“野战军出动（即红军长征）不是胜利的出击，而是逼得没有办法”、“五次围剿敌人是胜利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告一段落”、“布尔塞维克要学会退却”等言论，所说虽是事实，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却理所当然地受到批判并被免去职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左右被派往闽浙赣苏区东部边沿浙江省江山县担任区委书记，因无法开展工作而离开江山到上海寻找上级组织。
曾洪易在上海一直未能找到上级党组织。经济发生困难时写信向家里要钱，他哥哥寄来的二十元大洋使他暂时解决了食宿。其间，碰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逃到上海的原红十军政委涂振农。涂振农告诉他原红十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也到了上海，他们都在寻找上级党组织而未找着。曾洪易因为不知道涂振农是否自首变节，不敢与其详谈就分开了。不久，曾洪易又遇见万安同乡、同学王立生。王立生也曾是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担任过共青团南昌地委书记等职务，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捕后叛变当了特务。王立生一开始劝曾洪易回家，还给了他一些钱。曾洪易想到自己在共产党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回家会很危险，但仅靠王立生的接济又不能维持在上海的生活。为难之际，王立生劝他到南京去自首，并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一九三五年五月左右，曾洪易在王立生的陪同下到了南京，办理了自首手续，每月领取大洋二十元。一九三六年以后，担任过军事政治教官、江苏省政府视察员等职，抗战期间又在国民党军政系统担任俄文翻译。一九四六年他携其在四川结婚的妻子刘纾予回到家乡万安，做过短期的中学教员，大多数时间在家赋闲。期间因生活困难，妻子离他而去。一九四九年八月，解放军到达万安前，他受地方人士之请出面维持秩序，迎接解放军。解放军入城后，他也做了一些配合性的工作。
应当说，曾洪易的叛变有无可奈何的因素，投靠国民党后也未穷凶极恶地“反共”，但他毕竟是叛徒。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吉安地委奉命诱捕曾洪易，押送到南昌省公安厅。曾洪易对此并不以为意，到省后还提出恢复党籍、回万安分配工作、由地方政府帮助行医等要求。一九五〇年二月，省公安厅将他和从别处捕获的涂振农、缪壮林等人押送到武汉关押，数日后又被押送到北京中央公安部德胜门监狱关押。曾洪易虽曾做过党的高级干部并主持过“肃反”，但在政治上似乎又很幼稚。在北京接受公安部预审期间，他不认为自己有多么严重的罪行，以为组织上迟早会把他的问题弄清楚，因此还提出了一些十分天真的请求，比如当中国驻苏联的领事、会见中央负责同志、出版其所翻译的《世界名诗人译诗选》等。一九五一年三月，公安部预审处对曾洪易提出了初步判刑意见：判处徒刑十五年。公安部副长杨奇清批示：“判徒刑后留在执行处做翻译工作（可将功折罪）。”一九五一年四月五日，曾洪易案被移送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继续审查，同年六月二十五日转押北京市公安局。直到此时，他才感到出狱无望。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深入开展，十月二十四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以“曾洪易叛党投敌，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严重地破坏了人民解放事业”的罪名，将他“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请求上级批示同意时，军法处还特别写明：“该犯肺病已入三期，相当严重，请提前批判。”行刑报告批复还未下达，曾洪易已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九日病死狱中。（陈立明：《曾洪易其人》，《中共党史资料》总第七十四辑，中共党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
方志敏能文，曾洪易会诗。在公安部预审期间，他留下一些诗作。其中有：“一年浪迹又春光，桃李翻飞心惆怅，肢体糜烂头破裂，那能割肉再补疮。”“数年蔬菜饭，我骨如柴瘦，妻儿风云散，饮泣望高楼。”（《曾洪易其人》）客观地说，曾洪易对革命犯下的罪恶，主要不在其背叛之后，因为他实在没有在国民党的“反共”上出过多少力、帮过多少忙，而是在赣东北期间主持“肃反”残杀革命者。然而，在一九五〇年代，“左”的“肃反”不是罪，哪怕杀了许多人，投降敌人才是真正的罪恶，即使他并没有干多少坏事。在监中“饮泣望高楼”时，曾洪易是否想到了当年的风光？
十二、死
方志敏的狱中书简都是濒死之言，他直接写到死的有三篇：《我们临死以前的话》《死》《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第一篇是政治交代，第三篇是实事叙写。第二篇是一篇一万多字的“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革命者的死亡观，以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最为光明浩大，方志敏也写下“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壮语，坚信主义比生命更为重要。在狱中，“死，是无疑的了。什么时候死，不知道”。问题只是如何死？选择革命实际上就选择了死亡，生死不隔，死亡也是革命的行为之一：“我们必须准备口号，临刑时，要高声的呼，用劲的呼，以表示我们的不屈！”（《方志敏文集》，第一三六、一三九页）生之斗争召唤着死，从容就义也是一种革命行为。革命之于革命者，可以赋予他们的生死以一种超越自然的意义。
但在监狱中，革命者面临一个特殊的问题：活着，但不可能从事革命工作。在“优待号”中，午饭有三荤两素一汤，三个革命者吃得很香。这就有了疑问，革命者吃着敌人的饭，最终不免一死，这算怎么回事？“同志！我们在这吃饭，我有点怀疑到底是为谁吃的。”“好像我们吃饭，不是为着自己吃的，是为着刽子手的枪弹或刀吃的。吃胖了一点，让它们尝点油味儿。”方志敏找不到死刑犯吃饭的意义。另两位难友的回答分别是：“不管它，生一天就得吃一天。”“吃吧，不要讲死了就不吃。”（《方志敏文集》，第一三八页）
“生一天就得吃一天”，这是自然的回答，活着就要吃饭。“不要讲死了就不吃”，这是乐观的回答。确实，即使不是死刑犯，每个人也都会有死的一天，他们不每天都在吃饭吗？吃饭与死无关。
有一次报纸上登载了有关苏联人口的新闻，三个革命者就在狱中谈开了中国人口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的问题。方志敏认为，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肯定不利于生命的存在：
中国是一个死神统治一切的国家，谁也不知他什么时候会死。（《方志敏文集》，第一四三页）
另两位也分别说：“中国人的命，不值一个钱，死个人像死一条狗一样！”“中国人的生命，真像一个蚁子，一棵草儿，一天到晚，不知要糟蹋多少？”（《方志敏文集》，第一四五页）生命是卑贱的，因而每个个体就更加珍重自己的生命，好死不如赖活是中国人固有信念之一，明哲保身是中国智者的教训之一。其结果，正像外国记者韦尔斯说的：“中国历史上有近千年受着异族的统治，原因就在于此。然而历来的事实却是：临阵逃脱者苟且偷生，挺身作战者惨遭杀害；温顺者在社会上生存下来。于是年复一年，代复一代，最完美最勇敢的人被杀死了，民族的精英被除去了。”（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第四四页，华文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如此则社会政治状况越来越糟，人命越来越没有价值，苟且偷生者其实也很难善终。
因此就出现了与苟偷者相反的另一种选择：逼上梁山，铤而走险。与其像猪狗一样地死去，不如在革命中牺牲。革命不愁找不到不怕死者，穷的可怕和死的威胁把无数人逼上革命之路，革命至少启示着生的可能。对于这些人来说，革命与否并不是什么政治问题，而是生死选择。一旦我们理解了他们内心涌动的挣扎和希望，我们就能理解中国革命的发生，部分即是基于“无知暴民”的求生本能。然而，共产主义革命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它有一套绝对理想主义。韦尔斯已经注意到，在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区域内，“他们已经赋予‘死’以新的意义和目的，他们已经消除‘死’的痛苦，他们已经使每一座坟墓都成了胜利的标志。见到红军以后，我断定：每一个红军战士都乐于战死，因为他相信，他的死将使他的革命事业朝最后的胜利更进一步。我想，除了教人为什么活着外，最重要的事就是教人为什么而牺牲吧”（《红色中国内幕》，第四七页）？这一“断定”并不准确，红军中也有逃兵和叛徒。既然生命可贵，怕死就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但革命理想和革命性倒确实把死亡纳入到一个意义结构之中，使个体乐于为革命而死。
问题只在于：以人的生命与社会财富为代价的革命，在成功之后如何建立起非压迫性的社会机制，让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人过上幸福生活。死是为了生，否则，死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