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在《柏拉图的洞穴》这一章开篇就提出了人类社会一个极关键的转折点：“据记录这项工作开始于1839年。从那以后，几乎万事万物都被摄制下来，或者说似乎是被摄制下来。这种吸纳一切的摄影眼光改变了洞穴——我们居住的世界——中限定的关系。”确实，在摄影技术被发明之前，人类如果想要把自己生命中那些自认为可贵的、有价值的瞬间留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人类可以借助绘画艺术，但绘画不仅仅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就真实性和还原性来说，也是有着很大的差距的。再者，人们在看一幅照片和在看一幅画的时候，认识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某人请一位画家帮他画一幅肖像画，看到画面的时候，他所关注的焦点通常是，这画画得怎么样，色彩怎么样，笔触怎么样，再有就是画得像不像本人啊这样的问题。但如果放在你面前的不是画，而是你自己的照片时，你关注的可就完全不同了。
有些人会想，我在照片中比本人显得更成熟些，或是没本人好看；有些人则会想，这动作、表情似乎不太自然；或者又会向别人介绍，这是我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拍的照片，等等。跟绘画不同的是，看到照片时我们下意识的反应是：这张照片就是事物本身。只要出现在照片中，我们会先入为主地认为，就有这么个人，或这样的事情真实地存在和发生过。“照片被认为是特定事情发生过了的铁证。即使图片可能有误，但总会给人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即有某种事，或曾有某种事，与图片相印证。”所以，有了摄影技术，人们的怀旧，对过去的某些纪念，都被制作成影像保留了下来。这就是摄影的本质：摄影使用技术手段把一个真实的世界定格了下来，虽然从它本身来看，它只代表了一个虚幻的真实世界（因为真实的世界会因为时间的流逝每一秒钟都会有不同，过去的一刻已不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但对于人类来说，它却是真实的，至少是曾经真实的。
桑塔格还敏锐地觉察到“由于摄影给人以一种把握住了非真实的往昔的幻觉，它们也就帮助人们把握住了不牢靠的空间。因而，摄影便与最具当代特征的活动之一——旅游业——相辅相成地发展起来”。为什么现在的人去旅游，一定要带上相机？除了相机技术高度发展，人们在享受这种便利的原因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给自己到过的地方，留下纪念。
记得在以前，很多旅游胜地都会竖一块警示牌：不准在景区刻字、涂画。那是因为，在无法像今天人手一台相机或是手机也成为便利的拍照工具的几十年前，旅游的人们想要证明自己曾到过某个地方，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在景区的某个地方，像石头呀，墙壁什么的，写上“某某到此一游”的字句。我们暂且不论这种行为和修养、公共道德等的关系如何，单就这种行为本身来看，却由来已久。在我国为人们所熟知的摩崖石刻就是自古以来诗人学者们留下足迹的很好证明。许多摩崖石刻为政治或文化名人所题，书法精美，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和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史料价值。广西桂林的独秀峰上，就有一块刻着“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摩崖石刻，书写者是南宋庆元、嘉泰年间担任过广西提点刑狱并代理靖江知府的四明（今浙江宁波）人王正功。
今天，这种情况完全改变过来了。人们已不再对涂画“到此一游”这种事情感兴趣，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旅游者更热衷于寻找那些被别人熟知和羡慕的名胜风景作为背景或主要的拍摄对象把它们摄下来。“收集照片便是收集世界。”“既然是为了快乐才旅游，不随身携带照相机那似乎就太不合情理了。照片乃是无可置疑的证明，旅游已然成行，计划已经完成，快乐早已享受。照片按部就班地记录下了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们视野所不及之处进行的消费活动。”这段话把我们这些不管到哪里，玩也好吃也好都要大拍一通的人的心理，毫不掩饰地剖析了一遍。但是桑塔格在当时一定没有料到，这种拍摄消费活动的行为，因为在今天照相机技术被广泛地添加到手机上以后，已蔚然成风。各种博客、微博、论坛、空间等可以分享这些成果的网络手段，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
照相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可取代的便利的同时，也突显了它引发社会矛盾的潜在因素。各种偷拍、自拍而引发的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记者或普通的摄影者在面对不寻常事件时所采取的态度，都在不同程度地被社会关注着、探讨着。桑塔格在书中也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论述。她认为：“拍照本身就是一个事件，一个有着越来越多独断权力的事件——要影响、介入或漠视眼前发生的任何事情。”桑塔格对拍照这个事件本质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只要你选择了拍照，那你就无法再介入到事件当中去，至少从开始拍摄到结束之前的这段时间内是这样的。所以矛盾的中心并不在“拍照”这个事件上，而在于“选择”上。也就是说面对事件，你选择拍还是选择不拍才是争议的所在。“尽管照相机只不过是一个观察站，摄影的行为却绝不仅仅是被动的观察。就像窥淫癖那样，它至少心照不宣地、往往还是直截了当地鼓励眼前所发生的无论什么事情继续进行下去的一种方式。”按照桑塔格这段话的字面解释，只要你站在镜头后面选择了拍摄，那么，不论你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意味着你间接甚至直接鼓励这件事情继续发生。
2006年8月3日，中央电视台《大家看法》播出了名为“我记录了他的死亡”的节目。节目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位手持相机的市民偶然出现在事发江边，看到一个小伙子在江里游泳，拍下了这名小伙子从游泳到挣扎直到溺水身亡的全过程。事后，拍摄者把这几张照片发到了网络论坛上，顿时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关注，各种质疑的声音也随之出现。这其中更多的是对拍摄者的声讨和谩骂，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见死不救的恶劣行径。此外，在多个网络论坛上还把这个作为正反双方辩论的话题来开展投票活动。正方的声音是：见义勇为要量力而行，他们认为拍摄者当时离事发的地点还有较远的距离，江水很急，就算真要跳下水去也无法施救。反方则认为拍摄者见死不救，只顾着拍照，根本没想到去救人，太没有道德。
且不说是普通老百姓，就连以报道事件为本职的职业记者，面对险情，应该是救人还是记录这个有关职业范畴和伦理道德范畴的讨论，无论在传媒业十分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在我们中国，都没有停止过探讨。事实上，不管在什么国家、什么地区，都无法给予这个问题一个明确的结论。
普利策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创办人普利策曾这样描述记者：“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居于船桥上的瞭望者，因此他的职责就是观察地平线上的细小情况与变化。那么当甲板上有情况时，我们不能要求瞭望者放弃职责。”在现实中，人们普遍认为，道德同情应当优先，记者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而其次才是新闻记者。新闻报道的作用在于迅速及时地向世人报道事件，但新闻报道者又并不完全是一个冷眼旁观者，大众期望新闻报道除了有发布和传递有价值的信息这个作用之外，还能扮演起引导社会道德走向的角色。不管大众是否期待过高，但我们确实希望新闻报道能以一个正义的身份唤醒世人的良知。因此，社会对于记者是有明确的价值指向的，他们希望记者在履行职业责任之时，必须符合起码的社会道德规范。
“摄影基本上是一项非介入性的活动。一位越南僧人伸手去抓汽油桶，孟加拉游击队正在用刺刀刺杀一个五花大绑的同志，这些令人难忘的当代摄影报道图片的可怕之处来自于一种意识，即摄影师处在可以选择摄影或是生命的情境中时，选择摄影已经似乎是很可能的了。”桑塔格以一种冷静的态度看待着摄影这一事件的本身，虽然从字里行间可以读出她颇有微词，但却无法否定。因为尽管有些照片看上去令人非常的难受，我们却无法从照片上了解到摄影师在拍摄这张照片时所发生的一切。
埃迪·亚当斯（Eddie Adams），美国摄影师，战地记者。曾做过越南战争、朝鲜战争、海湾战争等多达13次战争的报道。1933年6月12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新肯士顿。在作为美联社记者参与报道越南战争期间，亚当斯拍摄了他最为出名的照片——《枪毙越共》。1968年2月拍摄《枪毙越共》的那一瞬间，亚当斯达到了职业生涯的顶峰，并以这张照片赢得1969年普利策奖。
1968年2月1日，在农历新年即将要展开新的攻势前夕，一名军官在西贡的街头枪杀一名被怀疑是越共的囚犯。亚当斯在事后讲述了拍摄经过：他当时正在给《枪毙越共》中那个被捕的战俘拍照，当南越军官走近时，亚当斯并没有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当军官手中的枪举起，他的相机也同时举起，而就在子弹穿过战俘头颅的一刹那，照片定格。手枪近距离对准人头，战俘的表情充满对死亡的恐惧。那个军官开枪后说：“他们杀了很多美国人和我们的人。”凭借这张照片，亚当斯获得了1969年的普利策突发新闻奖和世界新闻奖，但是照片上的那个开枪杀人的军官却因为这张照片而变成一个众所周知的刽子手，声名狼藉。后来，亚当斯在西贡对那个开枪的军官进行了长达两周的采访，他发现，其实那个军官在当地是很受喜爱的人。军官后来移居到美国，却受尽了人们的冷眼。因此，亚当斯为这件事内疚不已，他在《泰晤士报》上曾经这样写道：将军枪杀了囚犯，而我却用相机杀死了将军。他甚至想退回他所获得的奖项，此后更是一直尽力为越战的创伤赎罪。
我们来看看这张照片。它使人倍感恐惧和暴力的是距离，杀人者和被杀者之间的距离。如此近的距离，让所有的人都认为，杀人者是如此冷血无情的杀戮机器，这种近距离产生的恐惧和愤怒，几乎让人忘记自己的立场，一味地指责。试想，如果你参与一场战争，如果遇到了敌人，你会怎么做？如果这名敌人杀害了你的同胞，你不也同样会举枪对准敌人的脑袋吗？也有记者曾经问过亚当斯：“你为什么不阻止他开枪？”亚当斯认为这是他遇见的“最愚蠢的问题”：“这是正在进行的战争，你不可能阻止人们的自相残杀。”显然，人们都愿意相信照片的真实性，因为不论前后关系如何，照片中的一切，是真实发生过的。“照片可以提供证据。当我们听说某事，但又疑窦重重，一旦看到照片，这件事似乎得到了证实。”但是这也是照片的可怕之处，因为它只能表达它现在的那个样子，却无法解释清楚前因后果。
但无论如何，这张照片带给人们巨大的震撼和警示，并且影响了战争的走势。当年的美国大选，《枪毙越共》为尤金·麦卡锡的反战纲领提供了支持，麦卡锡以坚定的反越战立场参加了美国1968年的总统大选，并直接导致积极主战的约翰逊总统退出总统选举。虽然麦卡锡后来与总统无缘，但他的行为改变了美国的历史，此后反战运动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主流，并最终结束了越南战争。
下面再看另一位摄影大师卡蒂埃·布列松的作品，品味一下“决定性瞬间”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布列松有许多抓拍艺术的代表名作，其中有一张是拍摄一个拿着酒瓶的小男孩的。这张作品充分地表现出了布列松的拍摄美学。照片的主角是一个小男孩，他手里拿着两大瓶酒，挺直着腰板高昂着头，大步向前迈着。最精彩的部分是这个男孩子的神态，那是一种满足的得意的微笑。这仿佛是对旁边的人说：“看，我多能干啊！”布列松看到这一幕，毫不迟疑地按下了快门。
这张照片从构图上也体现了那种抓拍的速度，布列松并没有使小男孩全身都在画面中，男孩子身后的墙角倾斜着，离男孩最近的小女孩也只有不完整的一点点影像，这些因素在画面的位置也许有些人觉得不够美感，但正是这样的布局使整个画面充满了动感。抓拍的画面很多时候充满了偶然性，就像布列松自己所说的那样，拍摄的瞬间是没有时间思考的，但是拍摄之前和拍摄之后，却需要思考。就像这张照片，你可以说男孩子的脚没有抓全，破坏了人物的完整性，可是，正是由于这种出血的构图，让男孩有一种向拍摄者大步迈进的动态趋势。一旁的女孩子的身影恰恰很好地丰富了画面的环境，又不会破坏主次平衡。更精妙的是，布列松不但抓住了男孩的表情最精彩的那瞬间，连后面的两个女孩子的表情也都拍了进去，更加增加了画面的趣味性。这一切，都使得布列松的主张表现得淋漓尽致，被摄事物的形式和内容在这一时刻恰到好处地构成一幅和谐的画面。
布列松从来不会使用过多过烦琐的摄影器材，为了不引人注意，他通常会使用35mm平视取景小型相机，而且，他也不使用闪光灯等附加光源。当光线不足时，他宁可使用高速胶片。他总是力图最大限度减少主观性，把客观存在的瞬间展现给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