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邓小平理论进一步认识中国人口问题和人口政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学习邓小平理论，深刻认识我国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和人口政策立论的科学性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节制生育主张的领导人，而且是为我国控制人口取得伟大成绩开辟道路的领导人之一。周恩来1956年在一次会议上说：“要提倡节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12】邓小平1954年有一个批示：要提倡节育。并批示卫生部要改变限制节育的态度和做法，帮助群众节育。1954年，他在邓颖超同志给他的一封反映群众和机关干部要求节育的信后批示：“我认为避孕完全是必要和有益的”【13】，“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14】。
邓小平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如此重视还出于他实现自己常谈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出于他对中国人民的热爱，用他的话来说，严格控制人口是为了使广大人民尽快富起来。
1.对中国国情的论述。邓小平把人口多看成我国的最重要的国情。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论述中，提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是人口多、耕地少……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15】他一贯要求我们办事情，想问题总是要从中国有10亿人口这个实际出发。
2.用辩证的思维看待中国人口多。邓小平同我党第一代领导人一样都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我国人口多这一实际，认为“人口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人口多好还是少好在各个时期要依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定。从邓小平的人口论述中，他认为在现阶段中国，即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人口多不利方面比有利方面多。他指出“人多有人多的麻烦，很多问题不易解决”【16】，并说我们的人口问题，现在已成为沉重的负担，人太多了，虽然也有好处，但现在看起来，缺点更多。又说中国的事情难办，人口多，非解决不行。把“人口多看成是中国最大的难题”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但这一命题的提出需要革命的勇气，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并公开提出来作为立论基础的。由于邓小平实事求是的认识，中国才能在关键时刻提出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并把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国策写入宪法中、写在党中央的决定中。邓小平所以多次提出人口多的困难，目的就是要全党全民在人口问题方面有忧患意识。这是变我国人口的压力为人力资源、人才资源的优势的远见卓识。
3.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解决中国人口问题。邓小平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提出过向苏联学习的口号。其实中国和前苏联的人口情况是迥然不同的，前苏联人口理论是为前苏联人口增殖服务的。从斯大林开始到前苏联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科学都不认为人口在发展中有重要作用，都主张人口增殖，甚至提出：人口不断迅速增加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的实质、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表现为人口不断迅速增加，等等。在政治上“一边倒”和理论上的扭曲使政治与学术界限混淆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必然妨碍正确认识客观规律。邓小平指出：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对科学认识我国人口问题及制定人口政策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特别是我国在一个时期在人口问题上教条主义、惟上、惟书，政治代替学术的“扣帽子”、“打棍子”、“宁左勿右”等盛行，既妨碍科学认识、研究人口问题，也不利于执行人口政策，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首先保证了人口政策制定得到智力支持。因为政策制定者和学者能摆脱思想禁锢，能按人口实际情况来思考。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人口学界只能是死水一潭，得不到真知灼见；另一方面，不能解放思想，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者难免束手束脚。邓小平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时谈到：中国对人口增长实行严格控制是从中国的切身利益出发的，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面对国际上对我国人口政策的不理解和有人别有用心借题发挥攻击我国的人口政策，邓小平及时地指出：“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我们不动摇，我们要严肃对待国际上责备我们的人。总之，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要对世界上1/5的人负责……”【17】针对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指责我们的人口政策，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是让中国走投无路，发展不起来，永远处于落后状态。邓小平这一论述，在客观上坚定了人们对我国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信心，使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满怀信心、理直气壮地按事物的本来面目从事研究和贯彻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认真领会邓小平的人口论述是分不开的。
二、学习邓小平理论，加深理解我国人口政策的战略意义
邓小平在把中国国情概括为“人口多、底子薄”这两个特点的同时，把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把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把人口政策概括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邓小平早在1981年就指出：计划生育是一项战略性的任务。同年，在会见尼日利亚民族党代表团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和巴基斯坦总理时都明确指出“我们把计划生育当作一个战略问题”和“对人口增长严格控制……是中国重大的战略决策”、“人口政策带有战略性的大战略决策”【18】。
邓小平把人口作为一个战略问题、发展问题，集中体现在多次阐述我国“三步走、翻两番”的发展战略上。20世纪80年代中，他在会见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时，表述得很具体：“一九八〇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体为二百五十美元，现在是四百美元出头。我们预计一九九〇年达到五百美元。实现第一个翻番。看起来，这个目标大约可提前两年完成。第二个十年即一九九一年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八百到一千美元。更重要的是下一个目标，就是下个世纪再翻两番，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一千美元增加到四千美元。”【19】
邓小平所讲的“三步走”战略，自始至终都把人口考虑在内，他刻意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作为我国发展目标，表明他始终把人口众多这个问题作为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三步走”是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同我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才能解决众多人口的贫困问题、就业问题，人口众多的社会负担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一道纳入发展战略的框架内。
首先，“实行计划生育可以使中国更快地发展起来”同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一起，都体现了他一贯强调的“发展是硬道理、是主题、是中心”，“不发展不行，发展慢了也不行”的战略思想。到2003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1090美元，实现邓小平“三步走”预期的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计划生育功不可没。
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中，指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抓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曾指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抓住经济发展中心，不要丧失时机，并认为这是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已为我国发展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遇，这是许多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的。在当今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时代，争取到这个宝贵时间对中华民族来说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
其次，邓小平指出：“我们把计划生育当作一个战略问题……否则，经济增长的成果就被人口增长....吃掉了。”【20】这一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虽然在理论上完全可以说明和证实。邓小平1989年对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讲过：“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过去十八年我们少生两亿多人口……这两亿人我们背不起，我们所取得的发展成果都会被吃掉。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我们不动摇。”【21】少生的人口节约出的费用在理论上可用于经济投资以加快经济发展或用于改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22】
再次，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在规划我国发展中从来不就人口论人口，他谈到“人口多也是个负担。娃娃们长大就业，一年就有七八百万，世界上都在谈就业，我们这里就更复杂”【23】。在实现“三步走”战略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中，就业问题是人口生育政策必须认真对待的。其实，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已指出：“我们人口这样多……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24】邓小平这个预见在20世纪90年代显示得非常突出，就业问题已成为中国现在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发展的“瓶颈”。如果不是由于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每年少出生1000万，今天和明天的就业形势比现实严峻得多。严格控制人口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最后，邓小平在设计“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时，选择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充分考虑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他在80年代中勾画三个翻番时提出“一九八〇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体为二百五十美元……我们预计一九九〇年达到五百美元。实现第一个翻番……第二个十年即一九九一年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更重要的是下一个目标，就是下个世纪再翻两番，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一千美元增加到四千美元……”【25】邓小平所以强调使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方面是使人民认识到我国人口总数的分母效应；另一方面，有利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
邓小平在强调人均观念的同时，也看到经济发展后我国的人口乘数效应。因为任何一个人均指标乘上中国人口数都是个巨大的数字。邓小平在谈到实现“三步走”的目标时说：“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六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26】那时一个中等发达的富强中国，将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人口多的困难会少得多，人口多的有利方面会更显示出来。
三、学习邓小平理论，提高对我国人口前景认识的科学性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人口政策指导下，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口增长率由70年代以前的25‰降到了2003年的6‰，生育率由过去高达一个妇女平均生育5.8个孩子降到现在的略低于更替水平，为胜利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第一步、第二步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现在人民生活整体进入小康水平，原来对人口有忧患意识的一些人忧患意识开始有些淡薄了，要求人们保持持久控制人口的理念比过去困难了。我国人口虽然达到更替水平，但人口惯性增长还要持续三四十年。即或达到人口不再增加（称人口零增长）甚或微微下降，中国人口规模过大的问题依然存在。这点邓小平25年前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谈到人口多、耕地少时就指出过，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依然存在。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
第一，所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取得伟大成就是指人口出生率、增长率的下降，而不是人口规模的下降，人口的超载并未减负只是“加码”的减少。
第二，有人认为经济发展得很快，两种生产即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已经相适应了，也是一种误解。从现代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看，我国人口对发展的制约主要是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矛盾和约束。
第三，许多人担心严格控制人口增长造成我国未来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也有人担心我国将来人口迅速减少。这些忧患意识都是有科学根据的，都属于理性的思维。但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言过其实，这里就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作出价值判断。
应该指出，观察我国今后人口的发展，邓小平理论提出：“一切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标准是价值判断的指导思想。
在我国人口高增长时期，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人口数量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我国人口得到有效控制后，还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关于提高人口素质的论述。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亲自抓科学和教育工作，把它和我国人口联系起来，指出：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了的。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
邓小平把我国人口多直接同今后人才多有机地联系起来，其重要意义是把人口多有优越性的一面同人口多困难一面的矛盾统一起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就是耽误了十年的人才培养。把人口多转化为人才多也不是唾手可得的，需要经过全党全民长期极大的努力包括控制人口增长以利于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大办教育达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大搞人才发展战略，等等。
邓小平对人口的论述充满了辩证唯物的思想，既看到我国人口困难的一面，也指出了未来的光明前景。我国从70年代开始严格控制人口增长，面对的难题是很多的，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达到低生育水平，还要经过三五十年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努力达到人口零增长。到21世纪中叶，当中国人口已达到零增长时，亚非拉的大国除个别国家外大都能达到更替水平，但比中国晚了半个多世纪，许多国家还要经过或长或短的惯性增长后才能达到零增长。届时我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将进一步完善，人才战略也将取得成功，中国对于人类将作出更大的贡献。展望未来，中国人口的前景将是一片光明。
（本文原载国家人口与计生委主编：《邓小平人口思想学习研究文集》之三，26～40页，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5）
我国加入WTO与人口科学的理论创新
中国已成为WTO正式成员。现在各行各业、各门学科都在研究加入WTO后，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入WTO对经济学科的影响是直接的，特别是对外贸、法律、金融等，但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是有影响的。加入WTO似乎与人口风马牛不相及，这种认识是传统的，也是落后的。加入WTO对我国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科学、技术各方面；不但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提出挑战，对各门社会科学在理论上也提出很多新的挑战，对人口学亦然。不过加入WTO，对人口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但挑战也是严峻的，不过挑战是间接的、深远的，虽不是立竿见影，但就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很突出的，包括对人口的数量、素质和结构，不单是对总人口，也要影响到各类人口，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和各个弱势人口，首先是农民和老年人。因此很多问题都有待回答，需要有思想创新和理论创新。
一、更新“封闭人口”的观念
长期以来，人口学的研究都把人口作为一个“封闭人口”来研究，即按一个没有迁出、迁入的人口来开展研究。人口现象本来就十分复杂，联系人口迁出、迁入，使对人口的认识更清晰，更容易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来说更是如此。由于中国占世界人口1/5以上，又是自成一个系统，人口众多是中国最突出的国情，再加上中国经济上底子薄，自然资源相对不足，人均耕地、淡水、森林、草原在世界上都相对不足，这就构成中国最基本的国情，这是我国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作为一个“封闭人口”，我国就有全世界最复杂、最多样性的研究问题，包括所有人口的吃饭、就业、素质教育、流迁问题。
我国在研究中国人口问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作为一个自我封闭的循环系统来探讨我国人口的自身运动规律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国把人口作为“封闭人口”，在人口学上无可厚非，因为我国作为一个整体，国外迁出、迁入占人口的百分比可以看成是个略而不计的常数；但我国讲到人口与生产相协调，人口与资源、环境相适应时，人口也是按封闭的系统来研究的，即把资源、环境也按固定常数来考虑。这时“封闭人口”实际上已把人流封闭延伸到物流和资金财政和技术的封闭。按“封闭”人口来分析就有意无意地变成按“封闭”社会来分析。我国过去长期以来，对外贸易占GDP比重很低，我国长期积贫积弱，又饱受凌辱，经济文化落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又很差，所以一贯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经济上立足于本国资源，强调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再加上二战后意识形态的差别又强化我国立足于本国资源的思想。所以我国闭关锁国的思想有深刻历史根源、思想根源。
按“封闭人口”作为人口学的一种分析方法和研究中国人口本来是无可厚非，但把“封闭人口”的观念看成物流、财富流也是封闭的，就使人口学研究远离对外经贸活动，使得人口学研究也是带有“封闭”性质，这就不能反映人口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真实情况。因为在任何一个对外开放的社会，作为消费者不但消费国内资源生产的产品，也消费进口的产品，作为生产者生产的产品，除了国内消费外，也有一部分要出口；作为一个劳动者，也不能局限于在国内资源提供的岗位，也有很多在外企或合资企业就业甚至走出去在国外就业。人口学本身就有专门研究人口国际迁移问题。按“封闭的思维”对我国加入WTO前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人口研究是符合实际的，但我国进出口已达到4000亿美元的“量级”，特别加入WTO后，再用这种“封闭”人口定式来研究人口，就不符合今后的实际。因此人口学必须研究人口与对外经济和贸易关系，这是人口学研究在思维上的一个变化，一个质的变化。
二、加入WTO是人口学研究与对外经贸相互关系的一个契机
加入WTO影响到各行各业、各门学科，人口学者和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者已经有不少人考虑和研究我国加入WTO后，对我国生育观念、生育变化、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对人口素质、就业、农村人口、老龄化，对老年群体、人口城市化、我国人口国际迁移和人才外流、计划生育工作方式方法以及人口、计划生育立法、生殖健康服务的国际竞争等的影响，但是迄今还未有人从总体上考虑我国入世后，将人口与对外经贸关系作为一个分支学科，考察在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中对外贸易的地位和作用。
从人口学文献检索中，国内外研究人口与对外经贸的关系是罕见的，在我国，就是近二三十年人口学曾红极一时时也未有人研究这一问题。现在能找到作为人口学专门研究人口与对外贸易的关系的只有法国著名人口学家索维在60年代写的《人口通论》这一名著，有专章从适度人口论的角度论述人口与对外贸易的关系，198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译本，但从未受到重视。在我国迄今仍未见有人口学者从事这方面探索。因为我们几十年来人口研究基本上是研究控制人口、计划生育，几乎变成计划生育学，重点过重。书中讲到一个瞎子和跛子合作共同生活就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其实，对外经贸活动表面上是商品、劳务和资金的国际交换，但实质上是国与国之间的各种资源的交换，其中都涉及人口，即人口作为生产者的群体（劳动年龄人口）具有一定的劳动技能的人，并通过一定形式的资金与各种资源和管理（组织）相结合，所得的成果供在国内或国外消费或享用。人口作为消费者涉及所有人口群体，他们消费的既有本国的产品和劳务，也有进口的产品和劳务，但不同群体的消费水平、消费内容、消费结构是不同的。但是加入了进口产品，就增加了消费的选择和由于国内外产品竞争价格有所下降而增加消费量。情况是很复杂的，过去未有人重视。
长期以来，人口学大多只把国内资源生产的产品用于国内需要，视为一个人口是否适度的标准，很少考虑甚至几乎不考虑产品能够出口到外国换回商品，用于国外也是一种人口与资源相适应，可能是更佳的适应；过去只考虑人口与国内自然资源是否适应而没有考虑可以利用国外的自然资源和国外市场也影响到人口与资源的相应问题。例如我国耕地、水资源都短缺是制约粮食生产满足人口需要的瓶颈。长期以来，人口学者很少研究进口粮食可以满足人口也可以节约耕地和淡水资源，可以把这些耕地和淡水用于更有效的生产和种植园艺作物和珍贵蔬菜，出口换回更多的粮食和商品，其实通过对外经贸活动可以养活更多人口或同样的人口可以有更多的福利。因此从理论上说人尽其才，地尽其利，使人口与资源能优化结合，通过国外与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得到实现，这样，对我国人口来说是利大于弊的。闭关锁国绝不利于发展。当然，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得到好处并不是无条件的，即必须具有政治上独立自主，有一定的综合国力，有较完善的法制环境和有相当高素质的人口和有一定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等等。
人类历史发展到现阶段，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党中央审时度势，根据我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根据我国人口的数量基本上得到控制和人口素质的提高，特别是考虑到我国目前最大的困难是过剩人口过多的形势，决定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这一果敢的决定，是我国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并影响到所有人口，首先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问题，如果扩大出口就有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产品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就业就会受到威胁，对外经贸也必然影响所有人口的收入和消费，特别是弱势人口如农民、老年人口收入低，受影响是很大的，必须加强研究。我国加入WTO在总体来说，利大于弊。因此人口学研究人口与对外经贸关系，特别要研究扩大开放在解决我国过剩人口和适度人口问题需要有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