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加入WTO是我国变人口多的压力为动力的一次难得机遇
加入WTO对我国目前看来最大的、最近最直接的好处是有助于解决我国失业问题，它是我国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一个瓶颈。据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我国13～64岁劳动年龄人口88793万（8.88亿），估计现在已9亿以上，9亿劳动力超过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但就我国国内能提供就业机会的自然资源、资金、技术和管理来说，对9亿多劳动年龄人口是太少了，加入WTO可以扩大出口，这就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虽然加入WTO有更多的外国商品进口，也会冲击我国一些行业使一部分人下岗失业。据一些专家估计，加入WTO的五年后，我国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建筑、轻工业、一些家电产业和服务业的就业面很可能是扩大的，可能达到100万，因为这些行业都是劳动力密集行业，我国有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一直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农业、汽车、机械仪表甚至医药等行业会受到冲击，就业机会减少，主要是由于我国科技含量低，一直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出现更多一时性的一批劳动力下降也是很可能的。一般预计，两方面行业相比，就业总量有可能扩大。
但是，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取决于我们的人口就业是否能实现最佳的结构转变和能否实现我国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特别是劳动者的素质提高。我国劳动力充裕，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又有一些企业和产品已显出在国际竞争中有一定优势，如海尔集团、春兰集团、天津药业集团等。以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而言，变人口和资源压力为发展的动力，仅依靠我国现有人才和国内有限的资源和当前的国力，困难是很大的。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21%，国内生产总值只及世界GDP3.5%，耕地在世界上只占7%，矿产资源只占12%，即使依靠科学技术也不容易在短期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我国最优的选择，加入WTO是给我国提供一个机遇，通过扩大出口、引进外资和技术，扩大就业，发挥劳动年龄人口多的优势，由加入WTO初期利用我国劳动力多的比较优势，经过努力逐步转化为竞争的优势。我国在许多产品上成为“世界工厂”的机遇是存在的。7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工厂时的全部劳动力，还不到我国今天过剩劳动力的一半，我国今天的技术装备和各方面的条件都优于当时日本，但万事俱备只欠我国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和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的运作。因此加入WTO以后，能否把我国的人口压力变为动力，关键之一就在于能否做到“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四、加入WTO对我国适度人口规模的思考和再思考我国过去二十年推行的是一条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实行这项政策的主要根据之一是我国人口过多和资源相对不足。对这一论据国内外都有各种各样的议论，认为我国的论据站不住脚，并常常举日本、新加坡为例，认为日本、新加坡人口密度比中国高得多，自然资源比中国更贫乏，他们是通过对外贸易扩大他们的人口容量。中国把人口容量局限在中国的土地和各种自然资源容量上，所以适度人口或最佳人口容量很低。（有的认为中国最佳人口是2亿，70年代的学者认为最好是6～7亿等）。的确，像日本、新加坡的适度人口是通过对外经贸活动来扩大的。因为任何闭关锁国的人口规模要受到资源“短线”的限制，无法发挥与对外交往的资源优势互补。
加入WTO是一把双刃剑，暂且把不利方面不谈，扩大对外经贸交往有助于提高满足人口需要的能力，在不增加人口规模的情况下相当于提高原有人口的福利。我国加入WTO后有助于提高全体人口的生活质量。最明显的是近几年商品可以增加消费的选择，国内外商品的无差别进入市场竞争使物价下降或者增加消费量，又扩大出口、增加就业，引进外资也能扩大就业，从而增加人们的收入。这些机遇和好处是存在的，但在我国却不能说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中国就不存在人口过剩的严重问题，因此可以改变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我国不同于日本，绝不能依靠对外贸易来解决基本需要和各种需要。我国人口是日本的十倍，根本不可能依靠国外资源来满足基本需要。以粮食为例我国十分之一人口的粮食需要就是四五千万吨，在国际市场就找不到现成的货源，必须全世界生产粮食的资源重新组合。而且真正能稳定保证这样大的货源，世界上可能只有经过调整后的美国农业，因为美国人均耕地是我国人均耕地的9倍，但从经济安全着眼中国粮食安全不可能放在国外市场。因此加入WTO后我国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和我国一贯坚持的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以及国内市场需要自力为主等既定方针不能轻率改变，因为加入WTO趋利避害根本取决于自身努力，关键是提高人口素质，如果不经过艰苦奋斗在国际上取得竞争优势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国13亿人口面对加入WTO必须在人口理论上有很多理论创新，墨守成规的理论就不能为实践服务。
（本文原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2（4））一本认识中国国情不可或缺的科学著作【27】——学习《新中国人口五十年》
由路遇同志主编，23位我国知名学者专家共同编写的《新中国人口五十年》（下称本书）是我国人口科学界的一件大事和盛事，是一部力作，阅后确实感到受益匪浅。
1.一部与时俱进、科学创新、体系创新的人口专著
本书最值得称道的是，路遇同志在谋划《新中国人口五十年》时，不因循守旧、按照他编写《中国人口通史》传统的体系，即按人口社会形势、人口数量、人口构成、人口迁移和人口地理分布等章节，按断代史体例来写。
本书编写前路遇根据人口学在上世纪70年代蓬勃发展的趋势，认同“人口学是研究人口各种变量的现象和过程，研究人口诸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研究人口变量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第7页）。在明确了人口变量为人口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路遇同志明确本书体系的思想为：“本课题以人口变量为主体，兼顾亚人口变量、理论、历史、方法以及人口变量与其他相关学科变量相互关系进行总体设计的，主要分为五个部分：一是理论与历史，二是人口变量，三是亚人口变量，四是人口变量与其他相关科学变量相互关系，五是研究方法和方法论”（8～9页）。由于这一大胆、创新的设计和安排，使本书能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上，如实地把“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在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集体的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我国解决人口问题的伟大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客观地展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1476～1477页）成为可能。如果没有科学的体系，就难免杂乱无章、出现大量重复或遗漏，各位专家的“术业专精”难以充分体现。因此本书的体系创新值得赞赏。
2.本书是一部史论结合、秉笔直书的人口信史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4000多年，新中国人口50年在中国人口发展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但是就是在这一瞬间中国人口就发生了史无前例、翻天覆地的变化。本书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和数据论述了人口4个方面发展变化的历史。
2.1本书是一部论述中国特色人口转变的历史
人口转变在人口科学上的准确定义是指生育率和死亡率从相当高的状况转到相当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般都是死亡率率先下降，生育率下降滞后，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一个人口转变增长的阶段，即人口增长。这是迄今为止人类人口的普遍规律。本书在第一章中进一步把这一概念概括为：“社会经济现代化体现在人口发展的过程上”（23页）。本书在“总论”开篇后，安排人口规模、妇女生育水平和人口死亡水平三章，很有创意，它表明人口转变是新中国人口50年变化的核心、先导，也是全书重中之重；另一方面，又和传统上人口史以人口总数为中心的结构有联系又有区别。
在人类历史上，新中国人口50年被公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成就，主要是指在一个落后的人口大国，在短短的50年，在人口转变上走出了西方工业化国家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达到的目标，使生育率下降到低于更替水平，人口的平均寿命接近发达地区的水平，但人口规模翻了一番多，是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中，人口倍增数最小的一个。这充分体现我国有现代化“后发优势”，这是中国特色人口转变道路无可争议的伟大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特别像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人口转变已不可能完全依靠经济社会现代化自发完成，必须在国家社会政策的引导、干预和影响下加速实现。我国正是“依靠政府强有力的生育政策进行引导，以加速生育率下降速度”（170页）。翟振武同志将其概括为“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也是一次前无古人的试验……30年的实践证明，控制人口规模过快增长的这项伟大工程，取得了令人满意的预期效果”（122页）。本书就是记录这个复杂、曲折、悲壮的历史过程，在人类人口史上不能不说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
本书把20世纪中叶定为中国人口转变起始时间，我一向认为我国死亡率下降从这时开始是结合实际的。本书死亡率一章作了大量精心的考据和人口科学的估算研究，认为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人口粗死亡率应该在25‰～30‰左右”（176页），我认为比较可信。
2.2本书是一部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超越传统的人口发展史
传统的人口史大多以人口总数或户数、男丁数等为对象发展变化，人口史也扩展到一些生命统计指标和人口迁移的数字。本书明确以人口变量为研究对象，使人口史研究的广度扩展和深度加强。首先人口变量的发展变化不再局限于人口总数，必须考察人口再生产的来龙去脉，也包括人口的质量（素质）、人口结构、人口迁移和分布各个方面，人口的变量，不再限于总人口而包括许多重要亚人口的发展变化，人口的视野大大拓宽了。
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发达、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人口变量的发展史也必须包括人口变量与非人口变量相互关系互动的发展变化史。本书从第5到16章都是考察50年人口再生产以外的人口变量的发展变化，都是不可或缺的，虽然亚人口的研究还有很多未包括在内。在本书中这12章有些章节从命题到内容在人口史上都是新的，都凝聚了作者的心血。
2.3本书是一部彰显中国50年来人口事业辉煌成就的发展史
中国从人口转变起始时生育率高达6，2000年下降到1.8，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许多年高达25‰下降到2000年低于10‰（第112页），到今天降到6‰～7‰。这一成绩的取得需要做许多艰苦卓绝、具体细微的控制和服务的人口工作。本书着重在研究人口变量发展史的同时十分重视人口事业发展史，书中安排了为人口控制建立不朽功勋的“计划生育事业”、“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户籍管理制度”和“人口科学研究进展”4章，向世人和后人昭示，新中国人口50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绝不是唾手可得的，背后有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是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这4章的作者既是学者又是多年亲自领导、参与这些工作的领导人或历史见证人。他们在“历史的结论”中，都指出各自人口事业的重要性、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取得事业成功的经验和历史教训。
2.4本书是一部中国三代领导人带领广大群众在实践中发展人口思想的历史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本书作为人口史总结新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经验，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本书专辟独立一章总结新中国领导者人口思想，我国人口问题的解决，在理论上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的“两种生产理论”指导下，“在党和国家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1476页）取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开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国家领导人从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在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伟大实践中，逐步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正确道路”（1207页）。进入21世纪前后，中国人口又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在人口问题上继往开来，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给解决我国人口问题赋予与时俱进的新思维，指明了我国21世纪人口走向。
3.一部坚持“论从史出”和发挥“以史为鉴”作用的史书
3.1立足于数据是本书最突出的科学亮点
本书要求编写入书的史实和数据要尽可能齐全、宁缺毋滥。本书把人口学研究对象正确地定位为人口变量，而不用人口问题或人口因素等，这意味着人口史的史实，必须建立在人口的科学数据上，尽可能量化。人口学在社会科学中可以说是比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更重视掌握数据、数据实证和数据检验的一门科学。
论从史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本书要求各章立论都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和各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的调查资料、各业务部门的统计资料，但不是简单地按公布数据照抄、“有闻必录”，而是经过作者查对核实；许多资料是从深入开发人口普查资料取得，有的利用和开发专门调查原始资料，利用人口统计学的检查数据“证实”或“证伪”的方法，填平断层的数据，修正不合逻辑的数据，利用电脑技术等开发和审视各章数据，务求按目前专业认识水平，用最可接受的数据作出每个人口变量或问题的历史事实。例如，人口规模和妇女生育水平两章的总和生育率水平都使用1.8（120页，148页），是经过长时间大量研究才对2000年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作了修正；又如，对三年困难时期公布的全国人口死亡率，虽是新中国历年来最高的，但作者引证“国内外研究都认为，这还可能是个偏小的数字”（186页），还用一些省份的高死亡率来作实证（56页，186页），务求数据实事求是；再如，人口教育科学素质中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根据几次人口普查资料独立计算的。
3.2各章历史的结论提升了本书的理论价值
本书作为一门新中国50年社会科学著作的信史，首先必须有客观的事实和数据，但还必须进一步对事实和数据作出历史评价，不然本书就完全站在客观主义的立场，等同于一本人口数据集，失去理论指导实践的价值。本书在每章结束时都要求包括有“历史的结论”这个部分并强调要“下工夫提炼”（1478页）。不言而喻，这一结论必须“论从史出”，对重要的人口事件和变动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这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例如，本书多处提到我国1970年以来，由于严格控制人口，少生了3亿多人，大多数专家认为这是合理的，是目前大多数人接受的。如果片面追求真理性、科学性，不认同我国计划生育取得的这一成绩，对实践是无益的。因此，社会科学对事物的评价在尊重事实的同时不能没有理论指导，即邓小平判断事物好坏的三个标准和按“三个代表”的要求对社会现象作出历史的结论的一个重要标准。这点同自然科学主客观泾渭分明不同。
3.3以史为鉴，发挥本书的社会功能
本书以大量可信的数据、史实和历史评价，描述解释人口各个变量50年的发展变化，既能丰富人们对我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又能提供科学的预见，对制定人口发展规划起到很大作用，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对于社会管理有重要的参考。本书一项最大的作用就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个突出国情”【28】和对人口问题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长期性的认识。
本书作为一部专著是讲人口情况和人口事业的，由于人口众多是中国的突出国情，中国的任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决策都同人口众多直接或间接有关，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的成功或失败也必然反映在人口各个变量上，而人口的数量特点又使得人口指标反映历史的经验教训非常具体和很有说服力。
本书发挥以史为鉴的功能就在于，以准确数字作为实证而不是依靠“非常严重”、“巨大损失”、“严重后果”等词汇描述。具体指标和数字不夸大也不缩小如实地整理出来是最有说服力的。本书发挥以史为鉴的功能是其他科学无可替代的。
本书值得称道之处还有很多，但本书仍有待提高之处，如，与世界人口对比反映不够，亚人口研究有待增加，每章的历史结论有待进一步提高。因为人口是个连续变量，有些后果在以后才能反映出来。本书在2000年后就着手编写，有的发展后果不会几年后就显示出来，这样有些历史结果不能不用人口预测来作价值判断，限于时间只能如此，因此一些历史结论有待以后才能更合理评价。
（本文原载《人口研究》，200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