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父亲的艰难，他靠经营小水果摊，供出她和哥哥两个大学生。现在哥哥已经在苏州就业，而她也就要找工作了。我无意问了一句：你妈妈做帮手吗？“妈妈”两个字一说出来，她就流眼泪了。母亲在她九岁的时候去世，她说当时太小了，不知道失去母亲意味着什么。而她从九岁开始就成了那个农村家庭事实上的“主妇”。哦，我想到她大一的时候交上来的纸条，她喜欢的电影是《背起爸爸上学》。
一个九岁的小姑娘，对她的爸爸和上初中的哥哥宣布，从今以后，在这个家里谁也不许叹气。“才那么大，我就懂这个了。”她说。
现在，每到她父亲生日，她都会打电话陪他闲聊一个多小时。挂断电话，赶紧提醒她哥哥给父亲打电话，顺便叮嘱该怎样怎样哄老人家。
她说：父亲50多了，我告诉他，现在你就负责爱护好身体，我一找到工作就接你进城享福。
隔了一会儿，她又说：我从小就没得到过爱，可现在就要付出爱了。
黄菊在大学里的前三个暑假都没有回家，分别去了深圳、杭州和西安打工。她正计划着2012年的寒假也不回家，去云南转转，边打工边旅游，说到在一个陌生城市找一份工作，她的口气很自信：找个工作不难。
去深圳那次，她隐瞒了大学生身份，应聘去一家生产电插线板的工厂做了一个月，认识了很多流水线上的女工，年纪都比她还小，人都很好很单纯。刚进厂前几天，手生，完成不了任务量，很多女孩围过来帮手。工厂加班多，从早上六点工作到晚上十点，她认为并不太累。她发现有个小姑娘的工资条上每月都比别人多发二百块。她问为什么，小姑娘很平静地说自己的工种有污染，可能损害健康。才加二百块，就做接触有毒物质的工作，她说。
在插线板厂做到就快开学了，黄菊结束了“潜伏”，或许她真有做记者的天赋。
像去年的同学晏恒瑶一样，黄菊也跟我说她家乡的美：真是可以盖别墅啊，现在的人家新起房子，都是学城里人做出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
我和她都说，一定要保住乡村的房子和土地，那才是她的根。
几天后，有和黄菊同班的同学听说黄菊来过我家，有点认真地说：黄菊是我们班上最沉默的人，她能对你说，一定是信任你。
3.爱同类
很久都没法儿忘掉黄菊的话：从小就没得到过爱，可现在就要付出爱了。
中国乡村留守儿童的官方公布数字是5800万，这其中能够靠悬梁刺股考上大学的当然是少数。而根据2012年4月16日《南方都市报》刊发文章的统计：城市子女考入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农村子女的3.1倍，在一般本科学校的录取率也是农村子女的1.4倍。越是声望地位高的大学，农村子女越难进。我每天面对的学生中，留守儿童的比例相当高，从2010年起，我避免在学生中搞数据调查，这涉及他们的自尊。有些人在作业里很直接地说出自己的感受。
下面是五段作业的摘抄：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便外出打工了，因此我的童年是辗转于亲戚家度过的，说实话，寄人篱下的感觉并不怎么好受？？
我出生在非常贫困的家庭，姐妹多，所以从小便被送到离家千余里远的四川，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六岁的时候，妈妈把我接回了家，当时心里除了对外公外婆的思念，便是对“家”的恐惧了？？
如果我没有赡养爸爸的义务只要养活我自己就够了，我宁愿做一个农民，或不经意之间，发现我养的猪是双眼皮，多神奇啊。
希望爸爸过得好一点，现在他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家，一想我就很难过，我还希望以后我可以挣到钱，给他买一堆衣服？？神啊，我想做一个高大的男人！（王注：女生）
一个人的成长，除了生理的体格发育成熟外，也包括心灵人格发展成熟，能够不怕别人的打击批判，能够自我肯定，人格独立，自主无私，不求回报地爱别人，这样坚强的成长力量从何而来？我们身体成长力量由物质资源提供而来，心灵的成长力量则由感情资源得来，我们需要被充分地爱，长大后才能够有力量去爱别人？？这社会太过冷漠，太过残酷，太令人伤感，这社会需要反省，“仁者”存在，却不“爱人”。
留守乡村的孩子们读书的12年，比城里孩子多了另一种残酷，很少被父母爱。小动物本该由它们的上一代孕育并紧紧相随学习生存的基本技能和伦理。他们该被“拉扯大”，而不是独自长大，这甚至超越了道义责任，限度低到不过是遵循动物本能，每个生命都该享用领受这份关爱后才逐渐独立，成为一个成熟的新生命。而今天很多学生的童年记忆里，对父母的印象缺失，勉强把他们带大的是隔代的老人。黄雀母子间嘴对嘴的哺乳之情没有了，他们的幼时记忆里掠过的多是阴影。
为生计为养家为孩子读书，农民工奔忙和委曲于城市，反又把自身的苦痛压力都转换成了对子女的付出，渴望他们“高考登科”而得到足够多的回馈补偿，起码能给自己长久的艰辛付出挽回些颜面。有的同学假期见到日夜想念的父母，总要被追问成绩，听说有的大学把成绩单寄给大学生的家长，要求他们签上字再寄回学校。显然，这是中国的小学校的管理办法。
得不到来自父母的爱，留给他们的只剩了自己爱自己和兄弟姐妹间的爱。有个刚毕业的同学告诉我，她给去年考上大学的妹妹写了一份“万言书”，总结自己的大学四年，告诉妹妹该怎样读大学。
2012年春天，已经毕业了的邓伯超说起小他5岁的妹妹，父母都不在身边，眼看着妹妹长大，上了五年级，他这个哥哥去书店买了一堆有关生理知识的书给她，告诉她好好看。邓伯超说，没办法啊，父母太远了，这些事谁管？后来听说妹妹的学校开了生理课，他赶紧嘱咐妹妹，别的课都可以不听，这个课才是最有用的。当时邓伯超17岁，妹妹12岁。
本该由母亲们完成的事情，现在都缺失了，这自称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以往有过这样的“兄妹教育史”吗？
听说，我的学生中有个女生不喜欢图书馆，大家都认为她太古怪。见到好些人全都围着一张桌子坐，人和人那么面对面，她就难受。她问，人为什么要去图书馆？大家都觉得一个大学生连图书馆都不去，真是不求上进。但是，这个小女生的故事被大家知道的其实只是冰山一角，人们不一定有耐心去听故事的全部：她是被家境贫困的养父母带大，从小到大，养母总想阻止这个女孩读书，而她一再努力只为争得读书的机会。成长的经历让她一直怕人，人多会让她不安和焦虑。
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说到了“家教”，家教的重要性当然人尽皆知，可是它在今天的乡村，几乎失去了全部可操作性，变成了空洞过时的一个古词汇。怎样有礼怎样修身怎样仁爱，包括怎样有坐相有站相都失去了讲述的意义。
有个成语叫“视如己出”，新生命出自自己很重要。古人很懂，今人似乎不在乎了。长久地使亲生的骨肉分离，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成了出资人和回报者，维系基本感情的部分被抽离掉。空的家，空的乡村，情感和约束全都缺失，怎么能凭空让人生出做人行事的“底线”。如果这个底线就是吃饱穿暖，当它也受到挑战的时候，是否底线可以再下调，是否这下调空间是无限的，一个正常平静安宁的社会是不是能够持久地接受和容忍这样不断调低底线地去运行。
旧链条断了，突然冲到面前的是信息爆炸的时代，眼前是无奇不有的电脑和老迈的奶奶，当然电脑正确，奶奶落伍。老人们不会告诉孙辈使用谷歌搜索，那她就彻底过时了，她的所有唠叨都是束缚，都丧失了说服力。卢小平的奶奶告诉他，看老师不能空着手，但他爸爸可能没机会对他说什么，他爸爸远在他乡，不可能告知这些旧礼数，他爸爸也许正被城市搅动得心烦意乱，只惦记着卢小平尽快毕业尽快赚钱。情感的维系就快断得一干二净，双方各有委屈，各有理由，城里孩子被溺爱，乡下孩子被离弃，高考和就业双重压力无比残酷地压在头顶，有些孩子孤独、自私、暴戾，都是被压抑的正常反应。
城市的孩子同样好不了多少，一个学生在作业里说：
很抱歉我把烦恼带给你，我现在只是想找个地儿吐吐不快，也不是说我母亲不好，但从小她就严格要求我，小学数学考98分，差2分满分，她都叫我跪20分钟搓衣板，一没考好，就骂我，给我脸色看。其他方面对我挺好的，我感觉成了她的工具。她养我长大，把我当成她的炫耀工具。现在就是她一味要求我做我不喜欢的事，让我考公务员，不尊重我的想法，我和她一沟通，她就又讽刺又闹，说白养我，说我不知道社会怎么怎么地？？从不支持我和她不同的观点，我经常觉得家里不温馨，但我还是爱我母亲的，她这样下去，我怕我会恨她。但如果我恨她，我可能会后悔？？母亲只有一个？？
而从农村借住在城市学校的学生这么说：
我高三跟一帮城市孩子在一起学习，不管学习还是生活，都不如他们，自己就像一个土里土气的家伙，尽管努力，实在也学得吃力，就是学不好。想想我的求学之路，我觉得我是被压制得有点抑郁的。
一个年轻人怎样自然地获得正面的仁慈的善的力量，并依此在今天的现实获得自我拯救，是真正的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