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到重庆是想将父母和没有读大学的兄弟姊妹接到北京，一是为了照顾父母，二是为了能让兄弟姊妹们上学，没有想到会见到久已不见的大伯。于是，他以当时自己的身份，将大伯和张光璐的证明一并办好，全部迁往北京。后张光璐在人民出版社工作。
1953年张寔父病故，张镜蓉看到弟弟离世很悲伤，于是想离开北京回成都。不久张镜蓉回到成都，住盐道街三女张星如家。
1955年春，张镜蓉和三弟张澄菴去人民公园鹤鸣茶社喝茶晒太阳，不想受凉竟一病不起，不久病逝。
张家请普钦法师为张镜蓉在家做法事。普钦法师在盐道街张家为老先生修了七天破瓦法之后，又教张毓如怎样实施中阴救度补救法。
张耀枢及张家姊妹对普钦法师感恩不尽，父亲的死，让他更感到无常的不可思议。
牢狱中的升华：逆境加持
张耀枢在父亲去世的当年底，突遭牢狱之灾。在被关押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思想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其修学境界亦非昨日。他的经历应了印光大师的教诲：“万境本闲，唯心自闹，心若不生，镜自如如。”
让我们一起回到1955年下半年。肃反运动。
一天晚上。住在成都柿子巷的张耀枢，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他起身开门，见学校出版科科长带来五六个人，一进门就有人用手枪抵住他的腰，喝道：“把电台（过去收发报用的工具。——笔者注）、枪械交出来！”然后进屋开始搜查，并用手铐铐住了他的双手，推上停在屋外的一辆吉普车，很快就开车走了。
不知所措的张耀枢透过车窗，往外看，发现是朝城里开去。途经祠堂街，经过普钦法师住处时，他不由得抬头，看见师父的窗户还亮着灯，心想要是能听到师父几句指点就好了。
巧合的是，后来他听妻子讲，被抓的第二天，妻子就和二姐毓如急忙去找普钦师父，师父说：“不要紧，关个一年多就会出来的。”当时她们认为一定是师父安慰她们，后来果然在一年多后，张耀枢被放了回来。
车将张耀枢带到了文庙西街省公安厅一个关押人员的地方。
第一次是一个年轻人审讯他。当时张耀枢情绪很坏，满腔怨气，就说：“你们说话失信于民！不讲信用，不讲政策。你们说起义既往不咎的，我是起义的，为啥要抓我？”
那个年轻人被说得开不了口，一下就发了怒，一拍桌子，厉声喝道：“闭嘴！不要臭表功，今天就是要抓你，要追究你，老实交代你的一切”。
怨恨使张耀枢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后来，他才知道这是他在做县长时的两个下属检举揭发他的。
在关押期间，他每天通宵达旦地睡不着觉，也吃不下饭。
这种在惊恐抱怨下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张耀枢开始反思：成天惊恐抱怨，这样下去不行。
他突然想起小时就熟悉的《普门品》中的“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念念无生疑，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怙”，顿时觉得唯有求观世音菩萨加持，别无其他任何办法，于是一心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他一边诚心地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一边冷静地整理自己的思维，在这个过程中情绪逐渐平静了下来。
他记起了普钦师父的教诲：“处逆境正好用功，消业障，增福慧。”这一句话，犹如醍醐灌顶，记起了师父教自己如何在起心动念处下工夫的方法，不管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要受影响。
经过仔细地反复思量后，张耀枢的观念开始改变。
他开始认识到：这个完全是自种因自受果。认识到外缘不重要，关键是自己内心种的因，自己种的恶因才是根本的。缘是随时可能发生和出现，因才是主要的，是自己种下的。如果不从自己内心去挖根子，如果不反省自己，不消除这个因，反而去怨恨所遇的缘，那是永远都消不了的。譬如自己被抓，当官是自己要去的，自己种下了这个因，肃反扩大化只是外缘而已，你种下了恶因，就要遭到恶缘，被人揭发自己也是外缘，怪不得谁。
想清楚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他想到要把这个因去掉，只有一个方法即从忏悔下手。于是心里默默地观想到观世音菩萨，恳切地忏悔自己所种下的因，逐渐心里就生起强烈的惭愧心。他每天都作这样的观想和诚恳的忏悔，这样一来与佛菩萨靠近了，思想也豁然开朗。
由于观念改变，一切都放下了。对于肃反扩大化和检举人完全没有了怨恨，心里开始轻松起来。他开始能吃能睡，虽然那个米饭很难吃，是糠加菜做的。并且还参加了监狱里唱京戏、猜谜等活动。
在关押期间，他所做的事就是忏悔、一心念佛；一心念佛、忏悔，有时候竟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当时说要转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判刑了。张耀枢想，我不怕，就算是判我20年，我有了这个信念天天念佛，我也不怕，大不了我念20年的佛，正好成就自己。
在那种紧张恐怖的环境里，张耀枢念佛竟念得有些忘形。冬天，在参加学习小组的时候，他披着棉被坐在地上，心里默念着佛号。忘了是在何处，结果被小组批斗，说张耀枢经常盘腿眉眼不睁的，是在搞封建迷信。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在悄悄念佛的同时，张耀枢进而开始真诚地祈求佛菩萨加持那两个检举他的人早点能出狱。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家里条件都比他差：其中一个的妻子在其丈夫被捕后，就与他离婚了；另一个的妻子没有工作，还有好几个儿女需要抚养。
自己虽然被关，妻子也在学校工作，每月有固定的收入，所以比他们两家都好得多。由于思想上通了，他就能诚心诚意地为对方回向，希望他们能早日结案，早点放出去。
1957年，关押一年多后，一天，监狱通知张耀枢见单位派来接他的人事科长。来人说由于这一年多对他的案子的调查，他的确属于起义人员，此次是专门来接他回学校工作的，解除关押。
听到这个结果，张耀枢顿时感到佛力不可思议，内心找到了依怙！
记得一位大德说过：自私和无私，爱和恨之间，仅是一线之隔。越过它，你可以感受到舍己为人，不求回报的快乐。这是最大的喜悦，也是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步。自私的人无法想象这种觉悟的情境，因为他们停留在自我的束缚里。
自此以后，张耀枢的学佛境界与过去完全不同。对于这一段遭遇在自己学佛路上的作用，法师定义为是佛菩萨的逆境加持，也让他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学佛。
晚年的昌臻法师有这样的总结：
我学佛得点受益，主要是我信。最初是信佛菩萨保佑（自己）升官发财啊这些，其实并不懂佛法。我是在遭起了以后，身处逆境，才认真学，自己忏悔。我觉得自己得力于这个东西（指忏悔。——笔者注），佛法你不下一番工夫是懂不起的。表面上你求菩萨保佑，得到一切，消灾免难，别人以为我们是虔诚的佛教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佛教讲自种因自受果，你烧香拜佛就好了，就求到了，佛门又不是开保险公司。佛教是教育，现在很多人都误解了佛教。自以为我烧香拜佛，我捐了钱就该平安，没有那个事。要自种因自受果，种善因得善果。佛教就讲这个，是千真万确的。现在跑庙子的人很多，信佛的人也很多，但好多都不懂。
观世音菩萨前的对联，很能说明问题：
“居心作恶谁替你救苦救难，回头是岸何需我大慈大悲”，这对联说得很对。你恶果现前，哪个救得了你哦，只有自己发心忏悔，回头才有出路。
1956年，别人整我，原来的两个职员。后来我明白道理后，我就忏悔，然后发心希望他们先出去，这样一来，（自己）实际得到好处。
我还是从逆境中，自己认真忏悔而受用的。所以在逆境中，认真忏悔体会才晓得（佛）的一点意思。佛法并没有错，我们自己学错了，你求消灾免难已经错了，还求升官发财更错了，（学佛）动机不纯，那就是假（学佛）嘛。我是经过逆境后，才懂得了佛法，我当然不敢说开悟哦。（只是）一下子就明白了，心情啊看法啊，简直与以前完全不同，我（学佛）得的好处就是这个：佛法的真东西就是要利人。
以德报怨 冤家变法眷
快乐来自心中有爱，来自信仰和希望，来自行善和大爱。
张耀枢正是有这种深信因果的信仰，所以哪怕是受人诬陷时，仍能以对他人慈悲的心态为对方念佛回向。当案件被调查清楚，走出牢狱时，他最先想到的是去为诬陷者申冤。诬陷人出狱后，又去为他谋生路，找工作，令对方先是吃惊，后则感激不尽……很多年后，张耀枢得知检举他的两个人，一人病死狱中，另一人后来释放出狱。
上世纪70年代初，张耀枢打听到详细住处后，他前去拜访那位出狱的过去的下属。那位已经鬓发花白的旧下属亲自开了门，始料不及地认出他后，大惊失色，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慌忙地用双手将张耀枢往门外推，从他惶惑的脸上张耀枢看到了对方的惊恐与不安。
他忙给对方说，“我没有恶意，我是来准备给你帮忙的。”旧下属一脸怀疑紧张，张耀枢坐下对他说：“我绝不怪你，我是学佛的人，不怪你，如果换个位置，我可能也会做。我不怪你们，我做的与你们无关，因是我种的，我该受这个果，对我毫无损害。我现在情况非常好，我找你是看到公布了很多政策，我们起义算一个团体，凡是在那里工作了的，都算起义。你现在写个报告给中级人民法院，我原来的头儿，现在在那里工作，他了解我们的情况，你交上去就好了。”
看到自己曾经伤害过的人反过来帮自己，旧下属忙给张耀枢道歉，说对不起他。张耀枢说：“我受了报就好了，你也要学佛，明白了因果就好。”
张耀枢回到自己工作的灌县林业学校。过了一段时间，中级人民法院的两人来找他，让他把旧下属的情况写一下。于是张耀枢把对方在起义中出了力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他们。
一段时间之后，旧下属来找他，很高兴地告诉他说：“我得到通知了，我的问题通过你的证词及到西充去调查后，把原来的判决取消了，对我按起义人员对待。中级人民法院还写了一个介绍信，让我到民政厅去报到，我专门来感谢你。”
当时已经60多岁的旧下属，按退休处理。他的五个孩子，因为成分的改变，人生境遇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大女40多岁，成都税务局骨干，因为父亲政治因素的原因，提拔不起来。后来提了干，还入了党。
时光又飞转20多年后，旧下属的女儿已经70多岁，而张耀枢已成为报国寺的住持昌臻法师。在昌老生病时，她还几次买东西前往报国寺看望法师。
老法师在告诉大家这一段后，特别有一个总结，他说：“我讲这一段说明，我不学佛，我不会那么做，这就是学佛懂得了因果，才会这样处理冤家的关系，这当然是冤业。我这样处理，双方都得益。我们用佛法方法来解决就好了。冤亲是可以转化的，这个事情说明用佛法来处理人生，无往而不利，这很不容易，希望大家建立信心。”
深信因果 反右中避祸
人在一生中，受伤难免，受苦则不然，全在于一颗心怎样去转境。从监狱回家的张耀枢，身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一天，他去见三叔。三叔已是当时相当有名气的中医，政协委员。他一看见张耀枢就说：“你长胖了，气色也好，比当县官时的身体好多了。”听到此话，张耀枢想：如果不是内心深处真正有了正确的认识，对揭发自己的人毫无怨恨，我的身体是无论如何好不起来的。
三叔看到的他，是身体的变化，而张耀枢内心的突变，则是在历次运动中慢慢显现出来的。
在1957年那个炽热的夏天里，成都的政治空气已经很紧张。
各单位动员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天天学习讨论，反复“启发”大家给单位领导乃至政府提“意见”，把心里有的什么不平说出来，鼓动大鸣大放。
张耀枢是大众“关心”的对象，因为他刚被无罪放回来不久，受到不少委屈，大家都希望他发言。可是每一次开会，他都没有什么话说。
见此情景，领导及同事反复给他做思想工作，叫他打消顾虑，放下包袱，甚至有人在旁为他的遭遇打抱不平。可是他还是没什么意见提。
短时间也有人认为他城府深或胆小不敢说，时间久了，也都知道他这个人襟怀坦白确实没什么。而他之所以能有这种认识，完全是他在监狱里就已经了知因果的不虚，觉得该受的衰损毁誉，受了就报了，都是因缘的显现，不能责怪外境。
晚年时，他曾对弟子说：“正是因为我能深信因果不差，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该受的果报受了业就消了，所以后来这一生也避免了不少更大挫折。当时和我熟悉的七八个县长，不是被镇压就是坐牢，有的当时侥幸过了一关，仍未躲过如大鸣大放、三反五反、肃反、‘文革’的劫难，有些也确实不明因果所至。
“当时，我的三叔父在政协开会，会上要求大家发言帮助党整风。很多人动员他说：‘张老，您要准备发言啊！’他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就和我商量说：我看你这件事情就可以说，你是冤枉的嘛！
“我连忙给他讲，我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希望他不要去讲。因为我的确是毫无怨言，也毫不怪罪任何人，从因果上来看，是我自己种下的因，怨不得任何人。他听我说后，说既然你都想得通，当然就不必去说了！如果他当时去发言，他和我可能都在反右里面脱不到手的。也是自己深切懂得了因果，所以不再有怨恨心，也才避免了这一场祸事。”
1957年的反右斗争，有人因写大字报而成了“右派”，也有人因别人大字报的揭发、批判而成“右派”。运动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使全国50余万人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开除公职、流放（返回原籍或下放农村、农场、边疆。——笔者注）、判刑等处罚。这些人中，不少是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们被划为“右派”后遭到了各种各样的处分，使他们难以献出自己的宝贵才智。
张耀枢能够避此大祸，都是因为他深信因果，认识到自种因、自受果的业因果报。
下放西昌 心灵回归
也许是为了自己心中那一个隐藏了的生活理想，也许是想远离尘嚣过与自己本性相近的生活，1958年，张耀枢夫妇参加了四川省第一批干部下放，到西昌农村锻炼。
四川财经学院召开了“下放干部欢送会”。张耀枢的两个孩子张正平（11岁）、张采（8岁）及几个侄儿侄女都跟着大人去看热闹，他们看到要下放的大人身上被撒了好多碎金纸屑。
会后，张耀枢夫妇带着孩子们回成都柿子巷的家。张耀枢此时所住的房子，是学院给的公房，房子大，一个院子里住了几家人。儿子正平那个时候爱在家里用板凳开火车，这个阶段，正平、张采都在他们身边。
1958年下放时，女儿张采由保姆带在成都。1959年，夫妇二人调到西昌专科学校，张耀枢在讲义室，颜涓在图书馆做教辅员。
1959年他们两个孩子都在西昌待了一阵子，张采在西昌上小学，儿子正平在家里。后来颜涓生病无力照顾两个孩子，他们就把正平送回成都交给颜涓的同学加好友的陆文英。当时陆文英的爱人老周在家养病，正平就一直由他带，一带就是十来年，很有缘分。
在西昌的张采，给成都的亲人写信说：“我们那里的环境是：‘背靠泸山，面向邛海。’”她记下了妈妈的口述，目的是好让成都的亲人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