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原四川林学院教务长、张耀枢的老领导马永宁介绍：
西昌专科学校在邛海边上，与西昌师范学校相距一公里多路。1962年，四川林学院由雅安迁至西昌，与这两所学校合并，并在这两所学校的校址上建立了四川林学院，张耀枢调林学院教务处下面的教材科印讲义刻蜡版。
他业余时间就给人免费看病。由于林学院卫生科没有中医医生，他就常常去那里业余免费给人看中医，扎针灸，卫生科的医生也很欢迎他去。他看病都是业余时间，不是医生，但是医术很好。
他一直在教材科刻印资料，是我们教务处的行政工作人员，工作做得非常好。他负责印刷教辅材料，印刷所里到处都是纸，可是他自己写自己的东西的时候，都是用废纸，从不用公家的，这一点就很难得。
工作从不讲价钱，一没有官架子，二没有过去旧文人的高傲，能和大家打成一片。做好事从来不说，也不让别人说，不图名不图利，过得自在。他进入佛门和他一贯的人格是相一致的。他在林学院给人看病从不要报酬，群众对他也很好。
他不爱玩儿，就爱看书，看医书文学书等。40多岁的时候，爱人颜涓去世后，他一个人很简单的生活，食堂打饭吃，吃了就完事。清心寡欲的，真是不简单。
他不喜欢热闹，文质彬彬，生活欲望不高，维持生命就好。从不挑吃挑穿，不为名为利，对亲人、不熟悉的人、整过他的人，都一视同仁，分不清对谁太熟。我做领导时和我当黑帮时，他对我的态度都是一样的。
学校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把他当坏人，都称他是好人，这就不简单了。
从1958年下放到西昌，直到1964年爱人去世，生活在邛海之滨泸山脚下的张耀枢，对自己的生活是喜欢和安定的。干土垒成的平房，虽然没有了过去的舒适，但是妻儿相伴的日子也是其乐融融。闲时，在房屋外的空地上，锄地种菜。夏天，与同事中的京剧票友，就在家外面的大黄桷树下，一边喝茶一边唱两嗓子，仿佛有了点半耕半读的意味。
学院生活 食素潜修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昌臻法师在西昌工作生活的情况，我们到了西昌采访，去了他原来生活工作过的地方，采访了与他为邻的同事和一起落难的老友。在下面的小节中，我们分而述之。
今年73岁的郑崇斌，是原西昌专科学校农科系老师，教农业经济。1960年一毕业他便分到西昌专科学校，就住在张耀枢的附近，两人是隔几家的邻居，因此他和张耀枢很熟悉。自己家的小孩生病也找张老师看病。透过他的回忆，让我们能够看到张耀枢在西昌生活的点滴：
我和张老师住得很近，在通往泸山的路边，离公路不远的山腰上。他住的房是1937年抗日战争时修的，干垒房，是当时西康省技艺专科学校的房。离我们住得不远，有一棵三人才能合抱的黄桷树。不远处还有一个古大戏台，不过已经住了几户人家。出门右手是一片农场，种有桃子、苹果、梨子等。张老师的女儿张采，个子不大，好像身体不是很好。爱人颜涓，个子高高的，人很秀气，她喜欢唱京戏。学校有几个老师也喜欢，她和张小柳（音）她们就经常在一起唱戏。
张老师说话慢，性子不急，人家有什么问题问他，他都往好的方向劝。在闲谈中，我知道他在学佛。
那个时候，三年困难时期，二两清油都不能保证。学校偶尔吃两片肉，他因为学佛，从1961年就开始吃素。怕别人说是封建迷信，就把饭菜打回去，自己不吃，晚上就悄悄地拿去给其他动物吃了，他是很真心地在学佛。
他字写得好，人际关系又好，修养好人品也好。常常吃完晚饭，就给附近的农民看病扎针灸。最初的时候，他还不怎么会。一个叫窦（音）医生的是扎针灸的，她很信任张老师，就叫他去治疗也教了他。“文革”中，医院有的瘫痪有的被武斗（的人）占用，群众缺医少药，张老师就给大家看，还免费帮到抓药。西郊九大队七小队农民李发兴的羊儿疯，就是张老师治好的，这个人现在都还健在。
我见过各种各样的人，没有见过超过他的，他是怎样说就怎样做的人，是真诚的人。从生活中，从他的为人处世中，我认为，他是捡到金砖都不会要的人。他的信仰很真诚，不是贪婪的人。
他从来不提自己的苦难和遭遇。我从旁边知道他们是近亲结婚，儿子有些问题，由保姆带，但是他从来不提自己的难处。他后来到灌县林校工作，我到成都去见过他。
他和爱人颜涓的关系很好，颜涓病逝后，埋在我们住的附近的圆宝山上。有人关心他，给他找伴，他说，不找了。
他出家后，1995年夏天到西昌来弘法，送了好些书给我。在其中的一本《金刚经的研究》上，给我题了一句话：“人生之安详在心不在境，生活之重心在内不在外。”这很有哲理。他的遭遇并不好，但是，他在心不在境，不去难过它。他写的是他生活的体会，很伟大。”
结束完对郑老师的采访，我想起了一位哲人说过的一句话：“开悟的寻求就是内在追寻的历程，去了解你本身就是圆满的。你是完美的，你不需要借助任何外在的东西。”
昌臻法师的定境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揣度，所以在他俗世生活中，面对自己姐姐弟弟孩子的去世，他都能很坦然地对待，早已超越了家属与众生的界限！他的慈悲与大爱，让所有有缘与他接触的人，都能深深地感受到！
妻子病逝 一夜白头
虽说张耀枢与颜涓的结合最初得于长辈的意愿，然而从小一起长大的两人，感情很深厚。
自1946年结婚后，颜涓就随夫辗转，无论是去西充当县长，还是回成都后被关押；无论是下放西昌劳动锻炼，还是在学校低调生活，颜涓都以丈夫的生活为重心。两人心性相同，情趣相投，唱和自然。在风景如画的邛海边，过着简单自足的生活。
然而，人生多变。
身体原本就不太好的颜涓，病倒了。在以往的生病中，张耀枢都是一直细心地照料着妻子，有时自己处方，亲自抓药回家熬好，让颜涓喝下。而这一次的病，似乎来势凶猛，还咯血。
张耀枢请来了一个叫李敬一（音）的医生给颜涓看病，诊断为肺结核。当时，西昌的医疗条件很差，林学院离城又远，因为不是急病，所以就在家一边治疗一边养病。张耀枢没有忘记给妻子念佛，祈请佛菩萨加持。
怎奈寿命在天不在人，无常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到了他们身边。
1964年10月的一天，天气已渐入秋境，山上更是凉风习习。
躺在床上的颜涓，身体状态原本还好，可是一阵咳嗽后，突然开始吐血，其量已超过往日，并伴有块状。张耀枢见状，本能地过去扶起妻子，想让她能以舒服的姿势咳嗽。
不想，就在这一刹那，一口血块呛入气管，噎住了。就这么短短的两三分钟，两个相伴18年的爱人，就此阴阳两隔。
已经学佛的张耀枢知道，此时，按佛教规矩，自己既不能痛哭，也不能动爱人一下。
就这样，颜涓最后一次枕着丈夫的手，渐渐变凉。张耀枢以半怀抱妻子的姿势，为她整整念佛12小时！
有一种痛，没有泪；有一种伤，没有痕。
之后，张耀枢将颜涓的遗体葬在了住家附近的圆宝山上。正是“背靠泸山，面向邛海”。
没有凸出地面的坟堆，在挖开了的新土上，只有一个不大的石头，上面仅刻着四个字：爱人之墓。
几个月后的一个冬日。
张耀枢带着女儿回到成都。姐姐们见到他时，人瘦得几乎变形，那一头青丝竟已经灰白！
“文革”中历事练心
张耀枢回成都后，将颜涓剩余的一些衣物交给姐姐们说：“我把她安顿好了。这些衣物拿去给侄女们穿。”姐姐们心疼弟弟的遭遇，看到发育迟缓长得矮小的张采，于是决定将张采留在成都，让张耀枢可以轻松一些。
张采便跟大姑妈住在了成都南府街，后在长顺街三姑妈家住下来并转学到成都二十四中读书，后来住在三姑妈家，一直到1977年张采结婚。
张耀枢孑然一身回到了西昌四川林学院。在同事们眼中，张耀枢是沉静默然的，只是常常会看到他在黄昏的时候，独自一人往圆宝山而去。
这样的日子没有多久，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这场运动像一场瘟疫一般席卷了中国大地，所有的人都变得很“非常”，整个中国变得让世界不可理喻。在当时的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斗争会、讲解会、声讨会；看到遍及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寺庙的大字报、大标语；看到身穿军装、手拿红宝书的青年学生狂热、奔走、串联和呼号；看到一夜之间从中国大地上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看到这些群众组织之间的抗争、辩论、分裂，以至武斗；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无数正直善良的人遭受冤屈、打击、迫害和摧残。
在后面的章节中，仅以张耀枢的亲身经历，就可以见其惨烈。
在西昌，我们采访到了今年80岁的冯育坤老人。他和张耀枢曾一起下放劳动，共患难，两人的友谊一直持续了几十年，并常保持着通信，法师常在信中真切地劝导他学佛，给他寄去念佛机、书籍等。
2004年国庆，昌臻法师还将自己的一张生活照片题上字：“育坤吾友存念，昌臻寄赠。二千零四年国庆佳节记于报国寺。”每逢佳节倍思亲，对于与自己共患难过来的老友，昌臻老法师常系念之，希望他能学佛，在晚年面对老病死三关。
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和张耀枢在“文革”期间的一些往事：
我们在专科学校就认识，我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听说张老师是川北某县的一个县长，后来表现好，就调到专科学校讲义室，实际在负责。我也在那里刻过几个月的蜡版，印象都很好，我对他很尊敬。
“文革”时，我们朝夕相处。他那时已经从专科学校那边的房子搬出来，1968年，搬到了林学院森林工业系这边，就是老师范专科学校这边的一个小瓦房里住。但最初时，是和我住一个房间，十来平方米。他来时，我要挪动给他腾地方，他说不用，就一个角落就好。后来还是给他腾了一角出来，我们一起合住了一年多，后来关牛棚就分开了。一人一间，那房子都能见到天。
我们当时劳动的地方离家远，所以就在食堂那里的一个小米仓库里午休，从1968年开始睡了一年多。张老师的人缘好，他劳动从不与人计较。他的年龄大些，大家都比较照顾他。当时的小组长姓王，管他的。但是对张老师的道德很敬佩，张老师病了，王就命令他去看病，实际是照顾他，是张老师的崇拜者。
他对人很好。当时我们林学院书记曲墩义被打断了手，没有谁愿意去帮“走资派”，张老师派我给他送膏药；我自己在“文革”中被打伤，打断一根左胸肋骨，他给我膏药贴，给我云南白药吃，很见效。后来到西昌医院去看，医生都说他拿那么好的药给我，是对我好。
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到了晚上，他就在床上盘腿坐。我习惯了，以为这是他休息的方法。那时候自己心情也不好，就没有问。后来才知道那是在打坐。1972年秋，林学院撤销了，他要到灌县林业学校，我们要分开的时候，他找我，我们俩谈了一晚上，他就叫我要学佛。还专门教了我学佛的方法，观想自己脑门前有佛发光照着自己，还说念佛任何情况都可以念，走也可以，坐也可以，要相信念佛的好处。
后来，我们的书信往来，他都是劝我学佛，他出家后更是希望我学佛。我断断续续的，没有坚持。
在“文革”中被弄去劳动的张耀枢，自己是怎样来认识“文革”这段历史的呢？侄女林成立（张毓如的二女。——笔者注）回忆了这样一件事：
1969年春节前，我当时已经在渡口（现在的攀枝花市。——笔者注）工作了三年，我从渡口搭货车回成都，在经过西昌泸山的时候，专门去看了大舅舅。我到学校去问：“张耀枢在哪儿？”一个男的工作人员说：“哦，历史反革命，在那边劳动。”然后我们将车往那边开，我一跳下车就往他那边跑，过去一看，大舅舅正在劳动。他见到我很吃惊，因为对他来说，这太突然了。我上前叫了一声“大舅”，就开始哭。
他看上去却很平静，不慌不忙地和我说话。他说：“你回去给你妈说（毓如，当时正在被批斗。——笔者注），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是消除我们业障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看我们是不是真正彻底地放下了。”
也许这就是一个人有境界没有境界的差别：你面对得失的不同态度。
面对以怨报恩的学生
张耀枢在“文革”前，免费义务给学校老师、学生和附近农民看病，并义务背着背篼到城里去给大家捡药，再从城里背着药走回来发给大家，给当时的同事们留下很深印象。
我们采访了他的同事人事科的蓝继平、林学院组织部的李维君、教师孙小农，这几位年已过70的老人，说起张耀枢，对他的人品处事都很赞叹。
蓝继平老人说：“他在教材科刻钢板，用油墨来印教材和资料，用手推着印。张老师字写得好，很特别，有刻出来的感觉。我因为喜欢写字，所以常常和他有往来。他做事很认真，他刻出来的东西，字迹清晰，大家都很满意。
“因为他的字特别，所以给我印象很深。以至于多年后，我们在一个寺庙去耍，发现一幅字，我一看很像张老师的风格，但是一看落款，是昌臻。我们就问庙里的师父，这个昌臻师父以前是不是姓张，对方说是，他现在在乐至报国寺。我和爱人，她也是张老师的同事，我们就一起去报国寺见他。果然是他！大家都很高兴。后来我爱人就皈依给昌臻法师了，过去的同事，现在就变成了徒弟，得法名隆芳。她崇拜张老师得很，也在认真学佛。”
孙小农：“他会中医，是祖传的，就常帮人看病。好多老师学生都找他看过，又不收费。当时学校没有中药房，要到十几里外的城里去捡回来。当时没有车，1965年的时候，才有车到城里，一小时一班。他都是走路去走路回，背回来又发给老师，很让人感动。”
而作为当时学院组织部干部的李维君老人，对张耀枢的了解则是另一个层面上的：“我们林学院迁西昌后，接收了一批人，有20多个。我当时在组织部知道张老师在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的高等文官考试，后来当了西充县的县长。他的身份在当时是没有公开的，在肃反运动中是属于不予追究的，他在以往的工作中没有血债，内定的历史反革命，属于组织上掌握，不让群众知道。
“他在工作中很低调、谨慎、‘文革’中他也没有什么大字报，好像就有两个学生写过。后来有问题的人全部弄去劳动，他也就被弄去了……”
“大跃进”运动之后，大字报曾一度沉寂了好几年的时间。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大字报的狂飙再次席卷中国。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大动乱的年代里，大字报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悲剧，一桩又一桩冤案。个别人因为写了一张“革命”大字报而飞黄腾达、青云直上，更多的人则被大字报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被打倒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所以谁要是在当时被贴大字报，是一桩很恐怖的事，因为你完全有可能因此而被判刑劳改，甚至枪毙，人生将完全被扭曲改变。
李维君老人回忆中的张耀枢被学生贴大字报的事情，在昌臻法师晚年，他常常提及，作为开示弟子要以德报怨的例子，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昌臻法师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