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世间万事万物，总免不了有例外，就像有些动植物本已被学术界判为灭绝，但不知道怎么一来，却在某个地方又冒出来了一样，作为建筑物的学宫竟然也有例外。安顺的学宫据说是明代的建筑，现在虽然残破，但作为主结构的棂星门、仪门和明伦堂还在，只有两厢的尊经阁和学官衙门没有了。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与学官一体的建筑，安顺的文庙还基本完好地保存着，从学官过去不远，就可以看见文庙的“官墙万仞”。
以后在安顺的日子里，几乎每天我都要走过这座学宫，我想，这大概可能是全国仅存的孑遗了。可惜我对安顺地方史了解无多，说不清这座学宫的来龙去脉，更不知道它为什么没有像其同类那样倒塌湮没。不知是因为安顺地方民风古朴特别看重读书人和事，还是由于这座建筑半由石料砌就，所以格外结实，可以经得起时代的风雨。我搜索记忆，想起了清末与曾国藩齐名的胡林翼在带兵征讨太平天国之前，曾经在安顺做过知府，依照惯例，胡大人的脚一定踏过这里的讲坛。真想不出这位清朝的中兴名臣在这里都讲过些什么，是寻常的高头讲章，还是理学心得？抑或经世致用的学问？都说贵州地处荒蛮，文风不盛，清人笔记甚至传说贵州考秀才的人太少，以至于能完卷的人都取上了还凑不够名额，连仅仅写了“且夫”两字的也得以中秀才。但看着全国硕果仅存——不，应是残果仅存的学宫，这灵气四溢的龙柱，我想，贵州人也许在历史上四书五经背得没有别处人那么好，八股文功夫更差，但绝不缺乏聪慧和灵气，从来地杰人必灵，想来不谬。
学校的老人告诉我，仅在十年前，学宫的建筑还有许多，不仅两厢有房子，而且还有一排大牌坊，剩下的建筑虽已经被列为地区级文物，但一文保护经费也没有。贵州天无三日晴，说着就下起了雨，看着破败的学官在风雨中瑟瑟发抖，我想，如果再不修缮，恐怕在不久的将来，谁也看不到它了。
西藏的“研究性大学”
在西藏，佛教无所不在。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是没有寺庙、灵塔，居民的屋顶也肯定会插着五颜六色的经幡；没人的地方，也经常能见到堆着刻有经文和咒语的石头的呢嘛堆，石头堆上挂着更多的经幡。至于藏民头上戴的（护身佛），身上挂的（护符），手上拿的（经轮），也都跟佛教有关，只是现在西藏的年青一代宗教情感稍显淡薄，全套“佛装”的往往是些老年人。
有佛教的地方寺庙总是中心，佛教三宝“佛、法、僧”都集中在寺庙里，当然西藏更不例外。西藏的寺庙如果按教别和教派来论，有许多种。藏传佛教虽然黄教占统治地位，但白、红、花三派的寺庙也还存在，甚至有些地方还有原始的宗教的寺庙。在我看来，这些寺庙实际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供教徒膜拜和观赏的，一类是佛学的研修场所。一般游人常去的大昭寺、小昭寺、白居寺和扎什布伦寺等，应该属于前一种，庙宇巍峨耸立，唐卡金碧辉煌，里面的佛像重重叠叠（全然没有内地佛寺那种等级和方位感）。而西藏著名的三大寺甘丹、哲蚌、色拉寺应该属于后一种，这里更多的是经卷、藏书和经堂，可供俗人赏心悦目的东西实在不多，只有哲蚌寺有幅巨型的唐卡，也只是每年藏历六月三十日雪顿节的时候才拿出来晾晾。
哲蚌寺是三大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据说在盛时曾经拥有一万多名前来修习的僧人。寺庙依山而建，石头的屋宇层层叠叠，构成了一座硕大的城堡。城堡里有许多人在出没，不少窗户上还摆放着艳丽的盆花。整个寺庙出奇地安静，山下偶尔的一点人声车噪，也很快就被山寺的静谧吞没。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政府为三大寺修建下水工程，几百年的秽土都被翻了出来，气味很是特别。即使是这样巨大的工程，也没能搅扰了山寺的安详，人进去以后，一个突出的感觉还是静。
寺里的喇嘛对外来人很友善，总是憨憨地笑着，一任我们看这看那，不着边际地胡道乱问，如果我们想要和他们合影，也都很配合。许多地方明明写着拍照收费十元，但喇嘛也不问我们要。当然，如果你主动给，他们也不拒绝。寺庙里除了僧人的宿舍，就是经堂。经堂无论大小，四周都塞满了梵荚装的经书，有的看起来已经很旧了，有的则是新的，大多数的经堂连一尊佛像也没有。在一间大约三十多平方米大小的经堂里，我跟一个小喇嘛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今年十九岁，已经在这里学了两年。我注意到他的床就搭在经堂里（寺里空闲的僧舍很多，按道理完全可以不必如此），床头上散放着一荚经书。小喇嘛会的汉文不多，我只好通过同去的藏族向导和他继续交谈。从谈话中我了解到，整整这一屋子的经书，小喇嘛都看过。而床头的那荚经书，据说我们随便抽出一页来，他都能倒背如流。说到这里，小喇嘛真的抽出一页来给我，可惜我对藏文一窍不通，实在无法验证。但是看着他那纯真的眼睛，我相信这肯定是真的。
三大寺的组织结构都差不多，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所谓研究性大学，寺为大学本部，下面为札仓，即学院，哲蚌寺有四个札仓。每个札仓下面有若干个康村，相当于系，康村则由更多的米村组成，米村是来寺僧人最基本的学习单位。在三大寺里学习，除了内地寺院也要遵行的早晚课和结冬与结夏（冬、夏两季集中修习）之外，突出的特点是实行导师制和讨论式的学习方式。每个在寺内学习的僧人都有不止一个导师，对其学业实行专门辅导。僧人学习的过程，也不仅仅限于阅读、背诵和自己体悟，还要经过反反复复的集体辩论，寺里叫做辩经。辩经在寺、札仓、康村、米村各个层次都有，最经常开展的是康村和米村这两个层次。这种学习体制，很容易让人想起牛津和剑桥的导师制。
在色拉寺，我赶上过一次这样的辩经。那是在一个很大的园子里，僧人称之为“法苑”，苑里有树有草，几百个喇嘛分成一个一个的小圈子，大声地讨论着什么。按规矩，每个人在提问的时候要站起身来，一边跺脚，一边猛地拍一下掌，动作很是夸张，姿势煞是好看。不过，在我看到的场景，许多喇嘛动作已经简化了，只拍掌而不跺脚。但是无论动作是否偷工减料，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有的人甚至笑得前仰后合。尽管人人都在笑，辩论却进行得非常认真，我们这些外来人的闯入而且大拍其照，居然从始至终没有引来一个僧人看上一眼。
在世界宗教史上，也许只有佛教才能有这样激烈而又平和的教义辩论。在佛教历史上，类似的辩论不知举行了多少次，在发祥地天竺如此，传到各地也如此。在中国，全国性的辩论就有过很多回。无论各宗各派，大家总能辩出个高下。别的宗教派别之间有战争，而唯有佛教的教派之间只有辩争，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辩论却总能辩出名堂，不至于流于意气之争。
了解一点佛学的人都知道，佛学的知性魅力是独一无二的，吸引了古往今来无数的智士沉迷其间。直到近代，章太炎、马一浮、杨文会、陈寅恪、王国维诸位顶尖的学者，无不对佛学情有独钟。佛学是中世纪少见的既有学问的无限延展性，又有自己的论理逻辑的学问。这样的学问，只有通过辩论，才可以实现“精进”。
在今天，也许只有在西藏的三大寺，我们才可以见到真正的佛学辩论之风。
带“病”考试
高考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典。每年的夏天，总有那么几天媒体热闹，政府紧张，考生的家长慌张。还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电视新闻，什么一个迟到的考生被呼啸的警车送往考场，围观者报以热烈的掌声云云。
每当看到这种情景的时候，我就压不住自家的酸水，怎么我们当年参加高考的时候没这么风光呢？现在人们总喜欢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实，当下考生与录取的比例，最高也不过3∶1，而二十多年前，这个比例竟然达到20∶1。本人不幸，躬逢其盛，接连参加了1977、1978两次高考。记得1977年第一次参加高考的时候，我所在的小小的农场，考生居然一下子将考场周围的街巷填得满坑满谷。我在那个农场待了多年，好像从来就没有碰到过这么多的人，连不知道x+y为何物的老兄老姐们也来碰运气。以至于考试不得不分成两次，一次初试，一次正式考试。
初试的考场上就相当热闹，有哭的，有闹的，还有当场休克甚至吐得一塌糊涂的。那时离“文革”后期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出风头的日子还不算太远，大概是对那时的宣传记忆太深刻了，我旁边就有一位仁兄答不出来题，学张铁生在卷子上给考官大写其信的。
1977年高考的时候，我正在农场的连队当猪倌兼兽医，本来没打算参加考试，一来，先天不足，出身不好；二来，后天犯傻，前几年曾经非议过伟大的“文革”，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三来嘛，是觉得肚里空空。我们这些从小学就被文化大革命“革”过来的人，原本就没学什么东西，我的大部分同学，说是中学毕业，其实连信都不会写。我虽然自己看了点书，但这些年扎根农场，改造思想，把学的那么点东西也都喂给了猪马牛羊。说实在的，如果是考“牛马经”或者“猪羊经”或许我还能混混，可是……可是归可是，最终我还是没能经得起诱惑，混入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大军的行列。回想起来，也许是范进老前辈的光辉形象影响了我，因为，在我不多的藏书中，就有一本该死的《儒林外史》。
考吧，反正马二先生说过，就是孔夫子再世，也要考试。请了两天的假，到农场（那时还叫团）报了名，糊里糊涂地就下了场。开始是初试，记得头一场是考语文。我们这些人，打小学就赶上“文革”的好时光，哪里经过什么考试，自打从娘胎里出来，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坐到桌子前，发下卷子，笔就开始打哆嗦，百计也无法制止，就这样抖了半晌，我意识到这样下去有交白卷的危险。当年大清国的时候，江南的大名士吴兆骞就是在皇帝老儿驾前的考场上打哆嗦，交了白卷，结果被发配到了北大荒喝西北风。现在我已经在北大荒了，再要发配可能连个地方也不好找了……这样胡思乱想一通，笔总算是不那么抖了，可是思路也找不到了，最后总算是对付了一些文字交了上去。
初试过了以后，为了防止再哆嗦，我想出来一个相当聪明的主意。考前从医生那里要了一片安定药片吃了下去，因为我听说这种药少量地吃可以有镇定作用。没想到，由于我从来没有用过安眠药，区区一小片安定，在考场上居然把我“镇定”得睁不开眼睛了。当然，鄙人当时明白，如果我就此睡倒，依然是要交白卷的。没有办法，只好忍痛将脑袋和桌子狠狠地接了几个吻，这招居然比初试时忆苦思甜还管用，复试下来，成绩居然还不错，按当时的行情，上个重点大学也够了。
当然，我能考到那个程度，以今天的尺度，绝对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我们那时的考题简单得能让今天的中学生笑掉大牙。记得语文题最难的部分就是翻译《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考完之后，一个据说程度不错的考生得意扬扬地跟我说，你知道“愚公长太息曰”的意思吗？我想了半天总算弄明白了，它的意思就是：愚公的大儿媳妇说！
考试的过程听起来很有点喜剧的味道，但是结果对于我来说却是地道的悲剧。从1977年考完，一直到1978年的到来，我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一个接一个地走掉，而自己只能与猪马牛羊为伍，当然还有某些长舌妇背后的嘁嘁嚓嚓。为何不被录取，没人告诉为什么，不过，自家有病自家知，我知道很可能是政审不合格，十有八九是坏在了当年对“文革”的说三道四上了。那时，“文革”还是说不得的话题，我们那次高考的政治题中最大的一个，就是：“为什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论我怎么样在笔下让“文革”“伟大”而且“胜利”，但是我那该死的前科，白纸黑字地载在我的档案里，实在没有办法蒙混过关。
那年月，有了政治问题就跟做过贼一样，成为永远难以抹去的污点，让你永世不得翻身。1978年，我又一次进了考场，这次考的是理科，因为有人给我出主意，说是理科政审比较松，一点不出人意料，我考得不好，结果稀里糊涂地进了一所黑龙江的农业院校，从放马放猪改成“放”拖拉机。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不是三中全会解放思想，我再怎么跳，也还是难逃罗网，拖拉机也是不会让我放的。
五十七年前的学生档案
当个教书匠，对社会上的事情往往不甚了了，但学生档案却还算熟悉，尤其是当过一任班主任，新生的面还没见，一堆档案早已经摆在面前了，可是，1949年以前的学生档案是什么样子，我却一无所知，不唯无知，连想知道的念头都没有起过。几星期前，偶尔无事，溜到潘家园旧书市场逛逛，腿都溜酸了，还是一无所获，双目所及，尽是近些年出的花花绿绿的垃圾货，稍微像样一点的东西，又贵得吓人。就在几乎失望的当口，忽见不远的地方有个小摊子，寥寥的几本书旁，有一堆烂纸似的东西，过去一翻，居然翻出了一张发黄的硬纸，仔细看来，原来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的一名叫俞佩兰的女中学生的档案。
这个硬纸片约有16开大小，上面的表格是油印的，系河南静宜女子中学教务课制，跟今天中学生的档案类似，上面有俞佩兰的照片，有履历表，背面还有成绩表，但不同的是，头两栏分别有保证书和志愿书。保证书上是一串不加标点的文字：
具保书人王生今愿保证学生俞佩兰入贵校肄业对于一切校规愿绝对遵守如有犯过重病欠费或临时发生重大事件概由保证人负完全责任。
然后是具保人的姓名、职业、与学生的关系以及具保人的住址，还有一个至今颜色依旧的具保人印章。
志愿书上也是一串文字：
具志愿书人俞佩兰今愿入河南私立静宜女子中学校肄业绝对遵守校规努力求学除由保证人保证外谨具志愿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