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书和志愿书上的文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过去的学徒契约，上面必有这种过病生死俱与店方无涉的内容，而且立契必须有保人的签字画押才算数，只不过学徒的契约更加苛刻。不知是中国特有的学徒文化暗中影响了静宜女子中学的办事人呢，还是真的担心学生在就学期间会惹出麻烦，因而未雨绸缪？不过，尽管俞佩兰女士就学的年代（1944），中学生可能比今天的大学生还要稀罕些，但中国新教育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新式学校毕竟与传统以八股科考为目的的求学有了本质的不同，从求道意义的“知书达理”变成了含有技术教育内涵的培训，所以，也许在静宜女子中学的主持者看来，他们的学生也具有某些昔日学徒的性质。所以，学徒契约的内容出现在中学生的档案上，似乎也是件可以理解的事情，毕竟这样做对于基本上以赢利为目的的私立学校的校方来说，可以省却许多管理上的麻烦。不过这样一来，至少蒙在传统学子身上的那层高人一等的面纱，在学校的管理人那里，已经荡然无存了。
另外，这份学生档案的年代是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也就是1944年，那时，学校所在开封还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所以学校除了英语外，还开设日语课，只不过，在成绩表上，日语课排得很靠后，安排在所有的副科末尾，而英语却排得特别靠前，明显属于“主科”。这比起“满洲国”的几乎所有课程均以日语授课的安排来，有很大的差异。显然，静宜女子中学的这种安排，是不合日本人意的，不知道这种安排，是否表现了校方的某种意向。档案照片上的俞女士，年方十三，面目清秀，可以依稀看出她穿的是一件中式的白布衣服。女士的籍贯是河南开封，家住开封火神庙后街19号，父亲叫俞瑞生，在“电影界”，与当时的开封华北电影院有关系，看来可能是电影院的职员或者老板。俞女士如果还活着，今年应该已经年逾古稀了。
武秀才
自有科举以来，武举向为鸡肋。文科为朝廷输送人才，构成了大小官僚的金字塔，可是军队里的军官们，却大多为战阵里混出来的老行伍，偶尔有个把武举出身的人进来，也往往立脚不住，不是自己识趣滚蛋，就是在战斗中因没人帮衬白白丢了性命。尽管武科没用，但却没有一个朝代废了它，不知道是出于制度的惯性呢，还是出于阴阳（文武）平衡的考虑，反正一代代无声无息地考下去。考出来的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官府和社会，谁也不拿他们当回事。
虽然没有官做，但考武举的却大有人在。原因是不管社会上看重与否，考上了总算是有了功名。有了功名就有相应的官方优惠，就算是最低一级的武秀才，也可以见官不跪，减免些赋役什么的。武举见了真正的缙绅固然矮半头，但在平头百姓面前，依旧可以耍耍威风。明清两代，是科举成型的时期，制度运行相当稳定，不免一科一科地武举考出来，武秀才尤其见多。既没有出路，武举们只好在社会上做闲人，地方官从来不把他们当回事，可他们自己却从来放不下绅士的架子。清代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是有天一个武秀才扯了一个挑粪的农夫上堂告状，说是这个农夫在街上撞了他，必须加以惩罚。县太爷说，既然如此，那就让秀才打这挑粪的一百个嘴巴吧（有一说是磕头）。于是武秀才一五一十地打了起来，打到七十的时候，县令突然说：停，我忘了问你这个秀才是文秀才还是武秀才？答曰武秀才。县令说，文秀才才能打一百，武秀才只能打五十，现在你打多了，让这农夫还回来。于是，农夫噼里啪啦回了武秀才二十个嘴巴，打得武秀才七荤八素。这个故事无论真假，都说明了当时人们对武举的轻视和武举自己的自轻自贱。不过这没办法，明清两代科举出了那么多名臣和名人，无论谁说历史都免不了要说到他们，可是谁听说有哪个历史上有名的人物是武举出身呢？尽管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也一科一科地考出来。
到了清朝快灭亡的时候，武举们突然有了一回露脸的机会。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北方乡野，几乎村村立坛，庄庄练拳，打教堂，杀洋人和二毛子（信天主教的教民）。乡间的缙绅卷进去不少，其中大多数是武举，武举人和武秀才。他们不是亲自做义和团的师傅和大师兄，就是给坛口当后台。当然，这可以理解，原本他们就是闲人，这个时候，正是用得着闲人的时候。可惜的是，闲人们好不容易有了用武之地，还是没有用到正地方，练拳舞刀，没有把自己练成刀枪不入，自然也就挡不住洋人的洋枪洋炮，老佛爷和小皇帝还是得弃城而逃，武举们露脸的事很快变成了丢脸，不久就让人忘记了。
科举制度本身设置武举一科，原本未尝不是想通过考试选拔军事人才，可是，凡武举考试实行的时候，中国历朝大部分时间里政治的风气都是重文轻武的，现任的军事官员都没人拿着当回事，更何况考上来的预备队。政府既不拿武举考试当回事，也不想法往军队里派遣武举出身的军官。一项精心设计的制度，就这样成了摆设。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制度，赶上了近代，碰上从西边来的尚武的好汉们，当然只有吃瘪的份。
只会考试的读书人
晚明小品，最喜张岱。张岱在他的《夜航船》序中，讲了一个“小僧伸脚”的故事。说是浙江这个地方，旅行多靠夜航船，夜航船舱位狭窄，人一多就拥挤不堪。一日，一僧人上船，发现船上已有一士人在高谈阔论，僧人很自卑，因此蜷缩在船舱的一个角落里。待了一会儿，僧人发现士人的话似乎有破绽，于是问道：“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士人答：“当然是两个人。”
“这等，那么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当然是一个人。”
“原来是这样。那么，且待小僧伸伸脚。”
澹台灭明是孔门高足，当然是一个人。至于尧舜，自然是古史传说中的两个人。士人无知，却强为知，结果让和尚看不起，和尚于是放开手脚睡觉了。
最初看到这故事的时候，原本以为只是张岱调侃读书人的笑话，并非实有其事。可是后来看了张岱同时代的史学家谈迁的《北游录》，才知道当时的社会上，还真有这样的士人。此人姓丁名宾，不仅中了进士，后来官还做到尚书。说是他进士刚及第时，座师王锡爵对他说：及第了，今后可以看点古文了。他说：那该看什么呢？他的座师说：无非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轼、辙）。他问：韩柳欧苏是几个人？后来，又有人跟他谈起廿二史（明清人眼里，只有廿二史），他说，一个人怎么能写了这么多东西？
吴敬梓《儒林外史》里说，苦读到白头的范进，不知道苏东坡是何许人也，我们只当它是小说；徐灵胎的“读书人，滥时文，烂如泥”，我们当它是打油（诗）；张岱的“小僧伸脚”，自然是小品。但是，我们拿谈迁怎么办？看来，科举虽然出过些明白人，但也搭配出了不少糊涂虫。
明清两朝，是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最完备的时代。由于考试才是做官的正经途径，不仅皇帝而且百姓也都看得起，所以，读书人不仅围着考试转，而且围着考试的内容转。明清考八股文，预备考试，关键点有三个方面：一是四书要烂熟，提起一句要知道上下文，不能有半点差池，因为考试基本上是从四书里出题，摘出一句来，让你模拟圣贤的口吻说话，如果不知道摘出那句话的上下文，就写不出东西来了；二是朱（熹）注要明了，朱熹的四书注释，是考试作文的指导思想，代圣贤立言，说话，不能出朱熹的范围，出了格，轻则白考，重则嘛……三是对对子要敏捷，八股文系由对仗的句子组成，对子对不明白，就写不出好的文章。当时，人世间车载斗量的“考试复习资料”，全都是围着这三点展开，而考生也在这三点上下工夫，至于别的嘛，基本上都算是闲书了。管你是四史还是三通，再具有价值，在备考期间，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如果考生本人就是家长的话，就是他的家人），都不会鼓励考生去涉猎的。大家要看的，只是那些复习资料，而这些资料，又大半出自类似马二先生、匡超人这样的不第秀才之手，内容如何，可想而知。
众所周知，那时的教育是被捆绑在科举考试上的，所以，那时的教育，也是一个应试教育。古今中外，凡是应试教育，学生就不是学生了，只是考生。考试的压力越大，就越是将他们学习的内容局限在考试内容上面，凡是不考的，大家碰都不碰。正因为如此，在夜航船上，读书人也只好让和尚伸脚了。说也怪，这样的读书人，偏可以当上科门高第。这次第，就算是像徐灵胎说的，是国家和百姓的晦气吧。六百多年过去了，国家百姓还不是一直这么晦气下来了，还要晦气到几时？天知道。
子见南子的现代性事件
子见南子，是孔夫子一生中做过的一件不大不小的尴尬事。南子是名声不好的卫灵公的宠姬，漂亮，但名声也不好。孔子去见了名声不好的南子，惹得性子直的子路不高兴了，孔子急得连连诅咒发誓，说自己没做什么坏事。在过去的时代，科举考试《四书》章句作为题目出了个遍，但“子见南子”却很少有考官出过，如果真的出了，考生都要骂的，因为实在不好演绎，一个不留神，说出孔夫子“寡人有疾”来，那可麻烦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