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古幽情与历史情境
历史是个菜园子，篱笆虽然有，可基本上形同虚设，任谁都可以进来动锄撒种。这一方面是因为守在园子里的所谓专业人士自家素质其实并不太高，抱残守缺，拿腔作调，老是端着写些谁也不要看的文章，还自鸣得意。另一方面历史的学科门槛也的确比较低，至少对所谓的专业训练要求并不那么严格，外行只要读几年书，扒开篱笆也就进来了。不过，进来可是进来，能不能种出像样的东西来，可就两说了。近来，外行论史，像模像样的固然有，但掺了太多水的水货也不少。不过，我今天要说的，是一个像样的。
《文武北洋》的作者来自媒体，论起史来，也有一般传媒中人写东西的毛病，自信过满，激情过剩，而且有意无意露出道德评判的法锤，在是非上面纠缠过多。不过，总体而言，作者文字还相当耐读，可称道处随处可见，虽说翻案文章做得多了一点，但也不能说人家没道理。特别让人感兴趣的是，作者的那股钻牛角尖的劲头。作者对他感兴趣的北洋人物，硬是一个一个寻踪索迹，刨根问底，遍访这些人的故居遗迹，在寻访中顺便发思古之幽情，让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其实并不遥远的过去。
历史的叙事无非是后人对历史的一种解释，但是任何的解释如果离开真实，也就失去了意义。说到底，历史毕竟是个追求真实的学科，如果哪个研究者敢于宣称自己根本不在乎历史的真实，那么他的言说就只能是自己和家人的自娱自乐。可是今人回不到过去，历史的真实往往要经过研究者观念与价值的过滤，那些以证明某些观念和理论为己任的研究者自不必说，就是那些追求客观、力图复原历史的人们，由于时代的距离，也难免隔膜，有意无意地以今人的成见，去框架古人的行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者有之，张冠李戴者亦有之。事实上，对于有志为史者，情境的建构是至关重要的，即通过古人的遗迹，考古的发现，去想象和建构古人生活的空间，让自己的思绪和情感回到过去，从心里生出“理解之同情”，这样，也许隔膜才会小些。
有幸的是，《文武北洋》的历史过去还不太久，尽管有太多的恶意破坏，但遗迹多少还剩了点，那时的枪炮和用具也有留下来的。更可贵的是，北洋人物赶上了照相机的发明，因此有不少照片传了下来，我们不仅能看到当年那些赳赳武夫和狗头军师的模样，还能浏览那年月军队和社会生活的剪影。人称北洋三杰“龙虎狗”之“虎”的段祺瑞，他那身着马褂打台球的照片和地道哥特式洋房的执政府，留给有心人的，是远比一本传记还要多的意蕴。胡帅张作霖和他两个乳臭未干的儿子同穿将军服的照片，以及大帅府那村意盎然的壁画和外面的关公庙，同样也会告诉人们某些难以用文字表述的东西。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东西看多了，只要你是个有心人，一定会对这些早已经故去的人物有某种感觉，这种感觉是文字无法带给你的。
对于专业史学工作者来说，也许《文武北洋》的作者并没有披露太多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但是，专业人士的笔下却很难有如此耐人寻味的叙事，更难以有重建历史情境的努力。当读者跟着作者，从一个断壁残垣走向另一个断壁残垣的时候，历史在他们的心目中逐渐鲜活起来。
难以解开的“中国结”
晚清史是痛史，最痛莫过于海军。中国人积几十年之力，花了无数银两堆出来最为现代化的七彩楼阁，一碎于甲申（1884），再毁于甲午（1894）。两次大战，我们居然连敌人的一只船舰也没能击沉。而我们花大价钱从外国买来的军舰，沉海的沉海，搁浅的搁浅，被俘的被俘，连基地、船坞、炮台也统统灰飞烟灭。前者输给老师辈的法国人，倒也罢，后者居然输给了和自家一同起步，装备在伯仲间的日本，而且输得很惨，连一丁点可以遮羞的布头也没有剩下。害得李鸿章去马关谈判，连可以还价的东西也没有，幸好谈判期间中了浪人一枪，勉强可以拿来说事儿。当我是个中学生的时候，每当读到这段历史，总是让人又憋气又窝火，久久难以释然。
姜鸣先生治近代海军史的事情，很久以前就听说了，不过那时我还在黑龙江的山沟里，没有福气看到成书。2002年三联重出修订版，这才有机会一睹真容。姜鸣先生的主业是证券，在业内已经颇有名气，历史工地上的操作只是业余爱好，然而却操练得令我们这些号称专门治史的人汗颜。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都是一部专业到了家的史学著作，一板一眼，规规矩矩。客观地说，作者的功力，我辈用点功的话尚有可及之一日，但其心思之绵密，态度之冷静，却是难以企及的。
海军是衡量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标志，晚清尤其如此。海军军舰是浮在水上的现代化大机器，而操纵机器的则是国家西学程度最好的人。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军队水师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偏师，而对多年实行海禁的清朝而言，只不过是腰刀柄上的零碎，谈不上有什么传统。所以，兴办新式海军，不像陆军有那么多包袱，完全可以从一张白纸开始，法乎其上，取法最先进的海军强国。如果学得好的话，应该有后来居上的可能。跟中国同时起步的日本就是这样，不到四十年的工夫，已经打败了连英法都不敢小窥的俄国海军。可是，中国的海军直到20世纪中叶，即使参与内战，也只有敲边鼓的份儿。
当然，中国人并不蠢。事实上，中国的海军创办者从一开始，也是瞄准了当时最强大的海上霸主英国，一大批福州船政局的学生，就是在英国开始的海军生涯。我们学人家的海军制度，订立的海军章程，甚至比日本还要早，我们的海军连操练口令都是照搬英语。但是，为什么后来日本海军却打败了中国海军，而且是毁灭性的？
其中的原因，我们这个民族找了几十年。最有大众说服力的要算“奸臣误国”。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李鸿章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临到马关条约签订，“李二先生是汉奸”已经成了定论，连唱戏的苏丑都在抓哏的时候讽刺李鸿章是乌龟。小时候看电影《甲午海战》，那里面明白地告诉人们，李鸿章就是导致中国战败的内奸。最有智性说服力的是制度差距。结果是一系列的制度变革，从戊戌维新到清末新政再到辛亥革命，中间虽然有个短时间的反动，但毕竟形势比人强，中国还是进到了民国。后来又寻出了文化改造上的原因，于是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全盘西化，有了提倡“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有了共产主义革命。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到今天，中国人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文化说过于笼统，虽然不错，但说了等于没说，暂不讨论。“奸臣误国”说虽然现在依然有市场，但真正相信的已经不多了，因为它毕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神话”。连大众文化也做出了反映，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北洋水师》和《走向共和》，据说已经给李中堂大人平了反。至于制度差距说，从戊戌以来，好像已经成了定论。然而细究起来，实际上也是似是而非。因为这种说法，暗含着一个前提，就是制度越民主越好，即康有为所谓专制等于据乱，君主立宪等于小康，民主制等于大同。制度的民主化是世界的潮流，自不必说。但是落实到19世纪的现实，后发国家却未必是民主化程度越高越好，总要合适才行。具体到军事层面，制度上的优劣与力量的强弱，在那个时代，就更是不见得与民主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德国和俄国都是公认的军事强国，普鲁士的军事制度还是多少国家效法的楷模。那时的日本，事实上根本不是什么君主立宪，连二元君主制都谈不上，充其量只是开明专制。康有为公羊式的三段阶梯，用来宣传固然不错，但用来解释海军的失败，却未免方圆凿枘，不合适。如果刻薄一点地说，制度差距说与奸臣误国说一样，都属于国人在大败之余，为自己开脱的说辞。
具体到当时的中日海军，两国本是一个师傅，都是学英国。在制度建设上，中国走得还比日本快半拍。中国人从英国皇家海军那里扒下来的《北洋海军章程》，一板一眼，中规中矩，曾经让日本人吓了好大一跳。就制度本身而言，中日双方并不存在什么差距，更无优劣可言。差就差在人家做得好，不仅抄得认真，而且学得认真。我们纸面上的东西中规中矩，人家做起来中规中矩。我们中国人就有这样的本事，即使是动枪动炮的事情，也能让它变得像仪式的演练。古代中国马步军操练花架子的传统，硬是活生生将人家皇家海军的规矩阉割了，让每次演练都近似于一场大型表演。有一次把光绪皇帝的本生父亲醇亲王看得心花怒放，大把大把地撒银子。虽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海军传统，但过去军队的积习，一样会渗透进来，拖人下水。其实说起来，李鸿章门下的陆军也有洋人制度的影子，淮军还不是从洋枪队的模式那儿转来的，连口令都照抄不误，每个土得掉渣的淮军士兵，都知道一喊“FORMARCH”就要向前走。只不过，淮军成军日久，绿营的老传统恢复得比较多，西方的制度早就形同虚设了。所以说，甲午战争，海军虽然败得惨，但比起陆军还是要好一点，黄海海战虽说损失惨重，但好歹也算撑下来了，而陆军在武器装备相当的情况下，几乎是一触即溃，号称远东最坚固的要塞旅顺，械精粮足，工事坚固，也只守了六天，将大批武器装备白白丢给了日军，这些大炮和枪械，接下来都用在了后来的战事上。
被拖下水的不仅仅是西方的制度，还有学了西学的人。北洋海军的首领虽然是个不懂海军的丁汝昌，但丁以下的骨干将领，却大半是当年船政学堂送出英国留学的精英。如果说丁汝昌有淮军旧习的话，那么这些留学生总该没有。可是，临阵脱逃的方伯谦自不必说了，但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萨镇冰诸公又何曾有过多少新气象，还不是眼看着舰队浮华玩忽下去。海战中丁汝昌不懂指挥，连个替代者都不指定，对于这种关系舰队生死存亡的大事，有谁提醒过他吗？刘步蟾、林泰曾都是有专折上奏权的人，不仅可以随时跟李鸿章通话，而且可以直接上奏皇帝，但是，他们对北洋海军的现状说过什么吗？没有。作战最勇敢的邓世昌，出征居然带着宠物犬，自己麾下的致远号巡洋舰，间隔舱水密门橡胶封条年久老化，舰身的防沉设施失效，以至于舰身中弹，海水很快就灌人各个船舱。这种问题的出现，想来已经非止一日，作为舰长（管带）岂能没有责任？没有上舰、负责管理天津水师学堂的严复，到任以后，年年沉湎于科考，屡败屡战，对于学堂业务又管了多少？难怪这个学堂除了后来做了陆军大元帅的黎元洪之外，就没出过什么人。
不错，这些留学生的大多数都是爱国将领，而且是不怕死，敢于殉节的烈士（北洋海军殉节自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几十年的留学精英，几乎损失殆尽）。但是，作为中国军事现代化一环的他们，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并不是一死了之。清人嘲笑明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这种古烈士之风再现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刻，让人感到的不仅仅是悲哀。姜鸣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不合俗流的冷静态度，对那些至今仍然沉迷于烈士神话的人们，无疑是一剂清醒剂。
中国近代海军的悲剧，还在于一代先驱的眼界局限。只要到过威海的刘公岛你就会知道，当年将海军基地建在这里，立足点就是一个“守”字。从大的方面讲，是与辽东半岛的旅顺成掎角之势，扼守渤海门户，拱卫京津。从小的方面讲，刘公岛港区像个口袋，口子小得连自己的军舰进去都费劲（镇远舰就是因此而触礁），舰队进了港，只要外面的炮台坚固，火力强大，就可以像缩进壳里的乌龟，安然无恙。不仅如此，在整个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还有个说不出口的特点，喜欢沿着海岸线航行，黄海海战就是发生在中朝边界的大东沟附近。我们已经站在了海上的庞大战舰上，心里却依旧离不开陆地的呵护。然而，在我们还断不了陆地的脐带的时候，世界却已经进入了争夺制海权的时代。到19世纪90年代，制海权的争夺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美国人马汉的海权理论风靡全球，日本很快就有了译本，但是中国却好像是被关在了铁屋子里，对外界的变化充耳不闻。我们的翻译大师严复，翻译了那么多高深的西学著作，但对于自己的本专业，却没有起码的敏感。现代海军是高度机动的兵种，放弃对制海权的争夺，立足于海岸的防御，甚至指望陆地炮火的保护，实际上等于将海军视为陆军的附庸，甚至只是相当于建了些岸边浮动的炮台。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相差无几的时候，依然坚持依托陆上基地的防御，等于是将主动权拱手让人，而中日甲午战争，恰恰就是这样。所谓的威海保卫战，实际上是北洋海军眼睁睁地看着日军从容地在自己的后翼登陆，然后揭开刘公岛基地的乌龟壳，一举瓮中捉鳖的过程。到了这个时候，我想，当时的那些北洋海军的将士们，跟现在的我会有同感的。作为海军，战死在海上，技不如人，死而无憾，但让人关起门来打，败也败得窝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