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陆续去过很多地方，每次回来，母亲都会满怀期待地问我：“你有没有看到和你相像的人？”我每次给她的答案，总是像一柄锐利的剪刀，狠狠切断那些在她眼中闪烁的光亮。
印象中，母亲是个极爱热闹的人。街上一旦有锣鼓钟鸣，叫卖吆喝，她势必会挤到人群中去，一看究竟。
因为她不会说普通话的缘故，去年带她外出旅行时，我特别担心她会走丢。一路上，只要人流过多，我就会紧紧拉住她的手，我生怕她会在汹涌的人潮中迷失方向。可尽管这样，我俩还是失散了。
站在喧闹的街道上，我的呼喊如同蚊蝇一般微弱。母亲没有手机，不会说普通话，又是生平第一次出远门，我生怕老实憨厚的她会跳进陌生人的骗局。两旁站满了围观杂耍的人群，我踮起脚，奋力在人群中搜寻。
我不敢挪动半步，生怕母亲沿途过来找不到我。我只能安静地站在原地，一面仔细环望，一面询问路过的行人，看他们是否见过一个衣着朴素，顶着蓝布头巾的中年女人。
夕阳西下，暮色渐渐笼罩了街道。人群像海潮一般慢慢退去，我终于在无碍的视野里看到了我的母亲。那一刻，我的暴怒忽然吓坏了她。在异乡的小镇上，我第一次声色俱厉地对她咆哮批责。
赶回旅店的路上，我气冲冲地把她甩到了身后。她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弥补的错误，她能读懂一个孩子在丢失了母亲后的心情。
她一直在身后喋喋不休地跟我解释，说小镇的杂耍实在太多了，围观的人流又过于稠密，因此，她想要挤到中间去，就必须得花很长时间。
我知道母亲是个爱热闹的人。年幼之时，她经常抱着我挤进一堆又一堆的人群，只为看看里面的真相。可我还是忍不住责怪她：“你不知道是在外地吗？杂耍你看得了多少？你干嘛非得一个一个挤到中间去看？”
我记得她那天说过的话。站在旅店门口，她低着头，轻声地说：“电视上经常报道，有很多被拐卖的孩子就是让那些幕后的集团买去，或沿街表演杂耍，或打断了手脚四处乞讨。我真怕，真怕其中会有一个是你弟弟……”
躺在异乡的床上，我的脑海里不断闪现出这些年的片段。母亲像患了心病一般，只要听到锣鼓吆喝，看到乞讨的孩子，就会不顾一切地奔上前去，一探究竟。原来，她不是爱凑热闹，而是一直在用有限的能力寻找那个与自己失散的孩子。
妈妈，原谅我从来都不懂你的心。
那些因为爱你才有的悲伤
我和她的关系一直不温不火。
她从未像其他母亲一样慈善且宽厚地待过我，而我，亦不曾在任何时候为她献过一束芬芳馥郁的康乃馨。
高三那年，我恋爱了。每周两小时的上网时间已经无法满足我对骆小雪的思念。我开始在明月朗朗的凌晨给骆小雪写信，靠着窗，望着星空，一笔一划地书写着十八岁的懵懂情怀。
因少时丧父的缘故，这些年，我和母亲一直相依为命。但我从不把心里的悲喜和秘密告诉她，她也从来没有问过我，在青春忧伤的年纪是否有过彷徨和莫名的沮丧。
和骆小雪认识之后的第一个冬天，终于收到了她的回信。掐指算来，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我已经给她邮去了四十多封苦涩的密语。
我永远记得骆小雪站在松花江上的场景。漫天的大雪像鹅毛一般在天际下滚滚飞扬，一个蓄着乌黑长发的女孩儿穿着红色的羽绒服，带着红色的帽子，系着红色的围巾，如同一团跳跃的火站在漫天的皑皑之中。
站在南方的窗台上，日光暖暖地照在我的肩头。我伏在栏杆上，微弱的呼吸就像骆小雪身后的松花江一般被冻结了。
为了能把这段青涩的恋情延续，高考结束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填下了三所东北城市大学的代码，将那些曾经对母亲说过的，绝对不会离她五百里的承诺抛诸脑后。
临行那天，母亲赶来送我，五十七个小时的辗转，几千里路的奔驰，使她左右放心不下。那是她第一次跟我说那么多话。她说，幼时就听父辈们讲过，黑龙江在祖国的最北端，不论冬夏都冷得难以忍受，叫我去那边之后，无论如何也得买几件厚实的棉衣。
站在南国的小站上，我忽然内心一片汪洋。我这一走，她又要再次陷入一个人的孤独。但我始终没有说出心中的关切，而她，亦没有坦白她的不安和不舍。
我俩就这么僵持在寒风呼啸的站台上，等待火车鸣笛。我努力擦着雾气腾腾的车窗，可还是看不清她故作从容的背影。
由于火车晚点，原本五十七个小时的行程渐然拉长了几个钟头。我躺在动荡的卧铺上，胃里翻江倒海。她明知我会晕车，却一个电话也不打来。
我以为，我会在阳光明媚的松花江上见到骆小雪，却不料，她竟做了一个与我相反的抉择。恋情和人生，我选择了前者，而她，却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后者。
一千多公里的距离，终于使这段几经波折的萌动情怀在流动的岁月里无疾而终。我给骆小雪写了很多信，却不知该邮到哪里。
失恋之后，我忽然讨厌这个夏热冬冷的无情城市。校园里到处都是十指紧扣的情侣和粗壮的法国梧桐，它们像无孔不入的细菌，啃噬着我的伤口。
冬天的时候，我跟团去了松花江。在南国长大的我，第一次见到结冰的河。我沿着河岸一路狂奔，而后气喘吁吁地脱掉笨重的外套，站在骆小雪曾经留影的地方照了一张快相。
我原本想把这张照片送给骆小雪，却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瞻前顾后，最终还是把这张洒着漫天雪花的照片邮给了远在南国小镇的母亲。
她一直没有给我电话。我以为，那封穿越千山的平信早已丢失，却在半月后收到了一包颜色各异的棉服。
大学第二年，我竞选学生会主席失败。正当我沮丧且无助时，她竟以下岗无业为由，扣发每月对我定时支付的生活费，逼迫我在校勤工俭学。
无奈之下，我只好辞去一切琐碎职务，一面帮私企写广告软文，一面在校外的超市当搬运工。不管如何心力交瘁，她都从不会问我生活是否困难。因为她的冷漠和决绝，母子关系日渐恶化。大学毕业那年，我依然选择留在外省打拼。
年前回家，叔父主动给我打了电话。他说，小海，看到你现在的成绩，我真高兴。你妈当初还一直害怕，自己的良苦用心会使你走上另外一条错误的路。
我站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再次回想这一路走来的模样，才恍然明白她内心的恐惧和渴盼。一千四百多个日子，她必须时刻忍住母性本有的挂念，狠心将我抛在未知的世界，而后不闻不问，夜夜忐忑。
因为爱我，她才有这些无处可躲的悲伤。
雪天的一盒饭
山里一起长大的朋友前些日子进了城，四处奔忙，寻络关系，最终得以去车站的站台上当保安。他高兴坏了，连夜打电话跟我说，在城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知道那是多么枯燥的工作。整日对着轰鸣的车头与无尽的铁轨，来来回回，定点巡视。铁路上一旦发生事故，哪怕微小至极，他仍脱不了干系。朋友在山里呆了半辈子，是个老实人，总觉得拿了人家的钱，就得好好干事。于是，他每天都规规矩矩地坐在那儿，定时出去查看究竟。
他说，城里的东西太贵，车站又不让保安到食堂打菜，他每吃一顿，心里都觉得愧疚。后来兴许是与他母亲提及，不到半月，他的母亲便披星戴月地从乡下赶了过来，在城里租了一间小房子。白天，她就在车站的门口卖点小杂货，晚上就在屋子里缝补衣物。
她的母亲为了能给他做好饭菜，每每都是在他下班前一个小时就收摊回去了。冬雪寒天，我时常看到他的母亲独自坐在车站不远处，捣鼓着那些小玩意。我不止一次向他抱怨，不能让自己的母亲在这样天寒地冻的时候出来，他也曾劝慰，可他的母亲却死活不愿，说自己总不能来城里白吃白喝，给儿子添麻烦。再说了，这城里的房租可贵了，要不卖点小东西，住哪儿？老太太是地地道道的山里人，虽心地善良，但性情刚烈，朋友执拗不过，只好作罢。
鹅毛雪花洒在小镇的车站上，皑皑地落了一地。他的母亲一日都不曾间断送饭这个事情。朋友不以为然，兴许，每个孩子都是这样，对于自己母亲的付出，已然习以为常。
朋友的母亲没有手表。以前，她可以问问周旁摊派的老太太们，可如今，冬寒料峭，谁还甘愿为那几个钱来此地方吃苦受冻？
冬天的天色晚得比较早。于是，朋友的母亲就经常回去得过早。买了菜，做了饭，颤巍巍地立在站台的检票口处，等着朋友下班。很多时候，这么一等就是就是一两个小时。呵气成冰的站台外，时常看不到一个人。朋友的母亲就这么安安分分地立在那儿，像个站岗守卫的哨兵。
当然，朋友不知这个事儿。因为每次他接过的饭菜，都冒着热腾腾的香气。他不清楚，从始至终，手里捧着的那个饭盒就没有离开过母亲的身体。
后来，春节前人流拥挤，段上派人下来检查，领导三番五次叮嘱，务必在站台上做好旅客的迎接工作，否则后果自负。朋友真怕丢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火车还买开来，他就安安分分地跑到站台上面等候了。
他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母亲，一动不动地蜷缩在靠近检票口的位置上。那天，他真被冻坏了。火车晚点一个多小时，他和那些新来的保安就这么傻傻地站在冰雪下面，一言不发地等候着。所有人受不了，回到保安室取暖。只有他，依然默默地站在那儿。
他像是在赌气。当下班的铃声响起，他的母亲忽然慌乱地扭动着身子，朝着站台上奔来。当他看到他的母亲一面走，一面从胳肢窝里掏出那个熟悉的饭盒时，再也止不住奔腾的泪水。他想要故作镇定地问：“妈，你冷吗？”可话还没说，就“哇”地哭了起来。
这一盒饭啊，让他吃出了多年的伤悲。
那已是她全部的爱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高烧呼唤时，她正坐在隔壁暗沉沉的内屋里，噼里啪啦地打着麻将。她不但不予理会，反而气势汹汹地骂我。后来，我在一片输赢交错的嚷嚷声中晕倒了过去，她才嘀咕着让人将我送到医院吊瓶。
临近完毕的时候，她故作焦急地姗姗来迟。我看着床头冰凉的药水，一点一点地进入我的身体，注视对面小孩的无微不至的母亲，忽然泪落如雨。不知为何，我心中涨满了无数委屈。我不明白，为何别人的母亲能够毫无保留地将全部的爱倾注给自己的孩子，而她却不做不到。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班上组织夏令营，我兴奋异常地跑到家中，向她央求活动费用。她冷如冰霜地坐在麻将桌前，自顾玩乐。片刻后，她输了钱，而我并不知道。我以为，那是一局已经正式完毕。于是，再次鼓足勇气，向她说明了来意。
结果，我不但没能讨到夏令营的费用，还莫名其妙地被狠狠痛打了一顿。最后，是周旁的阿姨们看不下去了，夺走她手中的皮条，这场战役才不得不宣告结束。
班上所有同学都去了，惟独我没有。出发的那天，贴满卡通图案的大巴士轰隆隆地经过我家门前，我蹑手蹑脚地躲在门缝后面，偷窥那些熟悉的笑脸。我的双眼，又一次宣泄出委屈的泪潮。童年时候唯一一次可以外出欢乐的机会，就这么在一场充满痛哭的麻将桌旁无辜夭折了。
中学的第一天，我心里充满了快慰。因为学校离家太远的缘故，我不得不选择寄宿。终于，我和她被远远地隔开了。第一个周末的月夜，寝室里的所有同学都哭了，除我之外。我伏在冰凉的床沿上，望着天上的朗朗星空，独自窃喜。这是我第一次拥有自由的夜晚。
去省城念高中后，我明明两周可以回来一次，却偏要呆足整整一月，直至最后身无分文，弹尽粮绝。她从不会来学校看我，更不会主动询问关于我的生活准概况。我与她，越发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