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德的形成，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一是个性心理品质。在政治观念、道德观念还没有形成的时期，它是影响人的品德和智力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同学习、工作相结合，就形成了一定的个性气质，成为影响人发展的重要素质。二是伦理道德。是指以一定的道德规范处理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人们进入成熟期逐步形成的。三是政治品质。是指建立在一定世界观基础上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这是人们完全成熟时才形成的，也是比较稳定的。
德的作用是高层次制约着低层次。政治品德是最高层次，它居于首位，对德的其他方面起着主导的作用。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朝代，不管什么党派或政治团体，都是把政治立场、观点和态度作为德的主要内容。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只强调政治品质，所谓“大节好，小节自然好”，“大节好，小节无所谓”。另一种倾向是只讲心理素质和一般的社会道德品质，轻视政治表现。一般而言，政治品质、伦理道德、心理素质，这三个方面具有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内在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德的整体。我们既要重视政治在德中的首要地位，又要按照三个层次全面地评价人的才德水平。
当然，用人若用器，可因其具体情况而使用，任其所能所适合做的工作。但是，只有德才兼备，才能建立良好人缘，发挥众人的积极性，做出正确的决策，胜利完成其所担负的任务。
唐太宗虽认为每代都有贤才，但他认为要得到贤才，用人必须慎择，这样才能得贤才，不然就会用恶人。任用没有德行的人，将有害于国于民。这将使国家不能安稳，带来祸乱。
元朝开国皇帝元世祖用人重才学也重德行，忽必烈向叶李请教治国之道，他陈述古帝王的得失成败，忽必烈赞许，命他五日一人议事，后任资善大夫、尚书左丞。叶李在宋时不过是一布衣，忽必烈却如此破格重用，是因赏识其人忠直敢弹劾误国欺上的贾似道。而对留梦炎这个宋朝丞相和有名的状元，虽赏识其文才，却认为其人有私心而缺德行，便降级使用。
由此可见，忽必烈用人重才学，也重德行。
二、看人必着眼其心是否至公
要知人，心要至公。至公，则内不受感情的影响，外不受他人所干扰，如此则心平而正，量人则准。
人要不受感情的影响，并非易事。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有丰富的感情是其特征之一。感情之于人，对私事是好事，因在家庭里、朋友间需要感情，有感情就有人情味；但感情如影响到公事，就会起反作用，如因感情用事而用人唯亲，古代不少英雄的事业遭到失败，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有鉴于此，英明之主以天下为己任，以事业为第一，只要有利于天下和事业，虽仇也用；反之，虽亲不用，故能知人得人而得天下。
心公则平。其心如秤，不偏轻重，则能公平衡德量才，实事求是地评估人，为正确识人提供正确的依据。如此就能用得其人，有利于事业。心私则偏。偏心就会颠倒贤佞，以贤为佞，以佞为贤，不可能正确评估人，将为用人提供错误的根据，结党营私者往往如此，故用不得其人，因其有害于事业。
历史无数事实说明，凡能知人用人者，都因其心至公。
唐朝的唐太宗以至公选才，他打天下时如此，治天下时也如此。
唐太宗跟古代一般皇帝不同的是，因他有“至公”思想，即“以天下为家”，这个家不是说天下是他一家的，而是说这个“家”包括天下的百姓，他和百官的衣食出于百姓，靠百姓供养，刚即位还未施恩于百姓，所以他必须以至公之心去选贤才，治理好国家，使百姓安居乐业。这就是唐太宗的至公思想，也是他选拔人才的原则。
过去和以后的事实说明，李世民在打天下时功勋卓著，治天下时取得“贞观之治”，跟他选拔人才不以新旧划线，而是与他的“唯有才能是任”的用人思想大有关系。如因有来自敌营的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屈突通等骁将的拼死相助，他才能横行天下，战胜群雄。他重用原东宫谋臣魏征，采纳其诤谏，对“贞观之治”起了重要作用。而这些归降的文臣武将竭智尽力相助，以至成为唐太宗股肱之臣，是因他能以“至公”用人之故。
明朝的王翱主管吏部不循私。
王翱掌握全国人事大权，他日夜操心的是如何选择人才得宜，深恐用错人。他选拔了官员也保密，这说明他选拔官员是出于公心，不希望得到被选择者的感恩戴德。本来调回女婿，是举手之劳的事，虽有夫人求情，他也坚持拒绝。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很值得人事工作者学习，只有如此，才能杜绝在人事工作中以权谋私的弊端。
要客观地认识一个人，首选必须摒弃个人的亲仇情绪，否则知人识人将有失偏颇。
爱亲人，恨仇人，这是一般人的常情。凡爱其人，必将多其长处，以至夸大之，而往往忽视其短处；凡恨其人，必将多见其短处，以至夸大之，而往往忽视其长处。如将这种爱恨用于知人、用人，这就有可能影响到知人、用人。历史上不少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正因此而“用人惟亲”，不知人，用不得其人，致遭失败。
古代英明之主，因其举大事不计恩仇，不论亲疏，凡贤才皆用之，故能知人，用得其人成就大业；有的贤臣因其心公而量雅，故能知人，他“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其所举皆贤才，大有利于国于民。可见，能知人、用人，有公心是关键。
“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这千古传颂的荐贤佳语，是春秋时晋国大夫祁奚如此荐贤留下来的。其事迹见《左传·襄公二年》：
晋国中军尉祁奚因年老告退，晋悼公问他由谁来接替他的职务，祁奚推荐解狐，而解狐是他的仇人。
推举仇人解狐，显然不是为讨好解狐，而是祁奚出于公心，认为解狐的才能可以胜任此职。后来由于解狐不能职，他又推举自己的儿子，他认为除解狐外，自己的儿子就是合适人选。
但推举自己儿子是否偏爱亲人?推举属官的儿子是否偏爱下级?时人没有这样的看法，而是赞扬祁奚荐人才“无偏无党”，这与他不避亲仇，客观知人识人的处事原则相关。
三、看人必须明白尺有所长，寸有所短的道理
清代人申居郧说：“人才各有所宜，用得其宜，则才著；用非其宜，则才晦。”这里讲的“所宜”，就是指的要根据人的长短相抑的规律，正确地反映其本人的长短处。看到人的长处，就能有效地看到短处，其才能会显得更加突出；若用了人的短处，就会使长处掩盖，结果其才能就要暗淡消失。因此，春秋时期的管仲指出：“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也就是说明智清醒的识人者懂得识人之长，不计较人之短，这样办事才会成功。
事实上，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长与短都不是绝对的，任何时候都没有静止不变的长，也没有静止不变的短。在不同的情景和不同的条件下，长与短都会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长的可以变短，短的可以变长。这种长短互换的规律，是长短辩证关系中最容易被人忽视的一部分。
人的长处与短处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互换，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就是说人的勇敢与怯懦两种长短性格、强大与弱小两种长短力量，都是会因形势的不同而变化的。
长短互换的规律使我们认识到，任何时候对任何一个人都不要僵化地看待，不要静止地看待一个人的长处和短处，要积极地创造使短处变长处的条件，同时也要防止长处变短处的情况发生。
谁违背了长短互换的识人规律，谁将会在知人识人中以失败告终，自然也就无法成就事业。
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就曾经在这一点上因“虑事不周”而造成“用人不当”。公元228年，诸葛亮为北伐曹魏，亲率军队向祁山方向出击，魏国派大将张邰领兵迎战，与诸葛亮派去守街亭的前锋马谡相遇。马谡自以为熟读兵书，不按诸葛亮的部署，也不理睬副将王平的劝阻，弃城不守，舍水上山。结果被张邰包围，切断水源，不战自乱。张邰乘机进攻，大败蜀军，
马谡逃走，失去街亭。这一败仗使诸葛亮失掉了北伐进攻据点和有利形势，只得收兵回到汉中，后来虽然按军令状处斩了马谡，但教训十分惨痛。
诸葛亮错用马谡，问题就出在对马谡这个人的长处短处会发生互换没有料到，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的失算。马谡自幼喜读兵书，有主见，谈起军事理论滔滔不绝，这是他的长处。这种长处用在当参谋能发挥优势，所以在街亭之役以前，诸葛亮曾成功地采纳他所献的反问计，使曹魏一度弃司马懿不用。但是环境变了，条件变了，他的长处却变成了招致失败的短处。马谡从参谋位置变到主将之后，因读兵书多而看不起有实战经验的王平，因迷信军事理论就擅自更改诸葛亮的战役部署，因自恃主见就骄傲自满，听不进旁人的不同意见，结果一意孤行，落了个兵败身亡的下场。
违背了长短互换的用人规律，用人难免失败；倘若注意了它，并遵循这条规律，就能取得用人的成功。
最后，必须有识别高素质人士的能力，并在高能人士面前的破格准备
大凡人的素质，以中正平和最为可贵。
中正平和就是平淡无味，这样才能使五才协调，循着事物的客观规律来变化。中正平和的人，质素平淡中和，内智外明，盘劲骨强，声清色悦，仪正容直。因此考察人物的心性品质，必须先考察他平淡冲和的修养素质，再考察他的聪明才智。聪明是阴阳两气协调结合的精华之气，阴阳清纯中和，其人就内心睿智，外表明达。圣人内怀淳朴，外现聪明，兼有中和与聪明两种美德。既能细致入微，又能达观显扬，如果不是圣人，就难以两全其美。
喜怒哀乐存在心里不表现出来，叫做“中”；表现出来分寸适度，叫做“和”。“中和”的表现就是平淡无味。中和是万物的至理，天下的大道，在物为水，在味为平淡，在思为空空，在德为博大纯厚。白水平淡无味，因此能调合包含百味。头脑清醒若空空无物，因此能容纳新的观点，听取正确的意见。具有“中和”品质的人，心性中和平淡，为人处事稳重沉浑，不声不响，又让人信赖，有王者风范而无霸气。具备这样品质的就是优秀的领导之才。
这种人具有纯厚正大的中和之性，胸怀宽广博大，心性和平冲淡，能够协调、团结各种人才为己所用。那种个性很强的人，尽管才能也许不小，但因有形有味，有棱有角，肚量胸襟不如“中和”之人，就少了容忍，易与其他有才有性的人冲突，这不利于团结各类人员共同去完成大业。
生活中，聪明有才的人很多，中和平淡的人却很少。“中和”之人并非没有个性，而是因为能充分把握一个度--什么时候顺情理，什么时候顺事理，该理智时理智，该动情时动情，而且发自真情，不像伪饰，因而显得随和淡远，能为众人所接受，也因此能得到众人之助，众人也乐意为他效命。
精明强干的人，长于随机应变，短在缺乏深思熟虑。深思熟虑的人，深谙静默安处的道理，短在行动迟缓，缺乏机变。就像太阳能生辉，光焰外射，却不能内照；水能内映成像，却不能外照。这两种情况正是阴阳两性的区别。
因此，聪明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种：聪明外向和沉思内秀。汉代李广和程不识就是这两种类型的人。
聪明外向的人说了就做，办事干脆利落，迅速果断，手段娴熟老辣，绝不拖泥带水。缺点是较少进行深入细致周密的思考，凭直觉、经验和性情办事的成分稍重，因其人有力量，也聪明，算得上是有勇有谋，但总的来说勇多于谋，深思熟虑较少。这样办事，难免有顾及不到处，也有可能忽略了某些轻微细节而埋下隐患。
沉思内秀的人长于思考，出谋划策兼顾方方面面，给人行事细密周全的感觉，做事不像聪明、外向的人那样轰轰烈烈，但能按部就班地把事情推到胜利的台面上。缺点是机敏果断不足，缺乏雷厉风行的作风，身手不够敏捷，可能因过于求稳会丧失机会。事无巨细，他都会留心，但又知道轻重缓急，虽比较小心，大事情上不糊涂，能把握方向。
两种人都有开疆拓土、勇力进取的能力，前者以勇敢闻名，后者以稳重著称，做事风格虽不尽相同，但都是独挡一面、办事稳妥的将才。因气度终不如“中和”之人博大，因此是辅佐之才，而难成帝王圣人之功德。
知人者不能因为不喜欢他们的直爽或谨慎，而随便否定他们的才能。这种现象在实际生活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在知人识人时绝不能掉以轻心混淆有缺点。
个人的优缺点属于个人所有，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但能否让个人的优缺点完全显露出来，却是知人识人者自身的问题了。
知人者要达到知人的目的，就必须破除旧框框，尽量多地创造机会给人才以表现自己的机会，让别人在实践、锻炼中充分地显露自己。
旧框框是不分时宜，不符合科学的条条框框，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家庭出身、个人职业、资历、财产等都曾成为知人识人的限制条件，而且社会越腐朽表现就越突出。有胆识的领导者应当破除这些用人陋习，勇于破格知人识人。
二战全面爆发之际，美国罗斯福总统破格提升陆军准将乔治·马歇尔为美军总参谋长。当时这已是一种震动朝野的决策，马歇尔上任后，又破格提升4088名年轻军官，其中包括后来驰名中外的艾森豪威尔、肯及、斯巴兹、巴顿等人。这些人在二次大战中屡建战功，用事实证明了他们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军事人才。艾森豪威尔更为突出，4年之中，他由少校参谋晋升为五星上将，统帅3印多万美军，获最高军衔。如果罗斯福、马歇尔继续靠论资排辈那一套来对付战争的考验，战争后果是难以设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