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家，即对家庭进行治理和管理。中国古来圣哲、贤人，均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治家，必须先修身，其身不修，何以“齐家”？做到修身正心，才能将家庭治理好。
治家须修身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道德经》
善于建树的不可能拔除，善于抱持的不可以脱掉，如果子孙能够遵循、守持这个道理，那么祖祖孙孙就不会断绝。把这个道理付诸于自身，他的德性就会是真实纯正的；把这个道理付诸于自家，他的德性就会是丰盈有余的；把这个道理付诸于自乡，他的德性就会受到尊崇；把这个道理付诸于自邦，他的德性就会丰盛硕大；把这个道理付诸于天下，他的德性就会无限普及。
这句话讲了“德”的益处。老子认为，修身是立身处世的根基，只有巩固修身之要基，才可以立身、为家、为乡、为天下，这就是“道”。
修身，是指修养身心，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水平，通过自我反省体察，使身心臻于完美的境界。
治家必须先修身，要想将家庭治理好，首先必须加强自身的修养。这一点，既是中华传统的治家之道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数千年来历代名人治家的基本经验和体会。
修身才能正心，耳聪目明，清除障碍，辨别是非美丑善恶，做到治家有方。不修身，就不能做到这些，也就不能将家庭治理好。
曾国藩是我国近代治家有方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治家之道，主要体现在他的《曾文正公家训》一书中。《曾文正公家训》又称《曾国藩家书》，该书主要由曾国藩写给其儿子曾纪泽、曾纪鸿的家信汇编而成。从他给其儿子的家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后代多方面的严格要求，看出他的治家之道。如，咸丰六年丙辰九月廿九日夜，他在江西抚州门外时写给其子纪鸿的信中说：
家中人来营者，多称尔举止大方，余为少慰。凡人多望子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于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索。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
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改。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人德之基也。
此信虽短，但句句表现着他对儿子在修身方面的严格要求，并显示出他对于修身与治家的密切关系的深刻体会。
在我国古代，重修身，就是重做人，在此基础上，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治家之道，说到底，是做人之道。曾国藩在教其子女修身治家时，很重视引导子女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点是可贵的，也是值得后人效法的。
修身，其内涵是通过陶冶身心、涵养德性以提高素质、完善自我，实现理想人格，进而影响他人，奉献社会。
修身最重要的功能是抑制人性中的恶，光大人性中的善。古人对人性的认识，说法不一，孔子曰“性相近”，孟子倡“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秦汉以后董仲舒、杨雄等则认为性兼善恶。不管怎么样，人性只是内在的、潜藏的某种可能性，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须下一番结结实实的修身功夫。孟子认为人生而具有仁、义、礼、智四种道德情感，但这四种道德意识只是“善端”，即善的萌芽，能不能显露出来且成长壮大，有待于后天的努力，需要自我修养、爱护、培养。就像树苗，需要阳光照耀、雨露滋润，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修身要达成的目标，一要光明磊落，坦荡正直。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心地平坦宽广，小人却老是烦恼。二要淡泊名利，清心寡欲。孔子将对义与利的态度视为区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三要积极进取，宽厚包容。君子应如自然一样，永远不停止前进的脚步。正因为君子重修身，注意培育理想的精神境界，因此便拥有了高贵的品格，让人尊重，让人敬服，且不怒而威，就像荀子所说：“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燕而血气不惰，劳倦而容貌不枯。”
美善不是从外在得来的，而是自我内在的努力，好的名气也不是虚张声势得来的，而需要实实在在的付出。修身要脚踏实地，从小处做起，还要持之以恒，永不放弃。经过持之以恒的陶冶修炼，人人皆可成为道德高尚之人，成为知耻向荣之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自觉向善，远离邪恶，就会形成良好的道德习俗与社会氛围。
道法自然
修身是治家的基础和必备条件，治家必须先修身，修身，才能把家庭治理好。
勤俭可持家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道德经》
声名和生命相比，哪一样更为亲切？生命和货利比起来，哪一样更为贵重？获取和丢失相比，哪一个更有害？过分地爱名利就必定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过于积敛财富，必定会遭致更为惨重的损失。所以说，懂得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懂得适可而止，就不会遇见危险；这样才可以保持住长久的平安。
古人以俭约为美德。老子认为，对于自然之外的人为欲望，即人们常说的身外之物，如声色犬马、财物名利之欲，必须减少到最低程度，根绝了私欲就可以得到安静。对于家庭来说，也需要节俭，勤俭方可持家。
古人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小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整个人类，要想生存，要想发展，都离不开勤俭节约这四个字。修身、齐家、治国也都离不开勤俭节约，诸葛亮把“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作为“修身”之道；朱子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当作“齐家”的训言。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二十一岁中进士，前后共做了四十年的官。做官期间，他总是注意节俭，常常精打细算过日子。
公元1080年，苏轼被降职贬官来到黄州，由于薪俸减少了许多，他穷得过不了日子，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弄到一块地，便自己耕种起来。为了不乱花一文钱，他还实行计划开支：先把所有的钱计算出来，然后平均分成十二份，每月用一份；每份又平均分成三十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钱全部分好后，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清晨取下一包，作为全天的生活开支。拿到一小份钱后，他还要仔细权衡，能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只准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苏轼存在一个竹筒里，以备意外之需。
在困境、逆境中，苏轼以勤俭节约来维持生活、渡过难关，不失为良策。
毛泽东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早在青年时代，他就说过“嚼得菜根，百事可做”。穿越艰苦的战争岁月，走进和平建设时期，他一如既往地保持简朴的生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提出“勤俭建国”的方针，指出：“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作为领袖人物，毛泽东生活上的简朴令人惊讶。在他逝世后，人们看到他的生活遗物有：廉价的牙粉，用秃了的牙刷，为了续装火柴棍的空火柴盒，破旧不堪、多次缝补过的衣物和鞋袜，甚至毛巾都打上了补丁。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件缝了七十四个补丁、已看不见“本色”的睡衣，及一双穿了二十多年的拖鞋。据说，这双穿坏的拖鞋连鞋匠也不好补。
六十年代有一首歌唱得好：“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不管是一寸钢、一粒米、一尺布、一分钱，咱们都要用得巧。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千日打柴不能一日烧。”在那个年代，国人都把勤俭节约作为做人和干事业的行为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