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别人的褒奖，他总是表现得很淡然。所以，如果你真的崇拜他，就不要说出来，采取行动做点事吧。康韦尔说，教堂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了信众的支持，大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医院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医务工作者无私的奉献。看着计划一个接一个成功，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实现的了。对于取得的成就，康韦尔自己也感到些许惊讶，他总是觉得自己有太多不足，“是上帝和人们太眷顾我了”。有时，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会使他有强烈的挫败感，因为他的梦想总是比现实走得更远。所谓“志在千里”正是这个含义。
康韦尔平易近人。在浸信会教堂举行的一次演讲会上，听众中有一名天普大学毕业的学生，康韦尔也认识他。这个学生很有想法，想当着众人说几句话，康韦尔就给了他这次机会，让他自己作介绍。
还有一次，康韦尔叫住报童说买一份报纸，小男孩的脸立即泛起了光，跟在后面的搬运工别提多高兴了，连火车上的乘务员和司闸员也凑上来帮忙。康韦尔就是一个走到哪里都受欢迎的人。他爱人们，人们也爱他。
康韦尔与好友之间的感情也很深，比如和贝亚德·泰勒。两人是多年的知己，同样喜欢旅行，当多数美国人的足迹还未踏及尼罗河、东方和欧洲的时候，他们就已到访过这些地方了。
泰勒去世之后，人们计划为他举行一场追悼会，康韦尔担任司仪。康韦尔想在追悼会上多追忆一下泰勒的生平，于是他找到朗费罗，请他为泰勒写一首诗。朗费罗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况且他身染重病，也无法亲自参加仪式，但经不住康韦尔一再恳求，朗费罗答应了，写下了这样哀婉的诗句：
逝者长眠于自己所著的书籍中，面容安详。
多位文人出席了追悼会，包括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康韦尔让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读了朗费罗的诗，所有人都静静地听着。
康韦尔的受众多达几百万，但他的知名度并不高，甚至不如成就不如他的人。这话听起来有些不合逻辑，但这是事实。对于他这个人以及他所做的事，文化界与教育界的人根本不加以关注。这些人骨子里的看法是，他们才是参与国际事务、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你或许觉得有些费解，可仔细想想，古往今来从不自我吹嘘，从不为自己宣传的人，可能只有康韦尔一个人了。而且，你读康韦尔的文字与听康韦尔的演讲永远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比起文字，语言更能体现他的真性情。凡是听过康韦尔演讲或是与他有私交的人都会被他强烈的个人魅力所吸引。可是那些控制书籍、报纸出版权的人，那些本应对康韦尔最感兴趣的人，却从不听他的演讲，甚至在对他本人毫不了解的情况下就武断地认为康韦尔的演讲都是为了取悦老百姓，他们显然忘了老百姓才是最需要取悦的人。伟大正是因为朴素与直接。
康韦尔的功绩，高高在上的人了解，处于底层的广大群众也了解，只有应当具有良好文化素质的人不了解。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与存在于每个城市中的对于外来者的印象有一定的关系——将家庭与居住地作为衡量一个人美德的标准。你，作为一个外来者，永远无法真正地融入城市。你是城市的异类，如果你在费城的话，就是费城的异类。在一些人的眼里，康韦尔就是其中之一。无论他之前做了什么，他都难逃同样的命运，过了市场大街往北走——所有费城人都知道的事实——到了里顿豪斯广场，他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和那里的人成为朋友。20世纪的今天还有这种事是不是很荒唐？但这是现实，根深蒂固的现实。几万费城人都深深爱戴康韦尔，其中不乏万众敬仰的人士，但总有那么一群伪知识分子无视康韦尔的存在。还有一点不得不提，除了一手创办的浸信会教堂，康韦尔宁愿去那些偏僻的小教堂，与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交流，鼓励他们，让他们对未来怀抱希望，也不愿去生活无忧的富贵阶级中间布道。
康韦尔身边的一个人告诉我，康韦尔此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能获益。这句话他从未在公开场合说过，他也认识到，这个愿望可能无法百分之百实现，但他一直把这个想法放在心里。仅仅自己心中怀有希望是无法激励更多人的，康韦尔将注意力转移到贫困的劳动阶层和失意者身上，以期获得所谓知识分子的认可。这些知识分子与以前的法利赛人非常像，拒绝给一个未对富裕阶层作出贡献的人以肯定。
康韦尔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主张执政为民。他一生没有担任任何公职，如果说有那么一次，也只是担任大学委员会委员。此外，康韦尔从未参加任何所谓群众“运动”，他一心只想安静地做事，为人类进步作出贡献，这也是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声名远播的原因之一。
他说他自己很努力，一生都很努力，“总是发生各种事情改变我的命运，因为我一直在做事”。他突然有感而发地说，似乎事情就是如此，起码在他看来是这样的。
康韦尔说自己的人生是很无趣的，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经历，跟大多数人的人生并无差别。当听说有人想要为他写传记的时候，他很惊讶，他并未意识到自己一生做了多少让人赞叹的事情。那些卓然的成就，那些让人称奇的达成目标的方法，都是催人奋进的积极力量。
举个例子来说，他有超强的活动组织能力。活动组织能力与领导力对他的重要程度相当于呼吸之于生命。年轻的时候，他就组织过辩论社；南北战争爆发前，在他的号召下，一个战斗连迅速集结；奉命戍守南方的时候，他面向黑人的孩子开办了第一所免费学校；一次闲聊间提到明尼阿波利斯，他突然想起自己在当地做律师的时候曾经创办了该市第一所基督教青年会的分支机构；他甚至还办过报社。随着时间的推移，过人的组织能力再次发挥作用，帮他达成了更为远大的目标，比如在他的影响下，浸信会教堂发展了无数下属机构，还有天普大学的创立等，仅创办大学一件，就足够传奇了。
可康韦尔却说：“我的生活毫无趣味！”一次我们两个人正好谈到这个话题，我就顺势问：“林肯以后上台的总统，你认识几位？”他淡淡地说：“我几乎在他们每个人的家里给他们写过自传。”有的自传是康韦尔独立完成的，有的是与传记作家阿尔伯特合作完成的。
康韦尔身上最让人着迷的一点就是涉猎广泛。当你认定他是一个只给当下的人讲当下事、只活在当下的人的时候，他却跑到英格兰，给剑桥人讲起意大利史，还吸引《伦敦时报》前来报道；或者进入华盛顿最高法院，给美国人讲述“以色列古代先知的课程”。康韦尔的一生简直就是由一连串的惊喜组成的。
康韦尔有个怪癖——喜欢火。与其说他是正统的基督徒，不如说他真正崇拜的是火，尤其是大火。他说自己小时候遭受的最严厉的责罚就是因为玩火，进入中年的康韦尔对火依然痴迷。那时老家的一大片房子都已在他的名下，在确定了哪些老房子不要了之后，他找来树枝，连同废物一起堆在房子周围，放了一把大火，烧了房子。他说看着大火熊熊燃烧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现在读者们明白了吧，他之所以这么强大，就是因为他心里始终有熊熊燃烧的一把火！
当然，这份热情不仅表现在这一点上。多年来，康韦尔饱受风湿病和神经炎的折磨，但他从不让病痛影响自己的工作。发病的时候，他尽可能地掩饰自己的痛苦，缩着疼痛的部位，小心地上下楼，为的就是不给人添麻烦。如果有人要扶他，他就会稍稍有点不耐烦地说：“我没事。”他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坚强是康韦尔的信仰，只要他活着，他就不会丢掉自己的信仰。“我没事”这句话也是他对自己说的，告诉自己再痛也要忍下去。病痛期间，康韦尔仍会一如既往地处理工作，有时写写信，跟人对话的时候也像往常一样沉着冷静。谁也不知道，在他坚强的外表下隐藏着的巨大痛苦。站在讲台上，康韦尔更不允许自己有任何闪失。曾经有一次，他是拄着拐杖上台的，上台后他将拐杖放到一边，全程站立完成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