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货币信用：长期社会繁荣的基础前面已经讨论过，金本位制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已经处于而且必将继续处于一个信用货币的时代。在信用货币时代，从本质上来看，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只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信用基础。
奥地利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曾经把信用货币称为一种系统性地侵犯私有产权的欺骗性货币。这一观点似乎有些偏激，但也道出了这种信用货币在本质上的弱点，即其信用基础非常脆弱。一个有着坚实信用基础的货币对于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健康发展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所起到的最关键作用之一就是允许人们拥有大量的收入。货币有最高的可交换性和最好的可贮存性。无论是在金属货币时代还是现今的纸币时代，人们都可以用很低廉的成本保持自己的收入。试想某人假如月收入10万元，因为没有货币，这个收入以猪肉支付，按10块钱一斤计算，那么这个人将得到一万斤猪肉。很显然，这一万斤猪肉是很难储存的，存储成本非常高昂。稍微措施不当，这些猪肉就会腐烂发臭，财富化为乌有。但是如果这个人是持有价值10万元的金币或者纸币，他就不必发愁，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存放任意长的时间，而且存储成本约等于0。货币使得人们可以以很低的成本持有大量的财富，也就降低了人们的时间偏好，使得更多的收入可以储蓄下来用于投资，这也是资本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的经济思维因此也变得更面向未来，而非只考虑当下。这种思维方式正是文明得以形成的基础。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货币存在贬值的预期，那么货币本身的时间偏好也会随之提高。人们会更倾向于考虑今天的消费，而非长期的投资。所以米塞斯认为具有欺骗性的信用货币的采用，最终会导致文明的堕落和退化。
在所谓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货币——纸币的贬值仍然是会发生的。如果通货膨胀持续恶化，就会导致人们对货币的时间偏好急剧提高，对于未来的投资所要求获得的利息补偿急剧提升，市场的力量会自动抬高利率。利率的高企则会直接抑制投资，特别是长期投资。当然，在非完全市场经济国家里，利率没有实现市场化，金融当局可以人为地将利率管制在低位；即便是在西方所谓的完全市场经济国家里，中央银行也有能力创造货币，为市场注入流动性以降低利率。然而这些行为只可以在短期内抑制通货膨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并不能消除通胀带来的后果。人们会很快意识到利率远不足以抵消通货膨胀这一现实，宽松信贷带来的资金流量增加都会引向消费和短期的投机，而非为未来创造财富，而且人们会更倾向于将未来的现金流放到今天来使用，对长期投资造成根本性的抑制；此外，由于有通货膨胀率与利率之间的差额所带来的“补贴效应”，很多不合理的投资也得以实施，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和资源的浪费。所有这些都会在经济体系中积累，从而成为引发剧烈货币贬值的爆炸性能量。恶性循环因此得以形成：人们对货币的时间偏好会随着通货膨胀预期的增强而提高，而对货币的时间偏好提高，又会直接推动利率的提升或者通货膨胀的恶化。试图贬值货币获得好处又不想承受由此带来的负面作用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行为最终会演变成饮鸩止渴。所以即便只从经济学角度考虑，维持信用货币的坚实信用基础也十分必要。
正是由于货币在经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中扮演的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保持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也就至关重要。这不仅对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还关系到人们对整个社会文明及未来的信心。
二、信用货币回归信用前面已经提到，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得金本位制不再适用，那么在信用货币制度之下，如何奠定货币的坚实信用基础呢？
首先，利率作为一种天然的纠正方式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市场化的利率和货币的自由兑换两者结合起来，可以使得滥发货币以获取收益的行为最终归于徒劳，能从最大程度上抑制掌握发钞权的政府的发钞动机。其次，充分尊重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对市场的人为干预几乎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对资源配置的扭曲。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表明，不存在比市场更聪明的人，不存在比市场更能有效配置资源的人。
最后，要尽量避免非市场化的福利支付。当然，非市场化的福利支付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多数人是通过养老金的形式，用年轻时候的储蓄来为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提供资金，但事实上是，也有不少人需要得到福利支付的帮助才能生存下去，或者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残疾人和某些老人。古代日本的很多村落有这样的传统：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后，会在一定年龄自己跑到树林中死去，以免占用年轻人的生存资源。但今天的文明社会要求扶助弱者，即便这些弱者无能力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作出足以维持其生存或使其生活维持一定水平的贡献，社会也应该向他们提供帮助。然而，这种帮助应该严格控制在一定限度内。此外，社会中还有各种组织和机构，虽然不可或缺，但很多社会对这些组织和机构有着近乎畸形的福利支付。由于对社会中创造财富的经济活动必然要给予相应比例的货币报酬，否则这些活动会自然萎缩，因此对于非市场化的福利支付，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地通过货币来进行的财富转移。此类福利支付虽然不可避免，但是应该控制在最低的必要的限度之内。
信用货币的普遍采用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而金本位制的彻底崩溃才不过40年，我们放眼更长远的历史可以发现，很多扭曲的机制都可以在社会中存在很长的时间，直到其恶果的总爆发。社会学、经济学上的是非有时很难厘清，某些思想、某些学说真正实践的结果，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同时也需要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来证明。凯恩斯主义从诞生到破产花了40年的时间，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从实行到破产则花了60年，等人们意识到错误的时候，为此付出的代价已经非常沉重。
毋庸置疑，对信用货币的信用基础的放任，在短期内可能会获得一定的益处，而恶果的最终爆发则需要漫长的时间。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应当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来面对这一问题，而非贪图短期的利益。
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与其不切实际地幻想金本位制的回归，不如努力促使信用货币回归坚实的信用基础。有句话说“信心胜过黄金”，事实上信心来源于信用，而信用胜过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