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周期经济周期理论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对于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师约瑟夫。熊彼特来说，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就是变化。他既研究了短期经济波动，也研究了长期经济趋势，通过这些研究确定了经济周期的阶段与成因，更重要的是对经济发展现象作出了本质性的判断。
熊彼特1883年生于奥匈帝国的摩拉维亚（现为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正是奥匈帝国极度宽松自由的环境孕育了极度推崇经济自由的奥地利学派），在人文学科方面接受了优秀的教育，但在数学与科学方面的背景却显得不足，后来熊彼特也坦承自己在数学能力方面的欠缺。当然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名伟大的经济学家，这种数学能力上的欠缺，可能反倒使他专注于发挥在宏观洞察力方面的天才。
熊彼特是最先研究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界定了三个同时发生的不同周期。首先是3～4年的短期波动，因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Joseph Kitchin）最先发现该周期，熊彼特称之为“基钦周期”。该周期是商业存货的变化造成的。厂商为使存货的增长超前于销售的增长，将扩张存货1～2年。当销售的增长缓慢时，存货将在仓库中囤积。因而，厂商将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削减产量以减少存货积压。当存货最终恢复到更适当的水平时，销售额回升，厂商将再次寻求扩张存货。第二个周期则关系到厂商投资于新厂房和设备的变化。该周期持续8～11年，克莱门特。朱格拉（Clement Jugtar）首先发现了该周期，熊彼特称之为“朱格拉周期”。人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周期指的就是这种经济波动。熊彼特认为，由于厂商希望扩张自己的固定资产并使其现代化，扩张将持续4～5年。
但是当厂商已经扩张资产和实现设备现代化后，将在一定时期内不再需要新的投资。因此接下来的4～5年中，在厂房与设备方面的支出将减少。
经过这段时期，固定资产将损耗和过时，因此又转移到另一个4～5年的投资繁荣阶段。最后是持续45～60年的长期周期，亦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首先注意到该周期，但不能解释其成因。熊彼特将发明与创新看成是长期周期背后的驱动力。在经济增长缓慢时，厂商不可能引进新的技术创新，因此新的发明与创新将被积压几十年；当经济的迅猛增长开始启动时，贮存了几十年的创新将被运用于生产过程，经济迅速增长。熊彼特将引进蒸汽机、纺织机以及其他发明的工业革命视为一轮长期经济扩张的开始。19世纪中叶的铁路建设开始了第二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在20世纪初，电力、汽车和化学激起了第三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熊彼特对经济周期的解读，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他在经济学界的地位，也由此得以确立。
二、创造性毁灭在熊彼特的早期研究中，他认为发明是由非经济力量决定的，无法通过研究经济学来理解。后来他又认为创新是由大企业内部的经济力量所决定的。但是，在熊彼特的一生中，他都拒绝承认创新是―种理性的活动；相反，他认为那是无法解释的创造性活动，也不能当作理性思考过程的结果去理解。而创新和发明的代理者是企业家。
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不同，熊彼特认为企业家不仅仅是为了以最低成本生产商品和满足消费者需求而雇用资源，相反，他赞同坎蒂隆的观点，认为企业家是愿意冒险的个体，正是这样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当社会上有许多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时，资本主义将兴旺发达；当企业家精神被破坏或受到严重抑制时，资本主义将平静地转变到社会主义。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来代替更为贴切，或者更进一步地用自由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来代替。过去几年全球性的不动产泡沫的形成实际上是信息技术革命这一重大技术创新浪潮走向低潮的产物。而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纷纷加大了经济干预，国家干预主义兴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熊彼特的这一深刻见解。
熊彼特还认为，企业家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塑造和形成消费者口味。与其他认为厂商应响应消费者口味的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左，熊彼特认为，“消费者选择消费品的大多数变化是由厂商强制造成的，消费者往往抵制这种改变，却又被广告精心策划的心理技术学所诱导和培养”。消费者偏好并没有导致生产与创新，而是创新造就的新商品与服务改变了消费者的口味。熊彼特的这一观点事实上与供给学派的理论在逻辑上暗合。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是“有效供给”带来需求，而非有效需求带来供给。“有效供给”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是创新和毁灭的交织。例如：是汽车被发明出来后才有了对汽车的需求，而非有了对汽车的需求后才有了汽车的供给。而汽车的普及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消费者抛弃了马车，马车几乎被彻底淘汰。
按熊彼特的观点，企业家的发明和创新是长期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由银行信用支持的发明导致了创新和繁荣，效仿者很快被吸引过来，于是最初的创新造就了经济的繁荣。但是效仿者的效率总是比创新者的效率低，而且有很多效仿者在这个扩张期中姗姗来迟。错误的估算和紧缩的信用将一些企业推向破产的境地，并导致萧条与不景气。但破产也将低效的企业清除出去，从而纠正了以往扩张中的错误。发明在经济紧缩期间得到积聚，此时企业家无法募得资金将发明转换为能够刺激增长的创新，因而常备不懈，等待新的一轮增长周期启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特对经济变化采用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观察方法。他不是检验资本主义所经历过的周期变化，而是考察资本主义的未来。他提出的一个大问题是：“资本主义能生存下去吗？”
他给出的答案是“它无法生存下去”。在根本上，他认为马克思相信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是正确的。但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并不会像马克思预测的那样被自己的失败毁灭，而是将被自己的诸多成功所毁灭。熊彼特认为市场经济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创造性毁灭（creativedestruction）。市场经济会用成功的创新来替代旧的、低效的工艺与产品。这种替代过程使资本主义处于动态过程，并刺激收入迅速增长。
然而问题出现了，因为较小的企业经常被较大的企业所替代，在此过程中，是官僚主义的管理者在经营企业，而不是创新的企业家。这些管理者不像主人而更像雇员。他们偏好稳定的收入和工作保障甚于创新和冒险，结果市场经济就失去了倾向创新的动态趋势以及不断进取和变化的精神。熊彼特还看到了一个潜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根植于市场经济需要理性的思考，以及需要在所有参与者中作出合理选择这样一个事实中的。这将促使人们在思想中形成怀疑性和批判性的框架，这正是实现持续的系统性的经济创新的根本基础。
长期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中心。亚当。斯密和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将市场经济视为获得迅速增长的最佳途径。然而到了19世纪末，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效率的问题，而对增长问题失去了兴趣。熊彼特的主要贡献是把经济学家的注意力重新调整到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上来。他强调了创新、企业家等非经济因素对市场经济健康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性，也开创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新纪元。
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理论，已经为近几十年来在技术革新推动下的世界经济飞速发展所证明。非常典型的就是引导了最近二十多年世界经济繁荣的信息产业。技术以令人窒息的步伐向前跃进，昨天还是非常有价值的技术和资产转眼间就变得过时，甚至不名一文。几乎每天都有大批公司因为跟不上技术的节奏而倒闭，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资产沦为废品，他们都成为了“创造性毁灭”的牺牲品。但在此之上，是汹涌澎湃的经济发展大潮。我们知道，前东德的照相机技术曾经停滞过30年，没人因技术变革失业，也没有企业因技术变革而倒闭，但却在整个社会层面上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萧条或许也可以看作经济到达“创造性毁灭”大规模爆发这一临界点的一种表现形式。
技术停滞和生产过剩，其实是创新不足的体现。中国经济目前同样也面临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但我们的着眼点过多地放在如何挖掘日益枯竭的市场需求，而非创新能力的提升上。可以想象，一旦新的技术革命爆发，中国花费巨资建立起来的生产能力及相关资产将面临大规模的“创造性毁灭”，届时如果不能站在技术创新的潮头，不能通过技术创新创造出大量财富来“填补”这一“空缺”，那么大规模的经济倒退是可想而知的。没有创新能力，就没有真正的经济繁荣，同样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