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写《女人与自然：她内在的呼号》之后，20年过去了。如果对照时间的进化尺度，比如从最初有生命的细胞变成树、动物或人所需要的时间，那20年的岁月似乎就只能算是一段很短很短的光景。然而本书却是在这些年间一场日益加重的危机之中写成的。那时，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生命悬浮在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上，即使是最短的时刻也承载着一种巨大的压力。
尽管20年前，我就在为地球的命运担忧，但当时的我对它的态度却比现在更为乐观。一般说来，那是一个充满了更多希望的时期——这倒不是因为当时的世界是一个美好的地方，而是因为整个环境被人们的幻觉所充满。
1974年，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与我同时代的许多男女都在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思考我们怎样才能创造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我们试图去回答那些与种族和性别、暴力和权力有关的带有探索性质的重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得到某些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事物的途径，并寻求某种改变，我们对我们所继承的那种文化作了深刻的反思。
在我教书与写作的70年代中期，我对那些古老而刻板的关于女人的观念抱有强烈的兴趣。只要涉及欧洲的艺术与文学，似乎也包括大多数与之有关的哲学与科学文本——甚至在欧洲语言的结构中也有所表现——人们总是设想：女人与自然的关系比男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密切。这种观念，我不敢恭维。在欧洲传统的等级排序中，不仅人的地位在自然界所有其他事物之上，而且男人离天堂的距离也要比女人更近。简言之，这种女人离自然更近的观念是为男人控制权辩解的一种说辞。
在女权运动那些最令人兴奋的岁月，仍有一些让这种说法改头换面的人提出，女人的确离自然更近，这是一种想使我们显得比男人更“优越”的说法。要是这一说法成立，那么，男人通过它们而获得掌控权的那些品质排序——比如理性及大脑冷静的能力——就应该来一次置换。
理性本身变得可疑，而充满激情的感官享受却应该受到尊崇。
无论在传统还是相反的意义上，我都不赞同女人与自然的关系比男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密切的观点。存在于地球上的每一样事物，包括理性的思想，都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一样东西有可能比另一样东西离自然更近这一说法，对我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不管怎么说，在我看来，似乎非常有可能的倒是，一种性别也许会比另一种性别更能意识到自己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这种意识上表现出来的差异肯定也应该得到认真的探讨。今天，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女权运动，愈来愈多的妇女总体上正在背离传统的女性角色，在某种情况下，她们比男性更显得脱离了某种自然进程的意识。但即使是那些对尘世之物的存在本质有一种更直接认识的妇女，由于她们扮演的传统的家庭角色，也不会因为这种倾向而获得新生。
他们是被社会按照它的要求来塑造的。正如西蒙·波伏娃在20世纪中期所写的那样，“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相同的话也可用来说明某些男人的那种倾向，这些男人不仅想让自己与自然分离，而且想让自己与现实的生活过程保持一种距离。这种行为与遗传学没有什么关联，而与别的人类倾向关系甚大。当文明通过艺术、科学和习俗的影响来使某些观念得以具体的表现时，我们这些被这种文明哺育出来的公民就会被这些观念所同化。恰如奥斯卡·怀尔德所写道的，“艺术被生活模仿”。
如果社会已经成功地用一套最终能够削弱人类天性的观念来塑造了男人与女人，那我们现在就离一种用某种哲学去塑造地球的危险不远了，这种哲学不仅要去限制自然，而且试图消灭自然。由于那些意在控制女人与自然的观点表面上看起来是合乎逻辑的，它们把一种深刻的不合逻辑性、一种极度的焦虑、一种真正的恐惧包裹了起来，所以，对于一种试图逃避自然过程的文明来说，它们就充当了一种发动机的作用。这种自然过程肯定包含着变化与损耗，自身的脆弱性，开始是增强，随后便是力量的衰竭，死亡。女人与自然的结盟并不仅仅是用来为压迫女人的目的服务的，它同时还充当了某种否定性的手段，成为了回避那个简单真理的工具，这个真理认为，人类的存在是沉浸在自然之中的，是依赖于自然，并与它不可分离的。通过想象女人与自然靠得更近，那么，设想男人离自然更远也就成为了可能。这样一来，男人与女人都可以沉溺在那种人类能够摆脱死亡，同时也能摆脱对自然有限资源的需求与需要的幻觉之中。
现在谈论自由市场增长话题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就仿佛市场与地球的需要没有关系，而完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能够像数字一样地增长，没有边界，没有终极。此乃统治这个世界的最新幻觉，好像通过意志的力量，人类就能够按需要成倍地再生自然资源。但是由于迷恋我们热衷的那种自由，我们便忽略了其他的自由——比如从一种被限定的哲学中，从一种自我欺骗的习惯中获得解放的自由，以致不能去珍惜我们实际所拥有的那些东西：生命。
当我写《女人与自然：她内在的呼号》时，在我发现的东西中，最重要的就是一种被禁锢在头脑中的自由的眼光。这本书是用一种诗体散文的风格写成的，这种风格允许我绕开我们文化中那种貌似逻辑的命题去自由穿梭，不仅去发现令我们恐惧的那种机制，而且去找到一种智慧存在的证据，这种智慧曾经古老，但仍然新颖，曾经被人遗忘，但却依旧充满活力。
如果接下来的20年在这颗星球的历史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那么，这种智慧——逻辑与情感的结盟，现实与想象的联姻——它未来的命运就完全存在于我们的心中，是我们的生存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请抱着放松的心态来阅读这本书，一直读到书页的边缘，然后从书页的空白处进入另外的书本，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可能。
苏珊·格里芬
1999年于伯克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