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中国当代哲学史家、中国佛学史家。曾用名任又元，山东平原人。1938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哲学系。1940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在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在北师大等校兼授哲学史、宋明理学、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佛教著作选读、隋唐佛学等课程。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1964年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后调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他著述颇丰，主编《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中国哲学名著全译丛书》，著有《老子今译》、《墨子》、《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与汤用彤合著)、《范缜〈神灭论〉今译》、《韩非》、《汉唐佛教思想论文集》、《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等，发表过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他的学术研究，致力于探索中国哲学发展的规律，重点研究儒、释、道三教交融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他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佛学，取得了新成就。他的研究有重大突破和创新，受到学术界各方面的重视。毛泽东同志读过他的一些论著，并充分肯定他的成就。他被学术界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佛学家，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
任继愈先生与冯友兰先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任师母冯钟芸教授(北大中文系)是冯友兰先生的侄女，任先生是冯先生的侄女婿。他们都是我的老师，而且都有较多的交往。现仅将忆及琐事记叙于后。
讲授“古代的宗教”
任先生1963年时，已经48岁了，但在北大的众多年长教授中，他算是“年轻的教授”。因他成名早、任教授早(1952年35岁)，又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的一位名家，所以影响较大，特别是对“三教”(儒、释、道)的研究，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因此，古典文献专业开设“中国文化史讲座”中的“中国古代的宗教”一课，首选教师便是任继愈先生。
对于宗教，我们一无所知。要整理古籍，必须懂得宗教主要是佛教、道教方面的知识，并了解它们的一些代表著作。1963年2月20日至3月6日，任继愈先生为我讲了三个半天的《中国古代的宗教》。
任先生说，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宗教，它的起源、发展，是社会历史的必然现象。他讲了中国宗教的起源、发展和变化，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政权、族权、神权三者进行了剖析，指出了它们是剥削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它是麻醉人们的精神鸦片。他讲述清楚，分析透彻，观点明确，让人耳目一新。
对于佛教，他更是条分缕析，使我们懂得了一些基本知识，从悉达多(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到传入中国的历史，他讲得很清楚；对佛教的基本教义、佛教的宗派(天台宗、华严宗、禅宗、法相宗)、佛教的“三藏”(经、律、论)以及《大藏经》等都作了详细论述，让同学们基本了解了佛教及其著作。
对于道教，对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它的多神系统的信奉，他都有明晰的阐述；对于道教的经典著作《道藏》(5481卷)，其分类、内容及其价值，重点作了介绍；对《云笈七籤》、《道藏辑要》也作了分析。这样，我们在道教方面，才有了一些基本知识。
任先生的讲课，与其他先生比较，有一个突出特点，不仅知识性和学术性强，而且理论性和思想性很强。从对初学者的引导来说，他使我们明白，今天的研究者，要研究学问，要有眼光，要有锐利的武器，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观点去研究，才会拨开历史文献中的迷雾，从而找到真正的规律，把握其本质，才能找到真理。
支持巴蜀出版
巴蜀书社是西南地区唯一的一家古籍出版社。它是一家小社，一家地方出版社。要想在全国站住脚，要办成有影响的学术出版社，各界专家学者的支持，是一个必备的条件。多年来，国内一大批学术专家都支持巴蜀书社的建设，将他们的重要著作交给巴蜀书社出版，并不时指导、宣传巴蜀书社的出书。这些专家学者，首先要推崇的是任继愈先生。
巴蜀书社开创伊始就着手印制两部大书：一本是《古今图书集成》影印，一部是《道藏辑要》刷印。《道藏辑要》是清康熙年间彭定术编辑的，是从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中选择有价值的著述并配以其他相关著述编辑而成。全书分28宿(集)，收道书276种，共490卷，是正、续《道藏》之外的又一大型道教丛书。光绪年间，成都二仙庵花了七年时间请刻工重新刊刻，于光绪三十二年丙戌(1908)竣工，并印刷出丙戌重刊本。此书较原书有重大补充，收著作292种，共531卷，装订为244册。经过“文革”，这套刻板保存完好，而在全国很难找到《道藏辑要》丙戌重刊本了。1984年10月，巴蜀书社组织了有经验的印刷班子进驻二仙庵进行印刷，这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木刻版道教经典。经过刷印，用锦缎函套包装，共计35函，堆起来似一座小山，在海内外书展上，受到人们高度称扬。任先生一开始就支持巴蜀书社刷印这部书，并十分兴奋地说：“这对我国的哲学、宗教研究来说，四川办了一件大好事！”
根据中央37号文件精神，古籍今译是一项十分繁重的任务。巴蜀书社组织了大型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三批135种，社会影响颇大。我到北京时，去任继愈先生住处(三里河南沙沟宿舍)看望任先生，谈到选译时，任先生提出组织全国一流哲学界研究专家编译一套哲学译著。哲学古典图书供青年人使用时，缺少规划，不系统，无今译，任先生深感有责任为中青年人提供一套哲学译著。过去，哲学译著很少，如任先生的《老子今译》，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郭化若的《孙子今译》等，太少了。许多古典哲学名著，中青年读者读不懂。社会上有几种今译很粗糙，很不严肃，又较零碎。任先生愿意出面，组织社科院、北大和哲学史学会中专家分头将一些古代重点哲学名著进行全译，系统编辑出版。我当即表示赞同，并答允出版。后来，我们派黄小石同志前去与任先生商量落实出版计划。任先生组织了个编委会，其中包括庞朴、汤一介、楼宇烈等学者；任先生拟了一个书目，将系列书命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全译丛书》。这套书，因任务艰巨，专家学者又忙，拖了很长时间，才出版了三四集。每种书稿，任先生都审阅过，并签署了意见，他是十分严肃认真的。这套书质量很高，影响很大，受到海内外哲学界的赞扬。
任先生支持巴蜀出书，还为巴蜀图书进行宣传。例如《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在北京召开出版座谈会时(1997年10月)，任先生还拨冗参加，并在会上讲了话，对这套书作了充分肯定。主编戴逸先生听了任先生讲话，十分感动地说：“任先生极其繁忙，还亲临指导，对文化出版太关心了！真令人感激不尽！”
主编《大典》
盛世修典，以彰文明，以化万民，这是历史传统。自明成祖编纂《永乐大典》至清康熙编纂《古今图书集成》以来，迄今三百年没有新编。处于今日盛世，编纂一部超越前人、无愧于时代的新型类书，方便今人、方便全世界使用，能够让中华文化以更矫健的步伐走向世界。要编纂一部《中华大典》，极为不易，学术文化界人士意见分歧，许多人不赞成搞这么一套大书。李一泯同志在多种场合表示了反对意见。规划小组将李老意见归纳起来，共有六条。沈锡麟同志(李之秘书)寄给了我。我看了，很赞同李老意见。但是，18家古籍出版社在段文桂、魏国贤、高纪言等人的积极促进下，决心要搞这一项工程，并争取中央支持。在中宣部李彦、伍杰等人支持下，说动了中央领导，陈云、李鹏、李瑞环、刘忠德等都表示支持，王忍之、刘杲、杨牧之等亦表示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用非正式的渠道上去，又以正式方式向中央呈了报告，很快得到了应允，江泽民、李鹏都做了批示、题词。1990年8月29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新闻出版署，同意搞《中华大典》。1992年正式成立了《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工委员由党政领导充任。编委会请了一批各学科领域的带头人。编委会主任便聘请任继愈先生担任，副主任是席泽宗、程千帆、戴逸三先生。委员38人，都是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专家、学者、教授，如知名学者李学勤、陈鼓应、黄永年、萧箑父、潘吉星、汤一介、刘乃和、缪启愉、庞朴、卞孝萱等人。
我当时并不了解任先生的想法，出于对先生的爱护，我坦诚写信给先生，请任先生郑重对待此事。任先生接信后，很快回了我一信，大意是说，此事难说，从事殊难；干与不干，不取于自身，是勉力应承；今后态度，任其发展，“能行则行，不行则止”。先生的话已讲到这个份上，我也无话可说了。但是，话虽这么说，任先生并不是挂名而已，是临事而谨慎，做事极认真，对书稿编纂要求极严，不轻易点头。经过多年努力，《文学典》和《医药卫生典》各有一部分出书了。其中之难，编书的艰辛，主编的心血，恐怕是一时难以言尽的。
书赠对联
任先生是著名学者，书法特别是隶书很有功力，是有很高水平的。但是，任先生一般情况下，不与人题字、书联，因此，人们很少见到任先生的题字。因为，有不少商界、文界人求利、求名请先生题字，都遭到了拒绝，因此人们便不去找他了。再说，任先生极其繁忙，主持工作之余，一心扑在学术研究上，不喜欢在这些上面浪费时间，不高兴这些方面应酬。
1984年冬，我调巴蜀书社供职，一直同任先生保持着联系。1985年夏，黄小石同志参加中国哲学史学会年会，带回了任先生赐给我的一副对联。任先生用对开纸写的一副对联，是用隶书撰写的，十分优美。其联云：
本无色染何须画；
常住秋光亦自春。
落款是“一九八二年秋任继愈于北京”，题款是“黄葵同志正”。我感到意外，也很诧异。赠联给我，喜出望外，一诧异也；明明是1985年夏书赠，写作“1982年秋”，二诧异也；赐给学生，应是“存念”，怎能“正”呢，三诧异也。接到联后，我只能致书致谢，不敢冒昧问先生。今揣摸，说“正”，是先生谦逊，以为学生成才，抬举学生了。这是先生谦恭的表现，也是对学生尊重、器重的表现。时间写作“1982年”，令人费解：或许此联系先生是年所撰？或许先生是年即已撰就？1982年7月前，我尚在广西大学执教，1982年7月调渝州大学任系副主任，先生此时尚在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其中之缘故，难以说清。
我极其喜欢任先生这副对联，请裱工精裱后，始终悬于书房正中。人们见了，都啧啧称赞此联写得好，似有佛意，又具深意；既是直书，又具哲理；立意高雅，而文采辉煌，堪称联、字双绝。联中有诗，有哲理，有意境，似客观描述，又婉转称颂主人。我看此联，先生之意在于对我寄予期望，是一种鼓励和鞭策。日日面对此联，想到自己要保持读书人的本色，要勤奋努力，让自己秋光有成，胜似春光。真惭愧，自己努力不够，才力不济，辜负了先生殷切的期望。
2009年7月11日任先生与季羡林先生同时去世。我当时在西蜀一旅游区避暑度夏，闻悉噩耗，十分悲痛，当即乘车返蓉，分别为二先生家属呈致了唁电，作一个遥远的祭奠。
任继愈对《藏外道书》的评介信
作者与黄稚荃坐任继愈对联条幅下(1985年夏)
任继愈简介
任继愈(1916—2009)，曾用名任又元，山东平原人。中国哲学史家、佛学史家。1938年北大哲学系毕业，1940年在昆明西南联大研究生院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1946年后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授。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64年筹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所长，兼任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会副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和西藏佛教研究会理事长，后任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主要著作有《老子新译》、《韩非》、《墨子》、《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中国哲学史》、《汉唐佛教思想论文集》、《中国佛教史》等，主编《宗教词典》、《中华大典》、《中国哲学名著全译丛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