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汉学研究中，日本、英国、法国、苏联是有很高水平的四大家。莫斯科大学设有东方语言文学系，其系主任波兹德涅耶娃曾来为我们讲过学，但我们对她讲课不以为然。因为，她提出一个似是而非的论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若不研究鲁迅，断无成就！”这位域外权威，公然讲出这样的“学术结论”，实在也太片面，太简单了。虽然如此，苏联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还是很有成就的。因此，“国外汉学研究”便安排了一次讲座，请苏联学研究专家来讲这一课。这位专家便是张铁弦先生。
对于张先生，我素无了解。“文革”中下放到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我在十六连(中华书局、印刷技术研究所)，张先生在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张与杨伯峻先生是老朋友，我从而再次认识他。据杨先生说，张学问很好，俄文根底很深，徐提(杨的夫人)的外译局很尊重他，有关苏联问题常请教他。50年代末，因政治上一些意外原因，误将他作为“苏联文化间谍”处理过。甄别后，他调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处境一直不顺，待遇很低。
张铁弦先生讲的题目是“苏联的‘中国学’研究”，时间大约在1964年4月。当时，我们连他名字都不清楚，课间休息时，我去问他，他拿起笔在我笔记本写下了“张铁弦”三个字，至今还保存着。他一共讲了三个方面问题：
(一)苏联“中国学”研究概况。他从1916年第一批“俄罗斯东政教传教团”入华谈起，溯源1729年神父学汉语，1741年回国研究之情形；继叙列昂吉耶(1716—1786)著《满洲之起源及八旗制之起源》，再谈及比丘林著《中亚民族史料汇编》、译《通鉴纲目》、《一统志》、《十七史蒙求》、《西陲要略》、《种痘奇书》等，卡发洛夫(1817—1878)著《汉俄合璧韵编》、译《西游记》(1866)、《成吉思汗传略》(1866)，瓦西里耶夫(1818—1900)译《诗经》、《线划检字法》、著《中国文学史略》(1880)、《中国文学史资料集》、《汉字之分析》、《东方三教史》(1873)、《佛教之教义、历史及其经典》(1857—1869)；革命后成立学会、学校和研究机构，出版《革命东方》、《新东方》，成立“全俄东方学会”、“中国问题研究所”，莫斯科大学民族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列宁格勒大学东语系等研究情况，1957年成立“中国研究所”(六个室：历史、经济、建设、语言、文字文化、中国古文献出版)的研究概况，《苏联东方学》、《东方学问题》、《亚洲人民》等研究中国文化情况。
(二)苏联保存和已退还给我们的文物图书情况。他概述了中国文物及图书被劫和流失俄国的一些情况，列举了保存和退还的一些著名文物和图书。例如：彼得大帝送还的“双鹰瓷罐”，1729年(雍正五年)交还的《大词汇》、《海篇》。敦煌卷子，苏存四千多卷。柯兹洛夫1907—1909年到甘肃黑城子(张掖附近)发现西夏文及刘知远“诸宫调”金代刻本、汉与西夏文小字典《蓍汉合时掌中珠》。又如《永乐大典》两万余册、存世四百余册，苏联两次退还64册；《聊斋图说》(雍正时彩绘本)退回46册；清代抄本如徐松《站东门》及《华夷绎语》、《四夷馆奏疏案》、《古今敬天鉴》等；《满洲档案》一万三千余卷，八国联军时掠走，1956年8月归还。
(三)苏联中国学研究。他着重讲近现代的研究，举了1940年东方研究所阿列克谢耶夫、杜曼、彼得洛夫、萧三等人主编的《中华》21篇，510页，成就很大；又列举《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国编》有15万字，1954年出版，列24项，很有水平。他说，苏联对中国历史、文字语言、文学等有很多研究，特别是文学方面研究成就很大。例如文学，他讲述了重要研究者、译书者和重要著述及译著。他指出，波兹德涅耶娃《苏联的中国文学研究》一文(1956年10期)介绍了概况，主要有阿汉林著《中国文学简史》(1920)、《中国文学简述》(1940)、《罗马荷马斯和中国陆机论诗歌技巧》(1946)；译《聊斋》(1920)；费德林撰《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一章；爱德林选注《白居易诗选》，著《陶渊明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苏联译注文学作品很多，有《三国演义》(1954)、《唐代传奇》(1955)、《今古奇观》(1954)、《水浒》(1955)、《红楼梦》(1958)、《老残游记》(1959)、《儒林外史》(1959)、《镜花缘》(1959)、《孽海花》(1960)等等。
张先生授课，和蔼谦逊，十分谨慎，甚至有些谨小慎微，深恐一语一言不当，不能畅所欲言。但从他讲课看，他确实很有学问，对苏联的文化研究确实是一位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