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是海内外著名的新儒学大师。他的一脸大络腮胡子形象，是他留给人们最为深刻的印象。他著作等身，声名远播，是一位当代的学术泰斗。记得1960年周总理为知识分子拜年时，报纸上刊登了一幅照片，是周总理和冯友兰握手叙谈的情景。
关于冯友兰先生的身世和著作，我不能一一记叙，只记我与先生交往中的一二小事，以作纪念。
教授“史科学”
古典文献专业设了一门特别的课程，是文献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名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冯友兰先生是哲学大师，有多部著作传世，对史料极为熟稔，因此聘请他讲授这门课程。
文献史料，浩如烟海，须有极强极高的学术眼光，方能提纲挈领，条分缕析，指出使用史料的门径。
大名鼎鼎的冯先生亲自授课，对热爱专业的我来说，极为高兴。因为，从学术上讲，他是我崇敬的老师之一，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先生。
冯先生(1895—1990)当年已是七十余岁的老人了。他来上课，十分准时，早早地在哲学楼教员休息室等候。铃声一响，先生提着蓝布包袱来到讲台，神情十分慈祥，态度异常和蔼。讲课时，不时以手抹抹大胡子。面对这帮年青后生，他教学十分认真。他的教学，真是博大精深，引人入胜，不仅综论有道，历史分述亦极透彻，对于做学问来说，是十分有益的，可以说是终生受用的。例如他讲论文史料的必备条件时，讲了五条：
第一，任何论文必须“论从史出”，要有详备的论证史料。
第二，任何使用的史料必须“水有源，树有根”，必须是第一手史料(不能是转手资料)。
第三，任何使用的史料要确实可靠，是经过辨伪、考证后确认可资使用的论证史料。
第四，任何使用的史料必须纯真确实，是经过整理、校勘的史料。
第五，任何使用的史料必须具有权威性，要有好的版本或者由权威出版部门出版的权威性史料。
冯先生这种研究的心得，是得道的真经。我后来在大学讲“毕业论文写作”和“编辑培训班”、讲“文献和工具书使用”等课时，都运用了冯先生这种科学的理论，那是学问中的真经。
善待同学“直声”
冯友兰先生与梁漱溟先生是老同学，几十年交谊很深。二人性情不同：冯先生能够逆来顺受，甚至说些违心的话，而潜心学术之心不改，面对责难非议也一概兼容；梁先生是秉性直诚，敢对逆流，不顾压力敢发直声，始终坚持真理而不屈从权贵，俨然为学问中的“直人”，常常敢违众议发出不同凡响的“直声”。
“文革”中，面对“四人帮”和造反派的批斗高压，二人表现也不同：冯先生泰然自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你批你的，我行我素，人称“老油条”、“老运动员”。梁先生则刚直不阿，敢于率直面对，无论毛主席批判、“四人帮”打压、造反派迫害，他都不低头，不认错——因为他没错。正因为这一点，这两个“反动权威”，在政治家中专肆权术的人看来：冯先生可以“利用”，而梁先生则要“作为反面教材”。因此，在“文革”的“批林批孔”、“评《水浒》”运动中，“四人帮”把梁漱溟作为现代儒家靶子来批(实是要“批周公”)；而对冯友兰先生，则利用他的“特长”，他熟悉史料，聘任他和魏建功先生任“梁效”的顾问，让他们为历史资料“把关”。为此，江青还亲自出面，接见冯、魏，作些“指示”。对于这一点，梁先生认为冯先生是“被拉拢”了，没有骨气，因此从此不理冯先生了。
1985年阴历十月十八日（阳历11月29日），冯先生九十华诞时，设家宴请老同学、老朋友，张岱年、李泽厚、任继愈等先生都去了。梁先生非但没去赴宴，还给冯先生写了一封“不合时宜”的信，大意是说：在北大旧人中，惟我二人存矣，理应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不愿前来参加寿宴。奇怪的是，信上竟无上款，据冯先生解释：“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亦即是说，梁先生不愿称他为“老同学”、“学长”或“老朋友”、“学友”，耻与为友，耻为同学，故不题上款。冯先生甚为大度，虽感羞辱，但仍对梁先生之耿直深为敬佩，而且复函说：“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其实，冯先生的悲哀在于：你搞学术，人家搞权术；你做学问，人家搞阴谋；这便是学术人为政治阴谋权势所害，非自身之过也。
1987年6月23日，一代儒宗梁漱溟仙逝。冯先生为老同学逝世深为伤痛，他为梁先生灵前呈上了一副挽联，深情吊云：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未尽的报答
1966年“文革”开始后，冯友兰屡遭批斗，批斗时，“造反派”小青年总揪冯先生胡子让低头，羞辱冯先生。“士可杀而不可辱”，对知识分子人格尊严的侮辱，是人们难以忍受的。冯先生以极其刚毅的毅力、博大的胸怀，强忍羞辱，笑对狂吠和拳头。但是，一揪胡须，往往揪脱一把胡子，非但疼痛流血，心里也在疼痛流血。人之发肤，受之父母，岂不珍贵，何况是一副美髯！冯先生实为大勇大气，硬是强忍心痛地剃掉了一脸美髯。当我在中华书局见到冯先生时，几乎认不出他来了，我也为他失去一脸美妙的长者胡须而感到心疼！人们说，他老于世故，懂得时宜，剃掉胡须是为了免除肌肤之痛。我看未必这样，我想，冯先生已被“批臭了”，心中的痛是何其深！肌肤之痛岂可相比！之所以这样，冯先生大智若愚，应当这样想：“我看你没有了人格侮辱，还能拿出什么东西来批判我！我一大批论著，有理有据，是为定论，你能驳倒就来吧！不要搞这下流无聊的人格侮辱！”这应当是一种无奈的抗争，内中含有一种人格精神。
1987年初夏，我去北大冯先生家拜望。他女儿问明情况后，知道我是他学生，现任巴蜀书社副总编辑，专程来拜望冯先生，便告知冯先生。冯先生十分郑重，盛妆出厅接待了我。我向他老人家问讯后，打量老师：先生年届九十，老多了，一口美髯又重新蓄起来了，一身厚袍，老态龙钟，但神志清晰，思绪明晰。我说，我是您学生，现在巴蜀书社主持业务工作，不知先生有何大作愿交我出版否？先生说，遗存书札很乱，正在整理中，已经和几家出版社签了的，不好毁约。我说，你的《中国哲学史稿》能否让我们再版。冯先生说，中华书局方面正在准备重印，也不好抽出来给你。最后，只是说，他还有一些其他稿子，等整理好后，设法给我们一二部。
回蓉城后，我一直期待着为冯先生著作出版，终无结果。1989年1月我奉调四川人民出版社供职，便中断了联系。1995年我回调巴蜀书社，但冯先生已作古，我亦无力为冯先生尽力了，没能实践自己的诺言，没能回报先生的教育之恩，只能愧对冯先生在天之灵了。
冯友兰简介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当代新儒学大师。1918年于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毕业。1919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先后任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主任。1946年任美国薛文尼大学教授，后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1952年调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人生哲学》、《中国哲学史》、《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他是新儒学旗手，与佛学太虚大师、道学陈撄宁大师同为三教代表人物，其影响尤为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