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先生自己谦逊地说过：“前些时候，《人民日报》上关于我的报道，说我是研究古典文学的。这是一个误会。我没有研究古典文学，也不懂古典文学，也没有教过古典文学；我只教过古代汉语，主编过一本书叫《古代汉语》。”其实，王力先生不只是个语言大师，对于古代文化知识，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科举制度、诗词格律、《诗经》、《楚辞》等等，都是精通的，并有不少著述，有《诗经韵读》、《诗词格律》、《汉语诗律学》等著作传世。
作为我最崇敬的教师，一个学生是难以全面概括评价先生的成就和作用的，只能凭记忆所及，回忆对先生印象较深的二三事。
平易近人
王力先生秃头镗亮，腮帮鼓起，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面容严肃，不苟言笑，似乎是一位严师，不好接近。他给我们讲《古代汉语》，我们总是毕恭毕敬地听课，课堂上也不敢轻易提问发言。课后碰见他，只有恭敬地打招呼，不敢随意言笑。
1959年冬，学校“拔白旗”运动时，王先生自然是被“拔”的对象之一。记得逼他上台检讨时，他上台也是板着脸，一字一句、铿锵有韵地说：“我是一面大白旗，在许多人中飘来飘去。人说我是资产阶级，我心里还老大不服气……”台下人听了发笑，他却一丝表情都没有，念着他那诗歌似的“检讨书”。
《古代汉语》讲天文知识一节时，是一位中年教员教授的，同学们听不明白，意见颇多。那位老师辅导了一次，大家仍是云里雾里，搞不明白。这时，王力先生亲自出来辅导，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天象图，指出要了解天体，主要在提纲挈领，抓住了黄道这个纲，一切都明晰了。他从黄道始，爰及几大星座，条分缕析，三下五除二，便豁然明白了。最后，他问大家明白了没有，大家齐声回答说明白了。先生莞尔一笑说：“本来不复杂，你们没抓住头绪，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就像把我王力分成几个人一样！”第一次看见王先生的笑，同学都鼓掌致意，报以会心的笑声。这笑声，是盛赞先生学识深厚且能深入浅出，也是对先生的长者一笑报以敬意。
其实，王力先生似严父般的形象背后，蕴藏着深深的爱意。倘到他家里，他总是那么客客气气，平易近人。记得1960年世乒赛时，大家想看实况转播，而学校电视很少，拥去看电视的人如山似海，没法子看清楚。同年级几个同学说，王力先生家里有电视，我们上他家去看。大家邀邀约约，总共有二三十人，一齐拥进王力先生住的小楼。王先生很欢迎。客厅很小，大家便席地而坐。王先生要搬凳子，大家不愿意，那样反而坐不开，又麻烦。王先生过意不去，转来转去，自己安排开水之类后，上楼进书房去了。等到比赛结束，大家哄闹着要走了，王力先生忙着下来送大家，还说欢迎大家下次再去。他那么和蔼可亲，大家反而不好意思，不敢再去打搅了。通过这次看电视，大家改变了对王先生的看法：看似严师，表面似冷面；一旦接触，便觉可敬可亲，平易近人。
一了百当
王力先生出生在广西博白县，早年出外，还留过学，新中国成立前在广州中山大学执教，后来才调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专门讲授《古代汉语》，并受教育部委托，主持编写《古代汉语》教材。此书由王力先生主编，以北大教材为基础，成立了一个编写组，集中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等一批专业水平较高的人才，分工合作进行编写。出版前，开过高水平的专家座谈会，出席者有国内语言界最著名的专家学者，如丁声澍、吕叔湘、殷孟伦、陆宗达、朱文叔、洪诚、张清常和北大的冯至、魏建功、林焘、唐作藩、郭锡良、曹先擢等先生。此书出版后，全国文科大学基本上都以它为教材，在海内外学术、教育界影响很大。王力先生的名声更是远播四海了。在许多人看来，王力的声名，如雷贯耳，是真正学术界名声最响亮的权威之一。
王力先生字了一。为什么取字“了一”，我曾问过先生。先生淡淡地说：“‘了一’，就是‘一了’。”并笑道：“一了百了啊。”我不得甚解，便查书，思索这一问题。
“了一”作“力”的字，十分精妙。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语言大家的字，形、声皆备：从形体上说，“一”竖为撇“丿”，“了”形近“”，两相结合，便成“力”；从字音上看，“了”音“liǎo”，“一”音“yī”，前声母与后韵母相拼，便成“lì”(力)了。似乎许多人都是这么理解的。
其实，“了一”还有更深的学问。“了”是明了、明白之义。“一”按《说文解字》：“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古人将“一”视作万物始生始变之道源，是世界元生的根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王先生说“‘了一’就是‘一了’”，就是成语“一了百当”之义。此词指办事妥当、彻底，是说你将关键的事做好了，别的问题也就随着得到妥善、彻底解决；一事办好了，事事都妥帖。这里的“了”，实为了结、完成之义；“当”是恰当、合宜之义。王阳明《传习录》云：“此是一了百当的功夫。”张居正的《答山东巡抚何来山》文云：“清文事实百年旷举，宜及仆在位，务为一了百当。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时，徒为虚文耳。”从以上看，“了一”确实含有很深含义。
王力先生的字，确实精妙，无论深浅，无论古今，无论语言，无论文字，均简古而深奥，寓意很多，令人深思，使人共鸣：真是一个语言大师的精当的字，太美妙了。今天看来，也只有这个字，才切合王力先生“一了百当”的为人治学风范。
选讲座助手
“文化大革命”后，王力先生“解放”了，恢复了名誉和工作。1978年12月，他回故乡博白一游，寻亲叙旧。他儿子秦似和我一起在广西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便来到了广西大学。广西大学在南宁市西乡圹，原是援越抗美的越南革命子弟学校所在地，后来广西大学恢复，便在这儿建立新校址。中文系属新创建，教师从四面引来，如从广西师院(桂林)调来沙少海、秦似、梁振仕等人，从“文化部五七干校”分配来的王士菁、柳正午、金涛、鲁原、张军夫和我等12人，从“教育部五七干校”分配来的陈光中、陈梧桐、佟存德等人。秦似本是一个散文作家，文坛有人咏抗战后香港文坛云：“自从司马北归后，香港文坛数二秦。”“二秦”指秦牧、秦似。秦似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西文化局副局长，后因抗美援朝时带团慰问志愿军，犯了严重生活作风错误，被开除党籍，降级处分，调广西师院任教，“文革”后转调广西大学中文系任教。
王力先生到广西大学来，南宁各大专院校都传开了，要求区里组织一次大会，请王力先生作报告。任务交给广西大学。学校在1978年12月21日在大礼堂安排了一次学术报告会，邀请了南宁各大专院校文科师生来听讲。下午又在小会议室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这事得到了王力先生同意，并征求他意见。王先生说只谈谈学习古汉语问题，不谈别的；并要求安排一名助手，帮他写板书、处理当场提问的字条。
助手人选，秦似自告奋勇，王先生不同意，一定要我做他的助手。原来，王先生到广西大学，听说有他的学生在中文系，一问，便知有金涛、鲁原和我三人。王先生不熟悉金、鲁，知道我正教《古代汉语》，便要我做助手。头天下午，他从五幢秦似住处出来，由秦陪同他到四幢我的住处来看我。我很高兴，也很意外，没想到这么多年了，王先生还记得我。王先生说明天作报告，请我做他助手，帮助写板书，并处理会上人们递的条子。我欣然答应了。
第二天的大礼堂，人山人海，听说大教授来讲学，除了文科，理工科一些人也拥来看热闹。主席台上，坐着教委和各大学的主要领导。讲台安在正中，王先生坐在那儿讲。右侧安了一张大黑板，前面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王先生让我坐在那里，有什么要写的，我站起后便在黑板上书写；台下递条子，也交我处理。
王先生讲的题目是《谈谈学习古代汉语》，共谈了六个问题：一、什么是古代汉语；二、学习古代汉语的必要性；三、从三方面学习，以词汇为主；四、建立历史观点；五、要反对望文生义；六、学习古代汉语的方法。整个演讲共计三小时，王先生用生动的语言、典型的事例，深入浅出地演讲，全场不时发生一阵阵掌声和笑声。这场演讲获得了很大成功，社会反响很大。这是“文革”后在广西第一个有震动意义的学术活动。
权威认错
王力先生的学术报告，当场反响强烈，事后影响很大，各方面人士要求将其讲话稿整理出来。这个稿子，《广西大学学报》也决定刊登。因此，学校要求我利用课余将稿子整理出来。当时有录音，我就一边听录音，一边记录，一句一句地记录下来。我将记录稿梳理一遍后，交给了学校编辑部的丘国栋先生。丘先生原是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曾任编室主任，后来调回北京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会科学部的主任。丘国栋先生看了一遍稿子，认为整理得很好，便安排在1979年第一期学报上发表了。学报出刊后，《人民日报》及《新华文摘》都分别转载了，社会反响很好，收到许多专家、读者寄来的表扬信。但是，由于当时匆忙，未假思索，将“郭守敬”称为“明朝的郭守敬”，这是王先生讲演时的一时疏误，山东大学一位教师写信来指出：郭守敬是元朝人，是著名的天文历学家，怎么变成了明朝人，这岂不是一个笑话？丘国栋将信转给我看。我看后，惊出一身冷汗，怎么不思索一下，竟出了这么一个知识性错误，真对不住先生，我决定，由我向山东同志致信认错，承担责任，说是我整理时笔误，谢谢他的批评。这件事，学报编辑部可能写信告诉了王先生(我没在信中说这件事)。
1980年5月，北京大学在八宝山为魏建功先生补开了追悼会。我因公出差至京，便同中华书局的同志一同乘车前往八宝山参加魏先生的追悼会。这个追悼会很隆重，北大、社科院、北京市社会科学界众多人士出席了追悼会。追悼大厅前，摆着两张桌子，来人戴纸花，并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那里人山人海，大多皓首白发，戴着眼镜，社会名流很多。我随着队伍，也上前佩戴纸花，并在纪念册上签名。名刚签完，听见人叫：“黄葵，你什么时候来的？”我一怔，抬头一看，是王力先生。我急忙恭敬地打招呼：“王先生，您好！”王先生急忙问：“我问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说：“来了好几天了。”先生说：“来了好几天了，为什么不到我那儿去？”我支支吾吾、结结巴巴，不知说了些什么。正好，有几个名家同王先生打招呼问好，我张口结舌，站在那儿。王先生正同人进厅，还回过头来，当着众人面说：“我那讲话，你整理得很好，可是其中那个错误，把郭守敬说成明朝人，明明是我的错，你怎么说是你弄错的？要实事求是，是我的错就是我的错嘛！不能让你们年轻人来背黑锅！”我看看那场面，先生那么坦诚认错，我总想解释一下，在众人面前保全先生的面子。可王先生还不罢休，说：“我写了信，请学校用我的名义订正错误，你们怎么还说成是‘记录者’的错呢？”末了，还叮嘱说：“办完事，一定到我家去一趟。”
过了两天，办完公干，我专程去拜望王力先生。先生很高兴地热忱接待我，叙谈中，对讲话稿的事，还耿耿于怀，再次谈到。我由衷崇敬王先生：一位学术大师，竟然这么谦逊，做事一丝不苟，极其认真。他爱护学生，深恐为一点失误影响了学生的前程。这种师德，真正可贵，让人铭记终身。
1985年7月，我出差北京，自然要去北大看望老师。我到王先生家，他正忙着，见我去，丢下手中的事，与我热情攀谈。问我工作情况、生活情况，十分关心。我向他约稿，他表示眼下有别的任务，以后有书稿一定给我。可惜，王先生忙着上级任务，一直没能给我一部书稿，我为没能为王先生出书尽一份力而抱憾一世。我从北京回蓉后，接得王先生一信，并给我寄来一幅字，是录的杜牧《山行》诗：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并书曰：“乙丑季夏录杜牧诗以应黄葵同志雅嘱。”俨然把我当作朋友同志，对学生是这样真诚。我想，王先生不自撰，而录杜牧诗，是有深意的：书山似寒山，登山路远，勤登有径，进入深处，自然有“家”；秋山之美，枫树霜叶尽红，红得喜人，胜似仲春二月的百花。这是先生鼓励我在做学问的路上要有信心，要勤奋，他也期望我会有出色的成果，有大的收获。王先生的殷切深情，真令人感激一生。只可惜，我没出息，作为不大，愧对我的恩师了。
王力简介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中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北大中文系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7年留学法国，1931年获巴黎大学语言学博士。1932年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西南联大、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任教。1954年后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并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国家语委会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著述颇丰，专著四十多部、论文两百余篇，收入《王力文集》中；主编《古代汉语》等书，影响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