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民先生(1903—1975)，河北高阳人，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之一，是我国图书馆学界的卓有研究成果的权威专家，是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开创人。他早年(1934)留学法国，长期潜心在英国、法国、德国搜求我国古籍文化遗产，用拍照、笔录等方式为国家寻找回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献史料，为我国古籍图书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1939年受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馆藏中国善本图书。1947年回国。他在学术文化界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1956年任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1957年“反右”时，因为同其他名教授建议尊重教授治校的意见，被定为所谓新“七君子”(教授)反党小集团，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从此，一个名教授沦为“阶下囚”，任人批判。王先生痴心于学术文化，诚恳地教学，渡过了近十年的屈辱生活。不料，“文革”开始，又作为“反动右派”被监督改造，遭受更大的打击。王先生学术之心不死，爱国之心未泯，期待着“解放”。1975年邓小平复出，治理整顿，平反冤假错案，王先生甚为高兴。在一次小会上，他讲了些心里话，赞成中央治理整顿方针。没想到，1975年秋，“四人帮”大搞“反击‘右倾翻案风’”，把王先生作为“企图翻案的反动右派”大肆批判。王先生极其悲伤，对前途失去了希望。他彻夜难眠，长声哀叹，喊着“我冤啊”，在黎明前夜，含着极度悲痛和愤恨，离开了人世！噩耗传出，敬重王先生的朋友、同仁，无不为之悲痛、惋惜。
王先生是我最为敬重的老师之一，现回忆其二三事于下，以作纪念。
教授目录版本学
古典文献专业，专门培养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人才。教授这门课程，除了要具备一般古代语言、历史的基本功外，还必须具有相当的专业基础知识和素养。作为古籍图书整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是最为基本的专业学科，是培养基本技能的重要课程。
专业开办伊始，到哪儿去请专门家？到哪儿去找教材？要找个理想的教师，谈何容易。好在守在身边的北大图书馆学系(当年仅有北大和武汉大学有这个系)，人才济济，其中最著名的学术权威，当数王重民先生，他的名望、学识，在这方面是无人可与比肩的。当年王先生“右派”摘帽了，王先生也一门心思扑在教学科研上，没有任何行政事务拖累。魏建功先生去请他，他十分高兴地一口应承了下来，并立即着手编写大纲、讲义，很快地就赶制了出来。
上课时，我们初识这位大名鼎鼎的图书学者，他是那么谦和，那么认真，那么深入浅出。由于我们缺少古书知识，有许多还是弄不明白，请教他时，他总是耐心细致地讲解，同学们从心底里敬重这位令人钦敬的好老师。
王先生讲目录学，有史有论，史论结合，虚实综论，对于搞整理和做学问，是很有启发的。例如讲目录书，从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的历史意义和作用，讲到校书内容及方法，从《七录》到《七略》，再到《汉书·艺文志》，继而发展到后来的《隋书·经籍志》，再到《唐书·艺文志》以下，前后对照，可看出古书的佚存，研究书籍发展的规律。对于私家藏书、伪书的鉴别与评价，王先生都有独特的见解。例如《黄帝内经》、《列子》并非当时人作，但作为后世古书，保存的古史料有重要价值，不可忽视。
王先生的授课，内容丰富，启迪很多，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是终生受用的。王先生的教学经验，王先生的教材，是古典文献专业建设的基础之一，他为中国第一个古典文献专业建设作出了贡献。
借书捐书
相传王先生出身书香世家，年轻时一表人才，风流倜傥，是大家名媛淑女追逐的对象。王先生潜心书海，不欲旁骛，对儿女情事没有兴趣，一心要读天下未读之书，要搜求国内佚失的古书文献。因此，他决意留学西欧，旁搜博采，将巴黎图书馆、大英博物馆、柏林图书馆等跑遍，搜求散佚的古代文献资料。其时，众多名媛追之不及，都放弃了，唯有一位大家闺秀刘修业女士，意气相投，有共同心意，决心追随王先生一生，为中华文献作出贡献。她追求王先生，步步紧随：王先生到法国，她到法国；王先生到英国，她也到英国；王先生到德国，她也去德国。王先生拍摄古敦煌卷子；她也拍敦煌卷子；王先生笔录古佚书，她也录古佚书。他们情投意合，几年下来，互相有了深深的爱情，最后终于成了眷属，一直厮守着，无论后来遭到多少磨难，他们挚热的爱情没有丝毫减弱。后来，刘修业先生也成了一位著名图书馆学专家了。
王先生爱书，简直到了“以身相许”的地步。回国后，他一直留心到书店、坊间、民间访求古本遗书。倘若见了珍贵的图书，他会不顾倾尽所有去购买它。大家知道，古籍图书中，宋元版本是极其珍贵的，至于唐代刻板书以前的抄本，那更是无价之宝了。王先生是行家，有眼力，但凡见了此类书，无论价多高，他都会不惜一切去购置它。购置了这些书，他往往都交给了图书馆，不似市侩文化人去赚一笔钱，而是不计代价，甚至白送出去。
北京大学图书馆，号称全国四大图书馆之一(其他三大图书馆为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其中收藏的善本、珍本、孤本在海内外是有名的。我当年爱泡图书馆，在特藏善本室看见一本隋抄本古书，书名已记不清了，管理员让我翻看了一下，我看书后附有一跋语，是王重民先生写的，说此书当年如何寻得、怎么珍贵，他高价购来，深恐有损，把它献给北大图书馆，以便造福学术文化事业，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件珍贵东西。我看了，不觉内心激动，更加敬重王先生，他的炽热的爱国爱书之情多么感人。今天看来，老天有眼，王先生选择正确，倘若“文革”到来，恐怕藏到家中，抄家时会遭到令人痛心的损失。
王先生爱书，但并不吝惜，只要你真需要，他会借给你，甚至送给你。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先生的《敦煌古籍叙录》，当时校图书馆无复本，不借。我们正在听“敦煌学六十年”一课，我很想翻翻《敦煌古籍叙录》。我到王先生家，先生很客气地招呼我坐下。当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很快从书架上取下了这本书，并说，这本书尚有遗漏，准备修订，中华书局答允再版修订本；只可惜我手头只有这一本了，你要看，可以拿去，到时还请还我；如有复本，我可以送你一本。听了这席话，我心里热乎乎的，并表示看后一定完璧奉还。从这件事看，作为一个普通学生去找先生借书，先生居然那么大方，把自己仅存的一本借给你。这说明，先生爱书，爱的是文化，爱的是文化传播，爱的是为了造福借书人，并不像有些人，奇货可居，把它当作获利的，甚至独占史料，以便自己得到一些名利。
王先生，字有三。据王先生说，此字是取孔子之语：“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表面上看，是说要同正直的人、信实的人、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实际上，王先生把它作为自己做人、治学的准则来对待。事实上，王先生真正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诚信的人，一个博学多识的人。我看郭沫若为他写的条幅称“友三先生”，开始不解，后来不得甚解；今天看来，似应有了一个确解了：他是一个忠诚的人，一个乐于奉献的人，一个学问中的杰出的人。王先生爱书、搜书、献书、借书、教书、著书，处处都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这是当今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时代中一些人所无法理解的。
鉴伪
王先生对古书熟悉透了，对于古籍珍本、孤本之类善本书，他翻翻看看，便能确定它的版本价值。可以说，他是目录版本学界的一位权威学者。当年仅有北大和武汉大学设有图书馆学系，王先生便任北大图书馆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尽管后来被错划“右派”，受到降纸、降薪、撤掉系主任之职的处分，但他在图书馆学界的学术地位是无人能够否定的。但凡有重要图书史料需要鉴定，鉴定专家中是少不了王先生的。
“文革”中，王先生被关进“牛棚”，强迫劳动改造，接受莫名其妙的批斗，但人们遇到图书版本问题，总还是要去找他。
“文化大革命”中，大革文化的命。“四人帮”搞“评法批儒”，便搞出了不少闹剧。其中有著名的发现《史纲评要》的笑话。
明人李贽(1527—1602)，字卓吾，是明朝的思想家，是“文革”中“评法批儒”中被广为赞扬的“法家人物”代表。当时，传来在福建泉州市文物局发现了所藏的“万历癸丑本”李贽著《史纲评委》的消息，“四人帮”欣喜若狂。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一个“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兴奋地宣布：“我们发现了一部李卓吾的《史纲评要》，现在准备出版！”
经过一些专家鉴定，这本书并非李贽之作，是“伪书”。这个结论，使有关方面大为扫兴，让“四人帮”感到恼火。为了能阻止非议，他们想起了目录、版本权威专家王重民先生，希望他能“配合”他们做好鉴定工作。
北大、清华是毛泽东“亲抓”的“文革典型”之“六厂二校”中的“二校”，两校领导人是“通天”的人物。他们组织了写作班子，以“梁效”(两校)名义发表了不少反动文章，影响极坏。为了鉴定《史纲评要》的“真”，先让中华书局出版了《史纲评要》(1974年11月)。同时，“两校”领导人迟群直接负责，作为“政治任务”交下，要王重民“好好配合”，做好鉴定。他们知道，王先生在这方面一言九鼎，如果他能“配合”，说这书不是伪书，便可镇住众人，堵住非议者之口。
王先生粗略鉴定，认为这确是伪书。“两校”领导人仍不甘心，做王先生工作，要他在图书馆继续“研究”，并再三讲明，这是“政治任务”，要他得出与政治需要一致的结论。
王先生“不识时务”，认真负责检阅史料，进行了科学研究。经过几个月的研究，他确定了专家的一些质疑，从内容、史实、版本、文字、藏者等多方面找出了许多证据，证明了所谓“福建泉州市文物局所藏万历癸丑本”是一部伪书。看着这个结论，“两校”领导人十分恼火，指着王先生发火地问道：“你说这部书是伪书，对你有什么好处？”王先生一言不发，又被送进了“牛棚”中。
屡开讲座课
魏建功主持古典文献专业，为了让学生具备广博的常识、学术眼光，开设了多种“讲座”课，如“中国文化史讲座”、“国外汉字研究讲座”、“敦煌研究六十年讲座”等等，聘请中国社科院、北京市、北大和外地各方面有研究的专家来授课，专门谈论某一方面的研究问题。许多著名的专家、教授、学者，都来为我们上过课。这不仅扩大了我们的知识视野，提高学术眼光，而且让我们见识了这些学者的为人治学的高尚品格。
在众多专家学者中，王重民先生是讲授课题最多的一位老师。据我回忆，王先生先后讲授了“中国文化史讲座”的《明清之际天主教的译书事业》(1963年2月27日)、“国外汉学研究”中的《法国的汉学研究》(1964年春)、“敦煌学六十年讲座”中的《敦煌四部书提纲》(1963年12月)以及单独开讲了《主要图书资料的查找和主要目录索引的利用》(1963年4月15日)等等。当时，众多专家都是一人只讲一个专题，而王先生一人竟讲了五个专题，由此可见王先生的学识广博，更可见王先生热心育人的高尚精神。这些讲授，是他一生研究成果精华的结晶，除给了我们直接知识以外，还给我们指引了学术研究的路子，使我们终身受用。
王先生在图书馆学系有繁重的教学任务，本身还有许多科研任务，但他还在这十分繁忙的工作中，开设了这么多个高水平的学术讲座，真令人钦佩。他的讲课，不似许多先生，下了讲台就走了，不再管了。他是讲了后，还要负责辅导答问，负责到底，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老师。我们请教他，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你详细解答。他说，能提出问题是好现象，说明你用了心，认真学习了，才会有问题出来。我就是一个爱问这问那的学生，爱向先生提问，有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先生从不介意，总是认真给我解答。由于这样，先生对我的印象反而深刻，可能认为我是个爱学习、肯动脑筋的学生。
黎明前的遗恨
1964年夏，我们将毕业了。有一天，王先生请我到他家去，问我学习、生活情况，问这问那，甚为关切。他也谈了他的科研打算，并说，学校让他招收研究生，希望我报考他的研究生，问我愿不愿意。我很感动，也感到很突然。因为，我急于想工作，在工作中学习。我不好扫老师的兴，只是婉转地表示考虑考虑再说。中午，王先生留我吃了便饭，送我出了门。后来，我还是没有报考他的研究生，到了中华书局工作。
1973年7月，我回北京，去看望我的恩师王重民先生和邓广铭先生。这时处在“文革”中，王先生处境不好，无书可教，无书可谈(抄家焚书)，除了学习文件挨批判，还得参加劳动改造。我到他家，正好山东大学关国栋教授也去看他(也是王先生学生)。王先生很高兴，热情地接待，问我们的工作情况、生活情况。对于他自己，他表示，这么大年纪了，没什么，身体很好，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做些工作。他精神很好，也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都感到欣慰和高兴，相信先生定有施展才干的一天。中午，王先生和刘修业老师硬留下我们吃午饭。那个年代，没什么招待客人的，王先生便将两个罐头打开，勉强有荤菜招待客人了。这顿饭，虽极简单，但我们吃得很开心。午饭后，我们告别，王先生一直把我们送下楼，握手告别，互道保重。没想到，这次分手，竟成了与王先生的永诀！
1975年秋天，“四人帮”倒台前夕，疯狂地镇压革命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大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在北大，要找一些活靶子。因为王先生曾在一个小会上讲过赞成邓小平同志的“治理整顿”的话，便将王先生作为“复辟翻案”的“反动右派”大加批判。政治批判加上人格侮辱，王先生受不了，失去了希望，丧失了唯存的一点信心，在大呼“我冤啊”后自杀身亡！就这样，一位杰出的专家、教授，在黎明前含恨离开了人世！我当时远在边陲南宁，一无所知。后来从同学处得悉这个消息时，我深为痛惜：老师啊！您要再咬咬牙，不就见到了光明了啊！您这样留下遗恨，真让人痛心啊！
王重民简介
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号冷庐主人，曾化名鉴，河北高阳人。中国著名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1928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任河北大学国文系主任和辅仁大学讲师。1934年被派往国外，先后在法、英、德、意、美等国著名图书馆刻意搜求流散于国外的珍贵文献。1947年回国任职北平图书馆，兼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主持图书馆学教学，创办图书馆专科(后改系)并任系主任。1949年兼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著述丰硕，有专著、论文百余部(篇)，主要是目录学、主编大批目录索引、搜集研究介绍流散国外的中国珍贵文献、校辑整理文化遗产的著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