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指汉文帝刘恒和景帝刘启当政时期，从公元前180年刘恒继位开始，至公元前141年刘启去逝，约40年。其间“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税收为当时世界最低，刑制由野蛮转入较文明。
【来龙：礼崩乐坏上千年】
关于“文景之治”的来由，我想简要追溯到上一章。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因为把宠爱的褒姒立为后，废正后申侯之女，并要杀太子宜臼，激起反抗。申侯联合缯国（今山东枣庄）和西方的犬戎（今甘肃静宁），一举攻克镐京，将幽王杀于骊山下。随后，晋、郑、卫、秦等诸侯国联军又将犬戎打败，拥立姬宜臼为周平王，迁都雒（洛）邑（今河南洛阳）。因为西安与洛阳一西一东，后人便将此前的周王朝称为“西周”，此后称“东周”。出于同样的逻辑，后来又区分有“西汉”与“东汉”。
西周崩溃的结果，带来一个截然不同的局面，简而言之：礼崩乐坏。
“礼崩乐坏”这词迟至清朝才产生，可几乎专门用来指东周，也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遭重大破坏。你看：周公是人臣，即使摄政，俟成王长大就主动还位，坐回臣的行列，不篡夺天子之位。你看：蔡叔等人叛乱，天子一声令下，叫哪个诸侯出兵哪个诸侯就出兵，很快将叛乱平定。你看：晋国侯的宫殿超过礼制规定，康王派使臣去批评，他乖乖地纠正。可是现在，你看：申侯居然敢反过来杀天子，而点燃烽火也没人前来救援。再看：礼制规定大夫的城墙不得高于三尺，可是鲁国三个大夫的城墙都超过，刚摄相事的孔子要求他们将超出部分隳了，居然遭武力抵抗，反而使孔子断送政治生涯。
那个时代，从文化角度看，正因为没有专制，所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堪称黄金时代。从社会政治角度看，只有一个“乱”字：邦无定交，土无定主；朝约婚姻，夕结冤家；明为盟友，暗为仇敌，战乱不休。
说来其实很自然。俗话说“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了”，意思说：第一代人是亲兄弟，第二代表兄弟，第三代就基本没什么亲戚感情。西周开始分封的时候，那些诸侯不是亲兄弟也是开国功臣，跟天子当然很亲，很感激，很忠诚。下一代，亲情必然疏淡一些，感恩也不同——因为他继承其父，而不是直接从天子那里接手，这样对天子的忠诚度也就自然减弱一些。再下一代，再淡化一些。如此下来，经过几代十几代淡化，还能残剩多少亲、多少恩、多少忠？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何况，你周王也不是个个像成王、康王，而像厉王、幽王的倒不少。一家之父母如果像成王、康王，那么子女争吃争穿可以请父母做主。如果像厉王、幽王，那只好兄弟自己大打出手。春秋战国时代就这样，天子衰落得跟庙里的泥塑菩萨一样，形同虚设，诸侯之间争权夺利，你死我活，烽火连天。
春秋初期天下有170多个诸侯国，最后只剩下“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类，你想象他们相互间的拼杀多么残酷。
不仅如此，除了诸侯间征战不已而周天子无力阻止外，原来的经济、文化也出现全面解体现象：
一、“井田制”逐步解体，出现新的土地所有制及赋税制度，如鲁国的“初税亩”、齐国的“相地而衰租”等。一些强大的诸侯开始建立直属于君王的郡县制，不再对土地进行分封。
二、各诸侯、卿大夫僭用礼乐的现象十分普遍。如《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享用“八佾舞”，即舞女8列，每列8人，共64人。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因为周公对周王朝贡献最大，为报答他的恩德，成王特许鲁国在祭祀的时候可以享受一些天子的待遇，享用八佾之舞，其他诸侯只能六佾48人，大夫四佾32人，士两佾16人。可身为大夫的季孙氏公然也动用八佾，让鲁昭公难堪不已，孔子愤然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三、分封制和宗法制遭到严重破坏，长子继承制度多不能施行，一些有权势的卿大夫在征战中势力壮大。如鲁国最大家族的大夫季平子逝世，儿子季桓子继位，而季桓子年幼，不能操控家族事务，权力落到管家阳虎手中。阳虎成为季孙氏临时当家人，也是鲁国第一权臣，领导三桓少主，执政鲁国。随着季氏等的后代年龄渐长，三桓势力逐渐重新抬头。可是阳虎不肯像周公那样主动返政，公然发动军事政变。
每逢乱世，总有人挺身而出，立志救世，孔子就是其一。孔子的理想非常明确：克已复礼——恢复周公那样的礼乐大治。
孔子以悲剧告终。除了自己的祖国，他还游历了14个诸侯国，可是没一国采纳他的政见，一个又一个诸侯国敬而远之。最后，他只好回家教书、编书，把梦想寄托于后人。
我认为，孔子失败的根本原因有两个：
第一，孔子所描绘的盛世不能让人信服。孔子认为周的礼仪制度是借鉴夏、商二代发展而来，非常完善。如果哪国重用他，很快就能让哪国再现西周盛世。人家要他证明夏、商、周三代礼制怎么演变，他说：夏礼我能说出来，它的后代杞国人不能证明；殷礼我能说出来，它的后代宋国人也不能证明，只因为他们没有文字资料和熟悉夏礼、殷礼的人。如果有的话，我也可以证明它！人们再问：那么在夏、商之礼荡然无存情况下，你如何学习夏礼、商礼？既然你仅仅通晓周礼，而不知夏、商之礼，那么关于三代之礼的因袭与损益，凭什么论断？他哑口无言，于是人们不相信他，也就更不肯用他。2000多年后的今天，考古技术比孔子时代不知进步了多少倍，但我们仍然无法替孔子给出一个富有说服力的答案。
世界古代史专家晏绍祥曾撰文指出：最早谈及“道德滑坡”问题的，是雅典享有“最无偏见的历史学家”之誉的修昔底德。当罗马共和国进入最后100年时，罗马人也开始讨论他们的道德崩溃问题。近代早期的欧洲，特别是17和18世纪，欧洲人对古代的道德也开始产生浓厚兴趣，并且把古代共和国的存在与发展，与古代人的所谓美德联系起来。所谓古代道德高尚，其实不过是人们因为对现状不满，把古代理想化的结果。修昔底德与孔子差不多同时代。由此可以引出另一个问题：儒家也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以道德说教维护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又以道德“今不如昔”之说诱导人们对现实不满。
第二，孔子试图把统治者关进礼的笼子。孔子周游列国，到卫国的次数最多，逗留的时间出最长，卫灵公及其美丽的夫人南子也对他最好。因为南子风流，名声欠佳，公子蒯聩弑母。后来灵公去世，本当蒯聩继位，因他逃亡在外，只好由他的儿子辄继位。对此，孔子却固执地建议：灵公去世，蒯聩自然是卫国公室里的长辈，君臣父子这名分不可颠倒。父亲流亡在外，辄直接继承祖父的君位，在礼上说不过去。所以，当务之急是请蒯聩回来继位，辄退回太子之位。假如你是卫出公辄，你会采纳孔子这建议吗？不错，孔子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可他有个前提——把统治者也关进礼的笼子。“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换言之，法的笼子不关大夫以上的人，礼的笼子不关平民百姓，看似不错，但是这笼子尽管用金子打造得灿烂辉煌，可毕竟是笼子，得失去人生更为宝贵的东西——自由，所以当时那十几国的君王没一个听从孔子劝诱，此后上百个帝王也只是在董仲舒和朱熹之流忽悠下把百姓关进去了事。
当然还有一些孔子自身的原因。比如孔子口才不大好，却自恋无比说“君子敏于行，讷于言”，并抨击“巧言令色，鲜矣仁”。如果他的口才能有后来王莽那么好，我不信那十几个诸侯国没有一个不会被他忽悠。总之，孔子在实践上失败了，挽救不了“礼崩乐坏”的天下大势。孔子曾叹息“逝者如斯夫”，也许是他周游回来的深切感慨。覆水难收，刻舟求剑只能徒留笑话。
战国那个乱糟糟的局面，拖到由秦始皇赢政去收拾。从这个角度说，赢政是成功的，功大于孔子。
只遗憾，秦赢政也不肯进礼的笼子，相反干出“焚书坑儒”之类的暴政，不仅为千夫所指，自家江山也未能长保。秦赢政强烈奢望长寿，曾经专门委派浩浩荡荡的人马到海外寻求长生不死的仙丹。但同时，他早已做好了死的准备。他亲自拟好一系列名称，自己称“始皇帝”，儿子称“二世皇帝”，孙子称“三世皇帝”，以此类推，以至“万万世皇帝”，千秋万代永远在自家传下去。他太天真了！赢政死后第三年，秦氏江山就易他姓，而且亡得很窝囊：秦王朝那刚继位46天的皇帝子婴，坐白马素车不算，还得系一条白练，躬身待在路旁，双手将那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字的玉玺交给沛公刘邦。强大无比的秦氏帝国仅存15年47天，便一去不复还。
可是刘邦接了玉玺却不敢随即称帝，因为他底气不足。我们中学时候读过司马迁的《鸿门宴》，刘邦在项羽面前多谦逊啊！是刘邦首先进入关中要地，给秦王朝致命一击。但与项羽相比，他还处于弱势，于是主动撤到城郊，把宫城拱手让给项羽。刘邦是很有野心，又很有心计的。他曾经是街头巷尾的流氓地痞小混混，混进秦氏干部队伍也只不过区区亭长（相当于现代行政村村委会主任），可一旦有志于天下，便“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知人善任，虚心纳谏，注重发挥部下的才能，又注重团结各地反项羽的力量。避过锋芒，积蓄好力量，转守为攻，反败为胜，逼得项羽自尽了结。公元前202年，刘邦这才登上皇帝之位，国号“汉”。这时距公元前206年他接受秦王子婴投降，多了四年战乱。而距西周覆亡的公元前771年，多500余年乱世。距上一个盛世“成康之治”，则多800来年。
长期战乱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百姓苦不堪言。秦时总人口2000万，汉初只剩650万，差不多减少2/3。秦时的曲逆城（今河北完县）有3万户，汉初仅存5000户，只剩1/6。好年景时，一石谷值5钱，汉初涨到5000~10000钱，涨一两千倍。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人吃人的现象到处发生。
刘邦才高命薄，头尾只做了八年皇帝，但效率很高。一方面他致力于内部安定，首先是对于被灭国的六国后裔不掉以轻心，将他们连同地方的名门望族十几万人迁到关中，集中在中央直接控制之下，消除后顾之忧。还有以前的敌人，如季布，他原来是项羽手下的大将，曾几次领兵将刘邦打败。刘邦做皇帝后，记恨季布，但出于长治久安的考虑，刘邦不记仇，不但放了他，还封为郎中（仅次于尚书、侍郎和丞相）。这些做法跟周初处置殷商遗民完全相似。各地的异姓王也不能让人放心，因为他们有兵将，一旦有二心可麻烦。其他将领也让人头痛，他们为功劳大小和赏赐多少争斗不止，如果安抚不当，也会作乱。对这些诸侯和将领，刘邦进行巧妙处置。当然，杀韩信等功臣毕竟是不值得称道的。
另一方面，他豁免徭役，减轻百姓负担，恢复经济。几乎是开国大典刚刚散会，刘邦就颁发一系列新政：允许贫困地区的百姓把儿女卖到经济较好的四川等地去，官府不干涉；允许逃犯返回家乡，并归还原有田宅；允许因贫困被卖为奴婢的人恢复自由；让士兵复员归家，给他们土地及住宅，让他们从事生产劳作；减少税赋，秦时十收五，现在改为十五税一，也即税率从50%降到6.67%；鼓励生育，增加劳动力；鼓励发展农业，抑制和打击唯利是图的商人，等等。这样，上百万农民很快回到土地上，社会经济迅速恢复。
同时，着手思想文化重建。刘邦青少年时没读什么书，生活放荡不羁，人称“高阳酒徒”。据说，刘邦还曾摘儒生的帽子来尿尿。可是当皇帝后，那帮战友继续称兄道弟，在宫里乱吃乱喝乱撒，没大没小，没规没矩，刘邦看不过去了！这时儒生趁机提出礼的笼子，尽管金灿灿，刘邦本能地反感，但稍一细想，觉得这是替我管教干部队伍啊，何乐不为？将那帮连死都不怕的汉子关进这笼子试试，一个个高官大臣果然变文质彬彬起来，并让他做帝王变得千百倍尊贵起来，感觉好极了！于是，他改为尊孔。公元前195年还专程到山东曲阜，以天子祭祀社稷的“太牢”礼祭孔，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亲临孔庙的君王。生前沦为“丧家狗”的孔子，终于让帝王开始刮目相看！
刘邦使四分五裂的中国统一起来，把分崩离析的民心凝集起来。他对汉民族的形成、中国的统一强大、汉文化的保护发扬有着决定性的贡献。我们今天所属“汉族”，说的“汉语”，写的“汉字”，都由此而来。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瑟·汤恩比评论说：
人类历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恺撒，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刘邦。恺撒未能目睹罗马帝国的建立以及文明的兴起，便不幸遇刺身亡，而刘邦却亲手缔造了一个昌盛的时期，并以其极富远见的领导才能，为人类历史开创了新纪元！
刘邦死后，他儿子刘盈继位，即汉惠帝。刘盈有父亲那批能臣辅佐，继续推行与民修养生息政策。刘邦后期，为对内平定叛乱、对外迎击匈奴，增加了一些赋税。现在内外已平定，刘盈便取消增加的赋税，恢复十五税一。鼓励农民耕作，对于出色的农民还免除其徭役。为增加人口，督促民间女子及早出嫁，如果到15岁还不出嫁，要征收五倍的算赋（即“人头税”）。秦时除了官府，民间一律禁止藏书，刘邦基本上继承秦制，包括“挟书律”。刘盈废除这一法令，使长期受压抑的儒家和其他思想都开始活跃。可惜，刘盈在位仅七年便早逝。
刘盈死后，吕雉立刘盈的儿子刘恭为少帝。吕雉是刘邦的原配夫人，她虽为女人却很有谋略，早年为刘邦造反夺权立下汗马功劳。刘邦驾崩，刘盈继位，尊吕后为皇太后。因刘盈仁弱，实际朝政由吕雉执掌。因生母被吕雉所杀，刘恭颇有怨言。吕雉便杀刘恭，立刘义为帝，但“号令皆出太后”。
吕雉先后掌权达16年，认真贯彻执行刘邦的遗嘱，相继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继续奉行“无为而治”国策，从民之欲，从不劳民。不论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方面均取得进一步发展，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皇权之争
从前文简述可以看出，汉初宫中并不清静。进入“文景之治”盛世，这种乱象仍然时隐时现，且在三个层面交错。
1.刘氏与吕氏之争
中国封建社会的宫中有两大毒瘤：一是外戚政治，二是太监政治。两大顽症时不时发作，常常作乱。外戚政治的危害，汉初第一次显现。
外戚指帝王的母族、妻族。自周朝开始直至清王朝，均实行嫡长世袭制，即由帝王正妻的长子继承王位。这种制度可操作性强，没什么歧义，也即没什么好争议的，一般而言有利于政权的平稳过渡。但也许是享乐过度吧，帝王多短寿。这样，嫡长子接班时往往年幼，没有执政能力，需要他人辅佐。由“外人”摄政的风险毕竟太大，即使周公这样品德高尚的人也引起误解，并引发叛乱，所以更多由母亲摄政，比如吕雉。
吕雉与刘邦同甘共苦，入生入死，且有勇有谋，是个非常优秀的女人。她摄政、执政十几年，保持汉初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挺不容易。然而，她也没能克服女人的某些弱点，形成外戚政治，给汉王朝带来直接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