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当奶崽从他的房间里慢腾腾地挪岀来，准备去放牛时，大家看见的奶崽：满脸、满嘴、衣服的前襟上都爬满了黑黑的东西！吓得大家急忙向奶崽奔去。奔近一看：原来半夜他口渴，竟将一瓶墨汁误当冷水全喝了。大家围着他笑得前俯后仰。奶崽羞得跑到屋前的那条河一头扎进水里，放肆地洗呀，洗呀，半天都不肯上岸。
正当大家齐心协力想帮助奶崽促成这桩心事时，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开始了，我们的文艺队长被杀害了。江永的知青开始了生与死的大逃亡，奶崽的心事也让这场空前劫难给摧毁了。
几年后几经辗转奶崽被抽调去支援三线建设修铁路。这一修却让奶崽与铁路结下了不解之缘，吃上了铁路饭，并娶了个没当过知青的女孩做了老婆。小华生子后来回城当了老师，找了个没当过知青的男人做老公。据说回城后过得并不好，先是得了抑郁症后来竟跳楼自杀了。这是早几年听人讲的。我们奶崽的这段弥足珍贵的初恋只能留在记忆中了。
1967年8月，与江永相邻的道县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屠杀案，即后来史称的“道县大屠杀”。道县的某些造反组织先是彼此不和，大动干戈，继而发展到凡属“黑七类”分子乃至子弟一律杀掉，并且美其名曰“道县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这段时间究竟被杀多少人，有的说九千多，有的说一万二千多人（被杀者不一定是“黑七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屠杀风波必然波及绝大多数均出身“黑七类”的江永知识青年，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捆绑吊打知青的情况，因此，很多知青纷纷选择各种途径逃向长沙。但是，也有一部分知青在“造反有理”的旗帜下，坚持“就地闹革命”。其中，农艺队的副队长王百明本已在长沙却决然返回乡下去抓革命、促生产。此刻江永县的屠杀风正盛，王百明却毫不畏惧，依然从容在县城行走，积极参与开会、写大字报，与人开展辩论。
虽已听说出身不好的知青会遭到屠杀，但他并不介意。
8月17日这天，百明和一位朋友到街口国营饮食店用餐，正吃着，突然进来四个什么组织的人，手里拿着鸟铳恶狠狠地问道：你是不是王百明？百明见状，连忙站起来回答道：是呀，我是王百明。百明嘴里含着的食物还没来得及咽下去，话音刚落，只听轰然一声，旁边一持鸟铳的汉子竟对着百明的脸就是一枪！百明当即捂脸倒地，再也没有醒过来了。据说凶手不久即自杀，但这是后话了。
母亲对江永的武斗情况早有风闻，总担心我一个女孩子的安全，于是便拍了个“母病危速归”的电报将我早早叫回了长沙。我获得王百明的凶讯时，早已身在长沙。记得当时我和一群爱好文艺的男女青年正在十六中投考一个文艺宣传队，突闻此讯，大家泪流满面，相拥哭成了一堆。
王百明，一位愿意将生命交付给革命梦想并正在付诸实践的22岁青年，一位充满激情、才华横溢的诗人，一位与他的青年伙伴们在农艺队朝夕相处的兄弟，却在那荒诞的岁月殒命异乡。
从此，江永农艺队少了一位讴歌时代的“普希金”。
一盏灯有一团亮光，一棵树有一片阴凉。当年江永农艺队的哥们姐们与当今盛世的“超女超男”们相比，也许微不足道。但当年下放在江永的知青以及全县17万农民哪个不知晓江永农艺队？那些频频为知青们、农民们送去欢乐的帅哥靓女们的笑靥，不也经常在他们艰辛劳作中带来一丝慰藉？只可惜在那特殊的年代，曾经响当当的“农艺队”毕竟只给了人们惊鸿一瞥。即便是这一瞥，四十多年过去，老知青们、老一辈的本地农民依然在深情地怀念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无须发经天纬地的宏论，也难有扶危济困的神通，在生命的过程中，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只要能为周围的人带来点点滴滴的益处——有如灯，给人以光明；有如树，给人以阴凉——这大约便是有意义的生命，也是江永农艺队存在的价值了。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生命之河，日夜奔流，河汉星空，星散云流。从那已然褪色的黑白相片中仔细辨认当年的帅哥靓妹们的影像，这些昔日农艺队的帅哥靓女们，他们有的成了叱咤商场的悍将，有的已退休在家颐养天年，有的仍在鼓起余勇以花甲之躯去搏取那养生之钱，有的却因意外早早故去……感谢你，江永农艺队，你曾给过深陷阴霾的老知青一点阳光。怀念你，那些曾经活跃在潇水河畔的年轻背影……
作者简介
邱放，女，生于1948年9月30日。1965年初中毕业于长沙市第十五女子中学，同年9月4日下放到湖南江永桃川农场。1966年2月调入江永县农艺队从事亦农亦艺的演艺工作。1971年转入湘西自治州龙山县贾坝公社团结九队插队落户，1973年3月病退安置在龙山县民安镇，1978年招工在龙山县文化馆当文化站辅导员。1981年转干，1989年12月调张家界市农业银行，2003年在银行系统退休。
一封上告信
赵永智
1970年夏天，气候宜人的贵州高原，正是晴空万里、山花烂漫的时节。茧居在家中的我心里却阴沉沉的：已经20岁了，还要靠在旅社工作的母亲每月三十多元的工资养活，分吃她的27斤口粮，心里说不出的惆怅。原本在一个培训农民的拖拉机驾驶培训班找到一份做饭的工作，做了20天，那位姓熊的负责人打听到我是返城知青后，吓得赶紧将我辞退，说怕戴上“破坏上山下乡”的帽子。出于对我的好感和同情，他还给了我说好的一个月二十多元的工资。
1965年初中毕业后，我尽管在学校年年评为三好生，成绩册上全是红色的高分，但毕业了还是进不了高中，原因是扁担大的一字都不认识的母亲曾经参加过“一贯道”。我从小就听老师的话，相信当时学校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不用学校动员，率先报名下了乡。老师说今天去农村犹如当年革命青年去延安，开始去时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最终的结果是都会变成老革命。
成绩好而进不了学校的同学听到自己可以选择革命道路，一个个无比激动，地区二中一位高中同学还写了血书，表示下乡的决心。9月1日，我们贵州省安顺县（安顺地区机关所在地）六五届的53个知青坐在两辆大卡车上，唱着当时最流行的歌曲《革命青年志在四方》，集体插队到了一个叫做苏吕堡的生产大队，53个同学按每队3男3女分到九个生产队（有个队少一个）。到农村实际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大家才知道是受了欺骗。
在农村别说干革命，就连养活自己都不容易，选择的道路根本不可能改变家庭出身，“四清”工作组进村后并没有把知青与贫下中农同等对待，召开贫下中农的会议时根本不让知青参加。1966年12月5日，生产队分了粮食后，不甘心和农民一样被波澜壮阔的运动遗忘的知青们，集体卷起被包，回到安顺城参加文化大革命。在“红海洋”
中轰轰烈烈折腾了两年，国家政权倒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的命运却没有丝毫改变，一个个只能陆陆续续返回农村。我因为医院证明患有心脏病，所以才敢留在城里等待“知青办”的处理。六四届、六五届知青中执有医院证明的还有李遂珍、侯泽华等四五个同学，大家经常约起去找“知青办”解决回城问题。“知青办”的王主任总是推三阻四的，大家找了一两年都没有结果。
那时候，广东部队485团进驻城里实行军管，这支部队“左”得出奇，甚至两口子为家事吵架，操着浓重广西话的大兵们都要质问双方：“你是什么成分？”两口子中谁的成分好，就支持谁。这形势让我们这些留在城里的知青生活在惶恐之中，因为我们不但成分不好，而且还是没有户口的“黑人”。
“革命”高潮过后闲下来的“老三届”高、初中生，除了下农村当知青的外，其余的闲在城里无所事事。前不久，体育场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公审了十来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说他们组织了一个什么“自由党”，其中枪毙了姓夏、姓肖、姓姚的三个人，被判刑的人中有张姓、刘姓两个女生，都长得很漂亮。（二人关到“文革”结束后放了出来，至今风姿犹存，都在做生意。）这些人在台上昂首挺胸，一副不怕死的样子。这事提醒了很多家长，都把闲得无聊的孩子们关在家中，不准外出。
我不想再让母亲为我担心，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一天上午，我独自在家读同学在“文革”初期从师专图书馆弄出来的《普希金诗选》。当我读到“我的道路是悲凉的，未来像海洋/汹涌激荡，只预示着操劳和悲怆。/然而，朋友，我不愿就这样死去，/我要活，为的是忍受痛苦和思维”，不禁掩卷沉思。就在这时，猛然一阵嘭嘭的拍门声将我拉回到现实中来，我赶紧将书藏在煤灶的灰坑里。那时，在中国除了毛泽东着作等几本书外，什么也不准看，搜家时连鲁迅的书也要搜，我的一本《野草》就被搜去了。我惊恐地打开门，居然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穿着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出现在面前，他自我介绍说是地区公安处的，叫杨万里。问清楚我的姓名后，他说：“正要找你，我们军管组的王建仁组长要找你谈左荷锄者为本文作者话。”王建仁，地区公安部门的第一把手，只有开重大的公审大会时才露面的那位大领导。
他找我一个普通知青会有什么好事？过早去世的父亲在我很小时就教育我：“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这话已经不灵验了，从小就是父母的乖孩子、学校的好学生的我虽然并没有做错什么事，但此时心里就很害怕-这是一个可以随意抓人的年代！看到我的忐忑不安，杨同志同情地对我透了底：“你写了一封信给省里的兰政委（当时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兰亦农将军），兰政委很重视，亲自作了批示，责成我们军管组王组长和你们县革委第一把手安静海主任亲自处理，现在王组长要找你进一步了解情况。”
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文革”搞了几年，国家主席被打倒了，各地都建立了新政权-革命委员会，说是取得了“伟大胜利”，而我们老知青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才下去的老三届新知青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学校有一个66届下乡的女生，姓姚，瘦瘦小小的，天生一副营养不良的可怜样。她母亲早死，继母对她不好，伟大领袖号召红卫兵下乡，不用动员她就抢先报了名，早就想离开那个没有温暖的家了。她落户在乡下一个老太太家，老太太家里只有一个快三十岁的傻儿子。老太太给姑娘好吃好喝，要姑娘与她同睡，让姑娘感到了那早已失去的母爱。过了半年后，一天夜里，突然床上的老太太变成了话也说不清楚的傻儿子。
姑娘吓得直抖，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事过之后，她痛苦没有亲人能够倾诉，道理没有地方可讲，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整整两天。第三天是赶场天，眼泪也干了，她拖着两天没进米水的身子，去乡场上买了一瓶剧毒农药，将自己了结在村外阴森森的竹林中。
当时让我们难以理解的是，她的父亲居然没有追究这事，而是草草安葬了事，那神情似乎还感激人家为他卸了一个包袱。这件事，让知青们听了都很寒心，我也是有怒无处发。
事过不久，也就是1970年的春季，一个要好的68届女知青对我哭诉了她的遭遇：一天收工后，精疲力竭的她掉在最后。这时太阳已经落下去了，两旁的山冷冷阴阴的，走着走着，想到自己的一生就要在这山沟沟里打发，她心绪极为低沉。这时，冷不防一双肮脏的手从后面紧紧抱住少女丰满的胸部，姑娘惊吓得大叫起来，本能地挣脱往后一看，竟是天天安排出工和叫大家读毛主席语录的生产队长。在这个小寨子，生产队长是说一不二的人，是掌握知青命运的主子。姑娘又气又怕，连锄头也不要了，哭着跑回寨子。这事也不敢对人说，第二天一早就搭车回城了。
听说这些事情后，我不由联想到自己的困境：病了别说没钱医，连粮食供应也没有，卖苦力也没地方敢要。前几天几位同学商量着打算赌气挑黄泥到城里大街上去卖（当时最让人瞧不起的活路-老百姓用黄泥拌煤粑），现“革命青年”的丑，但又怕被定为向“红色政权”示威，给抓起来……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日子怎么过？还让人活吗？一时激动，奋笔疾书，给全省的最高统治者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兰亦农将军写了一封上告信。
信的内容大致是这个意思：我们是听了毛主席的话下农村的，可是去了后遇到很多问题没人管，女知青受到欺辱也没地方申诉（列举事实），容忍这些现象是对毛主席上山下乡革命路线的破坏……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极左的“红色恐怖”时代，我怕连累家里和同学，这事没对任何人说起，连底稿也不敢保留，只暗地对受委屈的那个要好的女知青说：“我写了一封上告信，给你出气！”说这话时，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少有的男子汉气概。
实际上，当时知青在农村造成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已引起中央关注，甚至有些地方的知青和农民还形成了敌对情绪，我们县还有爱读哲学的新知青成立了“马列主义研究小组”来对照现实（当时传说这也是引起公安部门注意的“反动组织”）。我的信，就是在积重难返的知青问题已受到中央重视的时候，送到了兰政委手中。兰政委根据中央关于处理知青问题的精神，很快作了批示，下面各级自然也就不敢怠慢了，于是就有了来人找我去公安处的这件事。
来到公安处，见到了身材魁梧的王组长-地区专政机关的最高领导。他一脸的严肃相，拿出几张纸在我面前晃了晃：“这是你给兰政委的信？”我抬头一瞄，信的前面加了两页，上面盖满密密麻麻的十多个公章。王组长拿着信看着窗外，似乎是在自言自语：“兰政委很重视，亲自批示了。”接着，他回过身来让我坐下，问起了知青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公安处出来，我心里很不平静，一场惊虚后才明白过来：这件事情害怕的不应当是我，应该是别人。这别人是谁？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个最讨知青们恨的县知青办的王主任，今天应该整治他一下了。于是，大踏步朝着与公安处比邻的县政府大院疾步走去。
我用力推开县知青办虚掩的门，矮胖的王主任端着茶，拿着一张报纸，皱着眉头，坐在那张堆满马列和毛泽东着作的办公桌前。他这个人的特点是一看见知青就不耐烦，今天我推门的动作大，更是惹得他满脸不高兴，抬起头来瞪了我一眼，又回过头去看他的报纸。
“喂-”我连称呼也不叫，直接冲着管我们的这个人喊道，“我们因病不能在农村劳动的问题，你解决不解决？知青在农村的困难，你管不管？”
“你又来闹了，我有本事解决吗？我管得了吗？”像以往的回答一样，这位主任理直气壮，而且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
“那你当这个主任做什么？”我也不甘示弱地大声反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