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汉帝国的首要贡献：当农民/“无赖”型的开国皇帝感到需要时，抓住机会构建了汉宫礼仪体制——用他那灵活的“战略”方式：］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他的君主和他面对一个越来越难以容忍的局面，那就是现已成就了革命胜利的人们早被革命解放，以致“无法无天”：］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在革命和战争已成往昔之后，农民革命者和出身卑微的武士们必须被管束、被“纪律”、被“文明化”。］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儒家的机会终于到来，这位儒生战略家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它：］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陆贾云”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臣原（愿）徵（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原（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信条方面的灵活性，战略实用主义，“政治是可能之事的艺术”。］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这位非儒的、讲求实际的君主当然不会做那么多妥协，接受正统的或不打折扣的儒家方式，就像那位推销员完全知道的那样。］
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
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汝）真鄙儒也，不知时变。”［讲求实际的儒生战略家VS教条式的完美主义者，后者坚执“要么全有、要么全无”态度。］
表遂与所徵（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
［儒生战略家洋洋大观地成功了，儒家开始了它赢得国家的进程：］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规制化的政治一向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象征本身就是一大实质。］竟朝置酒，无敢哗失礼者。［效果引人注目！不再有诸如“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之类图景。］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尽管来得晚，但这位皇帝的虚荣毕竟得到了重构和实现。同时，他和他的王朝的权威得到了相应的巩固。］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原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儒家教义和作为一派人的儒生现在开始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占据一个经久的地位，意义重大！］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他初始确定了儒家在帝制国家内的方向，靠他的成功作为决定性范例或榜样。］……
［他继续他的儒家礼制建构努力，比先前容易得多：］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叔孙通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徙为太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著也。……
太史公曰：……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屈），道固委蛇（逶迤）”盖谓是乎？［我们的伟大史家对这位儒家机会主义者有一种深刻、准确和同情性的理解。］
制度的儒家化——“中国式国家”的问世
本列传内的各项传记以关于儒家的政治史为先导，从孔子本人到大约350年后儒家教义被确立为帝国官方意识形态。其中可见：思想与权势的关系；与国家实践相伴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卓著的个人（学问的和政治的）发挥的作用；一种意识形态的坚韧耐力；总合起来大有助于我们成为“中国人”的大小人物。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朝廷考选学官的法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广开勉励学官兴办教育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胸怀政治的先师本人：］夫周室衰而（讽刺时政的）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悯，担忧）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一年）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先师全无政治权势或政治“后台”，因而沮丧如此，幻灭如此。］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紧随先师去世之后的活跃儒生：很少几位在政治上比他幸运，比他更多世俗才干，还有一些系民间教育者。］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战国：对儒家的命运（特别是政治命运）来说糟糕的时代，尽管有以子夏为师的魏文侯。然而在教育和学问领域，儒家有坚韧的耐力和不懈的努力，自觉或不自觉地准备迎接未来。
［秦帝国之下儒家的灭绝性灾难：］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儒家典籍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令人惊异（甚或难以置信）的儒家武装革命者！如下所述，儒生对灭绝性屠杀他们的秦帝国恨之入骨。］
陈涉起匹夫，驱瓦合（瓦合：形容临时凑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汉初，儒家走向恢复和成长（学问与政治影响两者的成长）的曲折道路：］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汉帝国时代的第一位显赫儒生，抓住机会构建了汉宫礼仪体制。旨在促进儒家事业的灵活变通的儒生“战略家”。］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他开始使儒学有社会吸引力，靠的是以他和他的弟子取得了令人羡慕的官职这榜样。“学而优则仕”这势利的信念的开端，对儒家的繁兴确实意义重大！］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学校）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徵（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隧道的尽头近乎突然到来！儒家碰到了一位世俗的“全能者”——汉武帝作为它的政治主持者，因而成了帝国官方意识形态。国家的意识形态化与儒学经体制性安排的政治化：］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儒家和儒学的宫廷先锋，遭遇窦太后的厌儒拒儒的曲折时期。］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向）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随反儒的窦太后逝去，儒家教义被牢固地确立为官方正统，在宫廷的促进下繁荣昌盛：］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繁荣昌盛，除武帝本人外，一是依凭有权有势的贵族恶棍田（他很大程度上依赖他的舅母、新太后王氏），二是依凭出身微贱的老儒生公孙弘（他部分地通过他的两面三刀使儒家教义首次成了体制化的国家制度）。］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与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所说类似，帝国社会的风行思想是帝国宫廷的思想。意识形态主流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公孙弘实现的国家制度的儒家式体制化：］公孙弘为学官，悼（担忧）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屋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忧虑）焉。故详延（大力延请）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使儒学教育成为国家官办事业，先在帝国首都，而后遍及华夏。帝国的政治教育被体制化：
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请因旧官而兴焉。［帝国官办政治教育首先旨在从被选的民间学生里产生”儒官“，他们经过国家儒学考试，优者入仕：］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免赋税徭役）。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举荐）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如果）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直接将其姓名向上呈报）。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并且惩罚举荐者）。
［提升现有的未经提升的”儒官“，迅速增加中央和地方行政当局内儒者的数量：］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属吏），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文质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对国家和对儒家都有很重大的影响：要做官就必须先是儒生。国家的近乎完全意识形态化和儒家的政治化，在某种意义上，标准的“中国式国家”由此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