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0年初冬的一天晚上，时间大约是7点多。我刚刚整理完傅斯年在北X大学当校长时签的一些公文。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找到的最后一份公文是傅斯年开除周作人的通知，理由是，周作人在抗战中当过伪北X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所以“汉贼不两立”。
那是1990年初冬的一天晚上，时间大约是7点多。我刚刚整理完傅斯年在北X大学当校长时签的一些公文。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找到的最后一份公文是傅斯年开除周作人的通知，理由是，周作人在抗战中当过伪北X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所以“汉贼不两立”。
看到这份措辞强烈的通知，我脸上露出了微笑，因为这正好说明了一桩陈年旧事：抗战胜利后，傅斯年被推荐为北X大学校长，傅斯年却把这桩好事让给了胡适；没想到傅斯年保举胡适后，却又到处找人，表示要到北X大学当一段时间的代理校长。但这并不是傅斯年反悔了，而是他担心胡适爱做老好人，对那些当过汉奸的教授下不了狠手，所以要在胡适到来之前，先帮他“清理门户”。
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兄弟两个，一个为北X大学设计了校徽，至今仍在用；一个却因为当了汉奸，不但被北X大学开除教职，还被民国政府公开审判。兄弟俩走的路，真是大相径庭。
带着这种白云苍狗的感叹，我揉揉酸痛的腰，闭闭有些迷离的眼，然后继续在暗淡的日光灯下整理资料。
我突然发现，在纸堆中，有一张纸与众不同。整张纸上，是围成圆形、环环相扣的八个圆圈，中间则是一个更大的圆圈，里面是环环相套的圆圈，我数了一下，总共有五个。这张纸是用黑色钢笔画的。
这张纸上，字数寥寥无几。在八个圆圈上，标注着八个毛笔大字：“乾、坤、坎、离、震、艮、巽、兑。”而那五个圆圈上则拉出五条线，第一条标着“金刚墙壹”，其后则依次是“贰”、“叁”、“肆”、“伍”。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字，甚至连个签名都没有。
看到这张纸，我皱起了眉头。
要知道，在北X大学整个的校史中，讲这类阴阳五行的教授几乎没有。北X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确实设立过经学科，不过讲的却是《毛诗》、《周礼》、《左传》等，现在很流行的《易经》、八卦等东西根本不受重视，当然这也和孔子提倡的“不语怪力乱神”有关；在严复担任北X大学校长后，连经学也不像以前那么吃香了，他将经科并入了文科，提倡东西方哲学、中外历史、地理、文学“兼收并蓄”。到1915年之后，新文化运动兴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响彻全国，更不可能再出现八卦和“金刚墙”之类的东西了。
从这张纸用的笔来看，也颇有可疑之处。钢笔在北X大学教授和学生中流行，是在抗战胜利之后，最早在1927年北伐战争前后被使用。这时在北X大学，根本没有图上所画的东西的立足之地。
对着灯光反复验看，我又发现了一个疑点，相比于常见的民国信函用纸，这张纸明显比较厚，但是很平整，应该属于国外进口机器制作的纸。另外，边缘大部分发黄，最边缘处已经成为褐色，已经破损了，可以认为这应该是民国时期的纸。
在当时，国外进口纸因为质量比较好，价格也很贵，要三块大洋才能买上一令，不是特别重要的文件，当时基本上不会有人用这种纸。
从这种种迹象看，我觉得这张纸不大可能来自北X大学。难道在归还档案时，中间夹了其他的资料？我暗自想。
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可能，我就曾经在这堆纸中发现混入的一张纸，先看到的是一个大印，上面的字是“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仔细一辨，发现是一张调兵命令，内容是在平津战役期间，傅作义命令他的王牌军第35军军长郭景云火速增援张家口。
后来，我们把这份文件移交给了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馆的一位研究员激动地给我们打来了电话，连声说“得到了珍贵的一手史料，解决了大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如果我把这张纸简单地丢在一旁，那我就会和这个秘密无缘。我的职业心却没有让我这么干，因为我知道，在这堆纸里的每一张纸，都可能是珍贵的。
在北X大学，我只是个小人物，和那些名声远播的大教授们无法相比，可我也有自己的追求，毕竟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触到那么多名人的手迹，发现那么多不为人知的陈年旧事。我后来才发现，就凭我在北X大学档案馆的这段经历，我已能比现在很多名人还要出名。
纸堆在一天天减少，和这张图笔迹相同的纸越来越多，我也已看出，这是一本日记。纸上不断出现的“北X大学”字样使我意识到，这张图和北X大学确实有很大关系。
可是，这本日记的作者是谁呢？在我收集的日记中，不断看到的只是“昨天聚餐，人较多，数杯小酌，有欣欣然之感”、“今天上书，领导告知高层很重视，心甚慰”之类的话，作者从来没有写到自己的姓名。也许，对人而言，最容易被忘记的可能恰恰是他自己！
1990年12月31日，随着一张纸的出现，我终于知道了作者的名字。
我之所以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前一天正好下了大雪，雪压垮了树枝，结果砸破了1148室的玻璃。第二天我发现时，纸堆上已经蒙了薄薄一层雪。
这些旧纸很多用的是手工竹纸，写的是毛笔字，雪压在上面，万一化开，那有多少珍贵的资料会毁于一旦。我赶紧处理起来，在把雪花抖开时，我发现了一张薄羊皮，上面写的是“步云杂记”。
这个笔迹很是熟悉，我打开档案袋，一对比，发现这张薄羊皮竟然是这本日记的封面。
“步云”是谁呢？虽然经过这段时间的工作，我对北X大学的种种掌故已经极其熟悉，可是我从来没听说有什么人名叫“步云”的。这时，我想到了一个人：老秦。
在北X大学，老秦可能算对北X大学最熟悉的人了。他出生于1925年，父亲就是北X大学的校工，所以从小在北X大学长大，我只不过在纸堆里看到那些名人手迹，他却看到过他们本人。
“傅斯年先生是个胖子，很怕热，可是又很贪吃，可是当时北X大学没有冷气，有一次，傅先生为了吃好晚饭，居然先把自己淋透了，然后才坐在桌旁大吃。
“胡适先生对敌人也是很好的，鲁迅当年把胡适先生骂个臭死，抗战后，在审判周作人时，胡适还用北X大学的名义，向法庭出具了一份证明，说日伪期间北X大学校产未遭破坏，图书设备还有增加。当时，在报纸上又被骂了个臭死。”……
各种名人逸事只要和北X大学有关，老秦张口就来。
看到我时，老秦本来还笑嘻嘻的，可是一看到那张薄羊皮封面，老秦的脸色却变得很古怪。他摘下老花眼镜，拿起个放大镜，把羊皮封面看了又看，然后戴上眼镜，再把它拉下，炯炯的目光掠过老花镜，死盯着我：“这些东西你从哪里弄来的？”
“1148室的纸堆里。”
“那毁了它吧！”
“毁了它？这、这怎么行呢？”我大吃一惊。
我估计，这些纸要是放到现在，如果拿出来拍卖的话，每张纸起码可以拍到几万元。虽然当时我还没有这种概念，却也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价值不菲的文物。
老秦这个人，当然也知道这个理，为什么会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话呢？
下面是老秦对我讲的话：
“我今年67岁了，反正退休了，有些话说也就说了，没人会把我怎么样。你做事情有干劲，为人也正派，有些话我也就对你说说，别人我还不一定愿意说。人这个东西啊，在我看来，就一个字：贱！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人从来都不知好歹，就拿周作人来说吧，当时国难临头，日本人打进来了，杀了多少中国人啊。可是他却投靠了日本人，当了什么北平市文化委员会主任，这不是汉奸是什么？所以，我是打心眼里佩服傅斯年先生，为什么？人家爱憎分明啊！
“可话又说回来，毕竟傅斯年先生只有一个。北X大学的大多数教授还是那种很贱的人，日本人打进来了，北X大学师生南迁、西迁，变成西南联合大学，不要说老百姓吃苦，他们吃了多少苦啊。细论起来，也有周作人造的一份孽。可是抗战胜利之后，你知道怎么着？大多数教授却发起善心来了，觉得还是不要处罚周作人好。这不是贱吗？说了这么多，你会觉得这和这本日记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关系大了。所以我说你年轻，还不懂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什么？它最差劲。你不知道这本日记是谁写的吧？我告诉你，写这本日记的姓陈名步云，也是北X大学的教授。说起这位陈教授，也真是古怪，他从不和人打交道，从来不害人，只知道自己一天到晚琢磨学问，连门亲都没顾得上娶。可以这么说，这位陈先生，是世上难得的好人，该有好报了吧？才不呢！有些人，对做了汉奸的周作人发善心，可就是不对这位一直做好人的陈教授发善心，排挤他呀，冷嘲热讽呀，什么我都见过。所以我说人这个东西，他就是贱，欺软怕硬！在这个世界里，你要是横着走，人家都避着你，你要是规规矩矩地走，人家都在挤你；别看有些人学问大过东海，可也是这副小心眼，一点不比普通人强！
“就拿胡适先生来说吧，他抗战胜利后，要不是傅斯年先生先来一步，他还不是好坏不分吗？他要是当了国家主席，也就一昏君，这我也算看明白了。他自己说是爱惜人才，可再是人才，他要是犯了国法，也要受惩处不是？这完全是两码事嘛！所以我说他是昏君。扯远了，我再说说陈教授吧！后来，陈教授没办法啦，那时候也快“文革”了。他自己提出来说，我要和工农兵结合，我要好好改造自己，人家都到这份儿上了，这些教授们还不依不饶地把他弄到大西北去了。
“讲了这么多，为什么我叫你把日记毁了？这是为了保护你自己。我老秦活了这么多年了，还看不清楚人是什么样的吗？名人对坏人偶尔严厉一下，他的一帮徒子徒孙说祖师爷是“疾恶如仇”，要是对坏人宽厚，又说他是“胸襟广阔”。反正人嘴两张皮，说好说坏全由他！人家不是说“名师出高徒”吗？有些人，不能证明自己是高徒，就来证明自己跟过名师！说穿了，还不是为自己！可是这东西谁也不敢揭穿它呀，你要说穿了，他们就想方设法把你往死里整。
“为什么现在没人提陈教授？因为他没徒弟，没人替他讲话啊。人为什么要有后代？就是要有个人在你死后替你讲讲话，收徒弟的道理是一样。这徒弟最好是鲁智深，人家一讲师傅的坏话，他就跳出来，死瞪着大眼看着他：‘你他妈的再敢讲这话，老子活劈了你！’本来还好，人家都忘记了陈教授，现在你这日记一出，不把有些人的事给抖出来了吗？不证明他们其实不是名师了吗？不也就连带着证明这些人不是高徒了吗？不知道多少人要恨你，要整你呢！你还年轻，要明白人的心理，有些事知道就行了，犯不着太认真。何苦呢？”
听完了老秦的话，我头顶好像被浇了一盆凉水，从头一直凉到脚。这么长时间，我废寝忘食，整理的大部分就是这些人的资料。
现在我才知道，所谓名人、名教授，其实就是一些学术水平比较高的常人，可是偏偏有一群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硬要把他们塑造成完人，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正是这种有色的眼镜，使我看每件档案，都觉得它是神圣的，当然它让我工作积极性大增，可是却无助于了解事实的真相。
看着老秦讲完之后一脸满足的样子，我知道，这番话在他脑子里不知道憋了多长时间。现在，他之所以满足，是因为这些话就像一大堆垃圾，他说出这些话，就有一种倒完垃圾、通体舒坦的感觉。虽然他确确实实是好意，不过我还有一种莫名其妙充当了垃圾筒的感觉，说不清地难受。
我该为自己考虑一下了，我暗自想。但是，这个陈步云教授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老秦一直给他以高评价？这倒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了。
1992年8月，北京的天气还是和往年一样，依旧比较热。8月1日下午，我来到了李成先教授家。
1991年时，我考上了北X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李成先教授是我的导师。在北X大学，李教授属于那种为数不少却名气不大的教授。其实，我原本可以师从那些更有名气的教授，不过我左思右想之后，却决定考李教授的博士。
这中间，不能不说老秦对我讲的一番话起了作用。我回去之后，对老秦的话反复琢磨了好长时间，终于明白了很长时间困扰我的一些难题。
现在很多人考博士，自然要选择那些名家，这其中有两个原因：同门人多势众，众人捡柴火焰高，有些人博士毕业后，甚至一年破格成副教授，再过几年成教授，无论做学问还是当官，前途一片光明；导师头面广、路子熟，各种经费源源不断，在上博士时，也可以导师吃肉，自己啃骨头，日子过得不错。
这道理我很明白，我也不是不喜欢钱和前途的人，但是我不敢投入名门。因为当了名门的弟子，也有坏处。
比如说，本门的一些清规戒律你不能突破。要知道，所谓的名门，往往会有一个开山鼻祖，这个鼻祖自然是著作等身，他老人家书写多了，涉及本门的各种观点自然也多。虽然说“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可是实际操作中，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谁也不敢在学术上和老祖师爷叫板，也不敢和为数众多的师叔、师伯们叫板，这样一来，当博士期间就要熟读本门的各种著作，三年时间，弹指一挥间，除了熟悉了本门戒律，来得及学的东西实在有限。
第二，既然是名师，想入门的自然踏破门槛，那些最善于做学问的人往往会落选，一些善于察言观色、讨人喜欢的人往往会被选上。原因也很简单，导师也是人，只要是人，总是喜欢那些能讨自己欢心的人，偏偏那些只能做学问的人，这方面才能往往是不具备的。而且，在以后的读书过程中，为了争夺师门的资源，明争暗斗也是免不了的，师兄弟之间相互倾轧，也是常事。
学术界，其实也是江湖。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我觉得自己是个“和天斗，其乐无穷”的人，却不是个“和人斗，其乐无穷”的人，于是就绝了考名门的念头。
这时候，李成先教授正好在招博士生，他是搞中国古代墓葬研究的，这个领域在历史学中是偏门。于是我就找上门去，说准备考他的博士生。听了我的表示，李教授哈哈大笑，只是说了一句：“要耐得住寂寞哦！”
确实，在当时，经济经过两年多的困难后突然发力，带动全社会都注目于经济，原先颇受政界重视、各种资源也颇多的历史学突然变得一蹶不振，科研项目大大减少。至于考古，更是几乎淹没在经济大潮中，为了经济发展，毁坏古代墓葬的事情不时发生。
那时候，虽说什么地方挖到一个古墓，鉴定年代和墓主身份的时候会请李成先教授去一下，不过几乎得不到什么科研经费，所以愿意报考的硕士生、博士生也不多，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在校研究生熬不过寂寞，竟然放弃学业，到南方经商的事。
当时我的回答是：“我肯定会熬得住寂寞的，因为我喜欢这行业。”李成先教授将信将疑，点点头。我在历史学上的知识还算深厚，英语也不错，不久我就考上了他的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