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1914年生人，今年已经八十一岁了。我记得父亲对我一直是很严格，甚至是很严厉的。在农村插队时我表现得还不错，父亲没什么可说的，当然他也不会挂在口头上表扬我，那样（我觉得）他大概就认为我一定要骄傲了。上大学时我有点好吃懒做（看书还是十分勤奋的），所有的体力活我都没兴趣，回家成了个“油瓶倒了不扶”的哥儿。父亲愤怒地不断用一个（也许他认为最能概括的）词“废人”来评价我。接着我开始赶潮流，穿上了时髦的喇叭裤。父亲看不惯，严厉地在母亲面前批评我，说我“变修了”。母亲传达给我，我听了有逆反心理，更加不去改正。
父亲有一段时间因此而一直对我很严肃，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但我心里一直是不平衡的。大学毕业工作后我的毛病更多了。我在黄山太平湖的一艘游船上学会了打麻将，父亲知道了，也许他对我完全失望了，也许他是鄙视我，有一阵子他都懒得理我了。
又有一段时间，我想方设法要从政府紧要部门调到创作单位去，父亲不认为这是有关人格的事，但他也不认为我的选择有太大的道理。在个人问题上，我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他们宣布我要结婚的，婚后不足一月我们又突然离家另立门户……1983年底，父亲得了一次心肌梗塞，我们父子几乎永诀。而且从那以后，我们的工作地离父亲母亲也越来越远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思念之情愈加浓厚，过去的东西反而淡了。
现在在我的描绘里，父亲已经完全没有了过去的严厉和严格；只是一个慈祥和蔼的老头，说话时孩子一般地笑着。想想以往自己的不检点，心里是一种强烈的时光不在的感觉，父子间反而靠得愈加近了。
去年我因为计划要到外地过一段时间，手头一时紧张，打电话向父亲借五百块钱，并言明不日即还。父亲在电话里说：五百够不够？给你八百吧。他又在电话里激动地说：还什么还？你说说，我们还留钱有什么用！我握着话筒说不出一句话来……后来春节期间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母亲的身体不太好。父亲说想四、五月份春暖时到合肥看看，因为大姐和我都在合肥。我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因为从宿州到合肥的数百里行程，对他们的体力和脆弱的生活习惯是很大的一次考验。但父亲似乎主意已定，他正色对母亲说：就算是告别，也该去一趟。
我期待着父母亲的到来。我期望四月、五月永远是风和日丽、亲人团聚的日子──这种团聚对高龄的父母和远在他地的我们，都是不容易的呀。
父亲的照片
父亲许旺熙的这张照片，大概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照的。他是1914年生人，那时他应该有四十多岁五十岁左右了。我得承认，我非常自豪，我也非常崇拜这张照片上的父亲，那么英俊、潇洒、时尚，像是一个白马王子，在任何年代都不输别人的，真是难得！
父亲的父母都去世得比较早，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祖父祖母的概念，更不惯于喊出“爷爷奶奶”这样的名词。
据父亲解放初期的一个自我简历说，“八岁时，母亲病故，家中有父亲、姐姐、弟弟和我四口人，有土地几亩。由于当时生活困难，姐姐给人家做童养媳，弟弟交姑母家养活，我随父亲念了九年私塾，至十八岁。”
年青的时候，父亲似乎还在家里教过几年私塾，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革命。后来随部队到山东，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以后他一直在蚌埠、泗洪、五河、灵璧、宿县等地工作，几乎一辈子没离开过淮北平原这块地方。
在我最早的那些记忆里，印象很深的有这么两段：一段是六零年前后，父亲在灵璧县渔沟镇跃山做工作队的负责人，我们全家都在那里。渔沟因为出奇石，现在已经很有些名气了。
那时候冬天的主食就是胡萝卜，顿顿是一锅清煮胡萝卜，吃一顿面条极难，偶尔吃一顿面条，而且只能是绿豆面的面条。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夜里，夜里我迷迷糊糊被母亲从热被窝里喊起来，豆面面条的香气直逼命门（就是这种感觉），我本能地立刻就醒了，全然不顾他人，捧碗暴吃起来。
我在家里是老小，上面两个姐姐，男孩只我一个。当然不可能有人胆敢跟我争抢，作为独子，总是缺乏体谅他人的条件和环境的，我也一直以为诸事必然。对此我到近四十岁时，都没有深切的认识。现在女儿要考大学了，全家都呵护着她，这才有机会能够体会父母对子女的感情。看到女儿的吃相，你只愿她吃多，哪要她吃少呢？
还说六零年吃豆面面条，吃着吃着，豆面面条竟然被我在那时吃够了，后来许久都不喜面条。这是冬天。在春天和夏天，我则同般大的孩子上山放羊。渔沟是有山的，八十年代我专门怀旧又去过一次。渔沟的山并不大，但小时候觉得非常大。我们放羊到深山沟上，下面是山沟，上面是石头和田地。我们围堵一只青蛙，就在山沟旁边，经过一番追捂，青蛙终于被我们逮住了，加上各种蚂蚱（用草串成一串一串的）我们就在石板上点火烤来吃。青蛙和蚂蚱都被烤得油滋滋的，吃起来喷喷香。这是小时候印象最深的第一段；第二段是六十年代中期，父亲担任新汴河工地的副总指挥。
那时“文化大革命”武斗有些乱，父亲就带我下新汴河工地，也是一种规避的办法。我们从宿县附近开始步行，那还是春天，真正是春天，不是虚构的。我还记得我们一直在春天的淮北平原上走的感觉和情形，还有挖河建涵的工地，还有两边长满了刺槐树的河堤，还有为了避免互相闻臭，我和父亲一人到河堤的一边，蹲在堤坡上拉屎的情形，还有农村那些热闹的集市，人山人海，喧嚷非凡，到哪个公社，就在公社招待所吃住。当然条件非常简陋，一间大屋子，那就是公社食堂，晚上点着煤油灯。父亲和许多公社干部在屋里说话，屋里热气腾腾的，因为正在烧馋死人的晚饭。记不清是什么饭了，我已经“摇摇欲坠”，困得睁不开眼了。吃过晚饭以后，我和父亲通腿睡觉。在记忆里，那是唯一一次和父亲通腿。
长大以后，我非常不喜欢这种睡觉的方式，能避免的话一定会避免，当然在农村插队时例外。早上起来我们离开了那个公社和热闹的集市，农村的大路上有许多赶集的人，来来往往的，阳光也非常灿烂。父亲在路上为我找了个拉家具的架子车，我就坐在架子车上，一路上越平原、走山地，过了一道山口，然后到了灵璧县城。
也许我对农村的深厚感情，正是从儿童时代的这些记忆中培养起来的。
父亲的遗产
人的信念很重要，它会陪伴人的一生。年轻的时候，信念会萌芽、形成、固定，指挥和统治人的行止。喜怒哀乐，快乐痛苦，皆与其相干。当然，信念也会在时空的强力参与下作或大或微的修改，人既会得益于自身的信念，亦会为信念所苦。但是没有办法，不管是什么样的信念，人没法摆脱信念，人也必须得有信念。所谓信念的概念，只不过是人由人的现实总结和概括出来的。
父亲当然也是有信念的，可能我现在还无法明确和准确地说出他的真正的信念。但当他躺在病床上叮嘱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代他把未交的党费交掉时，我觉得这就是信念或者信念的某一部分在他最后的行止中的具体体现。这不是文学作品中的事情，虽然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看多了这样的“情节”，我们会一时觉得有些无法感动，但当它真实地发生在我们亲人的身上时，我们会觉得它是那么自然、严肃、认真和真实。父亲的这一行为本身也许不会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但它让我们感受到了“信念”的力量，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也许是父亲留给我的遗产之一。
在有形的物件方面，父亲还留下了一些他曾经用过或珍藏过的书稿文件，这其中有一本《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份《中共临时党员证》。说是“一本”，用现在的眼光看，显然是不准确的，这“本”《中国共产党简史》的开本连64开都不到，全文10个页码，于1949年6月20日由“中共皖北宿县地委宣传部编印”。它与我们后来经常背考的“中共简史”不同，不完全是内容上的不同。在内容上，也许是物质的困囿和战争的环境使然，它朴实简洁，便于记忆，令人印象较深；而在外形上，它看上去印制简陋，纸质低下，油墨洇渍，装订粗糙，颇具年代感，这使它似乎无法不成为吸引人收藏的佳品。
而那份“中共临时党员证”，虽然印制仍甚粗糙，但“封面”竟为彩印，红白相间，文字则繁体横排。此“中共临时党员证”比《中国共产党简史》还小，三面两折，于1947年4月1日由“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印发。所谓“临时”一意，在其“使用规定”中已有说明，“此证只限于负伤之党员入院时过临时组织生活使用，否则均不能生效”。
既言“负伤”，这必定指的是“战时”了。那么那时的“战时”的党员要做哪些“表率”呢，此“中共临时党员证”末页“战时党员守则”亦有详尽指定，该“守则”凡12条：第一条为“进攻在前退却在后”；第二条为“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第三条为“鼓励作战勇气，提高胜利信心”；第四条为“英勇顽强为人民立功”；第五条为“服从命令、完成战斗任务”；第六条为“帮助指挥员掌握部队”；第七条为“帮助新战士的战斗动作”；第八条为“提高警惕制裁投敌分子”；第九条为“加强爱民观念，遵守群众纪律”；第十条为“不发洋财，严守战场纪律”；第十一条为“优待俘虏，不搜俘虏腰包”；第十二条为“胜利不骄傲，失利不灰心”。很明显，这些“纪律”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当时中国条件低下的泛农村环境中，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并最终取得了国家政权。
这是父亲的一段历史，我指的是这本小册子和这份“中共临时党员证”。这也是父亲留给我的一种有形的遗产，我不是说从收藏或者别的角度看它们有多少“物质的价值”，我是说父亲的历史、包括与这两种文件有关的历史，它们难道还不都是父亲留给我的某种遗产吗？我们会在历史的基础上丰满、成熟和长高，这与物质的东西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它们的“属性”不同。
现在，我要离开电脑，好好地把这些文件（以及其他旧文件）收藏起来了。我打算用一个厚实的、印制精良的、曾经盛装咖啡类“物质”的大纸盒收藏它们。我走过去拿起了咖啡盒的盒盖，它给了我一种强烈的浓郁的感觉。多么好啊，这样一些文件放在这样一个厚实的、看上去安全又令人放心的大纸盒子里。这样我就可以永远永远地保留它们了。
女儿的老师
女儿从上幼儿园到上小学四年级，已经有过许多老师了。她的老师大多是女老师。女老师细心，待孩子又温软亲切，所以女儿对她们也亲近得很。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把女儿送在一个单位的幼儿园里，中午我们都回不了家，女儿就在幼儿园里跟一位刚结过婚的老师到职工食堂打饭吃。那位老师也是因为家远回不去的。她们俩说说话，做做游戏，度过中午难捱的几个小时，直到其他孩子下午到来为止。
女儿小学的班主任也是位女老师，她们俩的关系好像处得特别好。上一年级时女儿看起来还很小很小是个小不点，学校放学过马路回家，小学生们都排成队走，老师拉着女儿的手走在最前面。汽车来了，她们一挥手，汽车停住，她们都一溜烟地跑过去了。有时候妻子送女儿去上学，半路上碰见了老师，老师立刻取代了妻子的工作，领着女儿，亲亲热热地走了。
女儿的老师中也有些很出人意料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天气很热，妻子中午回不来，我每天中午和女儿在家里吃饭，女儿就讲她们班一个临时代课的老师的故事：上课时有个小朋友伸舌头，老师鼓励他：“使劲伸，伸长了我们当滑梯玩。”
有个小朋友上课没带作业本，哭了，许多同学都举手，报告老师：“老师老师，他哭了，他哭了。”老师说：“他哭了喊我有什么用，喊我抱他？以后你们要这样说：‘老师老师，他哭了，你抱抱他吧！’”同学们都笑死了。
孩子们太喜欢玩。老师说：“好，我以后要把这门课改成游戏课，你们回家把我的决定告诉你们的爸爸妈妈，你们的爸爸妈妈肯定会说：‘太好了，这下你们可以玩个痛快啦！多好的决定，多好的老师呀！’”
老师说：“你们写作业时可以故意做错一道题，然后请你们的爸爸妈妈检查、签字，如果他们检查得不认真，就检查不出来，这是对他们的考验。”
临时代课即将结束，老师搞“民意测验”：让孩子们选举他们最喜爱的老师，每人只准举一次手。现在的孩子多聪明、多成熟呀，虽然有点为难，但他们知道该怎么选。结果她只比班主任少了一票。选举结束，老师高兴地说：“没想到我代你们的课才这么短时间，你们就这么喜欢我，我很满意！”
我的后半生
写下这个题目，我自己都禁不住哑然失笑。人生尚不足半百，感觉正年轻着，现在人的寿命又越来越长，竟在这里侈谈什么后半生，岂不令人牙酸。其实我的真实意思是，我想在我今后的岁月里做些什么、有些什么打算，也就是所谓的梦想。
人是一种很怪的生物，许多事情初时不经意，也无暇以顾。只有到经历过了、或者逼近了某个岁数，才感觉到它的好，才会眷恋。相对于人生命的盈亏来说，这也许是一种倒退，但个中醇厚的滋味，确是引人入胜并且足资把玩的。
拿读书来说，二十余年前我上大学时，心里总想着走入社会、创造辉煌，除频频光顾图书馆读自己的书以外，正儿八经的投师问读，对我是没有一点吸引力的。外语我后来自动放弃，但是刚刚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我又迫不及待地请外语系的同乡帮我买“新概念”。古汉语方面我只拣我喜欢的文章读，但是结了婚以后我很快又开始了捧书自学。文学史方面我对外国文学史感些兴趣，但工作后业余搞文学创作。觉得在中国当代这方面不下点功夫，那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于是立刻着手四方搜求有关资料，试图慢慢地补上这一课。
大学毕业时我“差不多已经受够了”，早已在心中暗下决心，这辈子决不再沾学校了。那一段时间数量本就不多的噩梦，几乎都是关乎考试的，而那时几乎所有的好梦，也都是脱离学校的牢笼，到无际的世界上奔跑的。
二十年恍然而去，四十余岁后静下心来一想，竟然越来越觉得读书、做学问、思考社会、以某种方式发表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是人生历程上最有魅力的事情之一。这一方面是社会和观念的进步，导致了人们思想的活跃和言语冲动的发生。另一方面，也是人过了四十岁以后，自我感觉已经对这个世界、对身边的社会拥有了某种真理般的认知和发言的权利。
所以我后半生的梦想就是，先积累一些钱财，以达到吃穿不愁、舟车尚可满足的程度，然后认一个吉祥的方位、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住下来花钱去大学里读书。当然，这种读书完全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也不是为了文凭，更不是为了生计，只是去学自己感兴趣、愿意学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