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某某市部分生活用品价格手册》里的所谓“生活用品”，其实大致指的是食品和糖烟酒，也就是当时人们的基本生活用品。这是最关乎群众生活质量，也是群众最为关心的内容。不似如今，谁都不会太关心、在乎大米卖多少钱一斤，麻油卖多少钱一斤，豆腐多少钱一斤，鲜冻去骨肉多少钱一斤，香烟多少钱一包（我是说关心的程度不似往年，并不是说家庭主厨们不关心）。
这本小册子上的生活用品共分九大类，第一类为粮油，标一粳糯米0.20元一斤，标一籼糯米0.171元一斤，富强粉0.22元一斤，大麻油0.89元一斤，小麻油0.95元一斤，富粉挂面(身干、简装)0.29元一斤等；第二类为豆制品，豆腐0.13元一斤(一张票购买1.3斤)，绿豆芽0.22元一斤(一张票购买1斤)，黄豆芽0.15元一斤(一张票购买3斤)，豆皮0.13元一斤(一张票购买0.4斤)，议价豆皮0.60元一斤，议价豆腐0.18元一斤等；第三类为燃料，无烟煤（省内产）30.70元一吨，无烟煤(省外产沫煤)29.40元一吨，蜂窝煤33.85元一吨等；第四类为食品，鲜冻带骨肉1.00元一斤，鲜冻去骨肉1.10元一斤，板油1.30元一斤，花油0.95元一斤，大排骨0.40元一斤，小排骨0.50元一斤，猪心0.95元一斤，猪肝0.85元一斤，猪腰0.95元一斤，猪舌0.95元一斤，猪大肠0.30元一斤，带舌猪头0.45元一斤，去舌猪头0.40元一斤，沙肝0.30元一斤，猪蹄0.35元一斤，猪肚0.70元一斤等；第五类为熟食，卤猪肉1.60元一斤，卤猪肝1.70元一斤，卤猪大肠0.65元一斤，卤猪肚1.50元一斤，卤猪耳1.15元一斤，卤猪爪0.45元一斤，香肠2.20元一斤，红肠1.30元一斤等；第六类为小包装，蹄爪1.08元一斤（袋装2市斤），熟白肚1.20元一斤（袋装一市斤），猪耳朵0.88元一斤（袋装1市斤），猪肥肠1.20元一斤（袋装3市斤），猪肝1.08元一斤（每袋1市斤），脊排1.10元一斤（每袋2市斤），肉馅1.30元一斤（每袋1市斤），肉丝1.40元一斤（每袋1市斤），肉片1.40元一斤（每袋1市斤）等；第七类为糖烟酒，第八类为糕点，第九类为饮食汤菜。
细察这本小册子，不由就见出了几多几少，少的是门类少，品种少等等。另外还有啤酒的涨价少。当时当地仅有的两种啤酒，每瓶售价分别是0.77元和0.78元。青岛啤酒则是1.10元一瓶。由此可知，现在的啤酒实在是并没有上涨多少。但那时的定价也是太高了些，要知道，那时候的古井贡酒，也不过5.64元一瓶。多的呢，用现在的眼光看，则是猪多，粮多，酒多。现在看起来，酒多似乎没有什么，因为酒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喝的，你不喝，你就可以不去管它。它的多多少少，并不会妨碍你的视线，影响你的胃口。但是粮食和猪肉多了，就叫人有点受不了了。餐桌上满眼都是大米、面粉、猪肝、猪腰、肉丝、肉片，那是叫人过不下去的。如果说什么叫生活质量，我想这也许就可以叫做生活质量吧。
人在食物的选择上有了余地或者更大的余地，人的精神生活的空间也就可能会得以扩展；谁还会想回到那种仅以买到猪肚、吃到猪肉为荣的时代里去呢？
小画书与《水浒传》
我现在经常坐在电脑前写着写着稿子，就想起小时候读小画书和《水浒传》的情景。小时候宿县城里有许多小人书铺子，大隅口、小隅口东边都有。有固定门面的，也有临时搭棚子的。在淮北宿县那里，小人书又叫画书、小画书，有单本的，有连续连环的，有当时生活内容的，更有许多许多古书题材的。像什么岳家将、枪挑小梁王等等等等，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开小画书铺子的呢，较大而我又印象最深的，是宿城新华书店斜对面的一家，一个男的。性情举止有些女人气，不过对人很好，并不多话。加上一条进去的巷子，他家的书铺就显得很有些大了。巷子的靠墙两边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木制小板凳，或者长条凳，而里屋则把长条凳摆得一排一排的。看画书的大人小孩也就一排一排地坐在凳子上，都低着头专心看书。电灯昏黄，人多时是黑压压的一片，想想那情景，也颇为感人。
最早看小画书，是同外祖父一起去看的。那时候外祖父身体康健。他又出身地主（虽然后来破落了），识字有文化，待我更和善可亲，由着我的性子，所以我愿意同他一起。到租小画书的铺子里，一坐就是半天。不少古书题材的小画书，看过都不止一遍，其他题材的却都记不得了。当时小画书一本的租金大约就是一分钱，半天时间，也许能在那里花掉三五分钱，或者顶多毛把钱，那就得超时了，看到吃晚饭时都不愿走。等千难万难地离开画书铺子走到街头的时候，街上的电灯早已亮了，梧桐树的大叶子落了一地。街对面国营饭馆里炒出来的菜香气扑鼻，那时就赶快要回家了，饿了，要赶快回家吃饭了。
到了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时常在暑假直至秋里回江苏泗洪县的老家，农村的书自然更少，但是不知从哪里得到了一本《水浒传》，无头无尾。我和二爷家的堂兄幼忠哥(小名小愣子)，还有堂弟幼时（小名小呆子）如获至宝，囫囵吞枣地，看了个痛快。二爷家住在村子的大路边，右手有一口塘，门前有一片空地，空地南有几棵泡桐、槐树，北有一棵大臭椿树。晚上我们都是搬凉床在树下睡的，天亮了起来，凉床子也不收，床上铺一片芦苇席，床边放一张小方桌，三个人就在凉床子上看《水浒传》。其中“王婆贪贿说风情”一段的“十分光”之说，最为给我触动，再难忘记。所谓的“十分光”，是说大色狼西门庆为媾合潘金莲而求助于茶坊王婆，王婆到底老辣，教给他十分光之秘籍，由外至里，由远及近，一步一步地收服了春心摇动的潘金莲。
因为印象深，就想录制如下，层次是这样的：初，先由西门庆买一套衣料送王婆并由王婆邀潘缝制，若潘同意，这光便有一分了；后，再请潘过王婆家里做，潘不反对，这光便有二分了；潘连过王婆家来做两日，这光便有三分了；第三日西门庆到而潘金莲不走，这光便有四分了；西门庆到了，潘金莲如果同他搭话，这光便有五分了；王婆趁机请两人吃饭，若潘不反对，这光便有六分了；王婆去买酒，留潘金莲与西门庆在室，如潘不离去，这光便有七分了；酒菜摆定，如潘金莲愿意同西门庆同桌吃酒，这光便有八分了；酒意正酣，王婆再借口出门买酒，关潘与西在房内，若潘并不坚持要走，这光便有九分了；王婆把门拽上，西门庆故意把筷子弄落地上，再伸手去潘金莲脚上捏一把，如潘不吭气，也不吵闹，而是默认，这光便有十分了。用现在的话说，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如此精彩的细节，亏作者能由生活中记录、加工下来。倒是我那时小小年纪，偏偏记住了这一细节，可见精妙文学作品的能力。还是回到开头的一句，我现在经常坐在电脑前写着写着稿子，就想起了一个无解的问题，那就是我由上大学以后，最感兴趣，接触最多的——至少是自我感觉接触最多的——是西方的文艺、文化：电影、诗歌、小说、随笔、话剧、绘画等等，文字当然是经翻译过来的，但是一俟自己落笔至纸，出来的却不由自主的就是中式的短语，明清的结构了，这总是使我困惑不解。
我想，是不是少儿时期的阅读给我一生的文字定了性呢？还是江淮大地的社会生活决定了我的文学形式？要么就是西式的观念、中式的语言在这里结合着？总之我解不出来我的这个迷惑，那就……且由它去罢。
对一条小鲫鱼的回忆
我现在写我记忆中的一条鱼，不完全把它当作一条鱼来写。我似乎是要寄托自己的某种感情，某种只能感觉到却难以诉诸文字的潜动的感情。我时常被这种感情所左右，因而辗转反侧，深思不已。
它是一条亮黑色的小鲫鱼。十月中旬，在我过七岁生日那天，妈妈把它们买回来，放在水盆里。
当我们姐弟几个把它从盆里拿出来，放在掌心看时，它好看极了。它的透明的“嘴唇”，它的薄膜般的鳍，它的可爱的眼睛，它浑身黑亮的光彩，它的微微扭摆的动作，都打动了儿童的心。于是我们趁妈妈不在，偷偷将它劫走，养进一个大瓦罐中，藏在院角的一堆杂什里。
那儿就成了儿童的另一个世界。那儿有儿童的乐趣，有儿童的幻想，有儿童对小生命的热爱。它吃着我们的食物，在小得可怜的四壁间，摆着尾鳍游动，显得很孤独。
我现在时常这样想起：就是当我们离开它，去更广大的天地做别的更吸引人，更热闹的游戏的时候，它该在忍受着怎样的寂寞的痛苦呢？
事实上它很快就失宠了。我们在别的游戏中获得了新的欢乐。我们几乎全忘了它，一个多月过去了，其间大家偶尔才去探望一番。
接着就入了十二月。一个很冷的早晨，我突然被来自心底的感应惊醒，心中觉到一种莫名的不安，好像萌发了一种怜情，随后想起了我的那条小鲫鱼，瓦罐里的黑色的小鲫鱼。我带着不祥的预感跑向它的居处。那时还很早，人们恋着热被窝，只有老奶奶煮饭用水的声音。天气晴冷，没有风。
呵，我的小瓦罐……我的小鲫鱼……我的黑色的小鲫鱼……它好像还活着。它在清蓝色的冰里，好像还游着……它的尾鳍稍稍扭向一边……它的温柔的眼睛，透明的唇吻……它的娇小的身躯……我捧着瓦罐痛哭失声。爸爸、妈妈打我或者吵我，我也哭过，但那是因为怕疼或委屈。我好像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我哭得喘不过气来，胸口发痛。
今天，当我处于某种精神状态之中，由于某一触机，而忆起了这件童年时代的轶事，我仿佛重又体验了那一段生活。那条小鲫鱼的娇柔的影子，不断浮现在眼前，使我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对社会、人生，油然而起了无限的留恋和无限的爱的情绪……心友
在我这种岁数，可能还不是扼腕叹息、悲古愁秋的时候，但也有许多事情历历如在目前了，比如朋友。我有一位大学同学程世庆，他也是我的心友。所谓心友，就是在学校中我们接触、交往得并不太多，关系也并不是那种形影不离的──有时篮球场上见，有时课间休息顶楼晒台上抗抗膀子，有时下课同走一段返室的路，有时晚自习结束出了阅览室大门碰到一起。至今记忆最深的是仲春艳阳天他刚换了单衣远远站在西操场神彩飞扬地高举着一只胳膊招呼我去的情景──但我们互相有一种信任感，有一种尊敬对方的自觉，有一种无言的信赖。
这决不是那种因为局势、环境而经常走在一起的关系。事遇推举或名誉，我很可能是举他的手的：没有利益的驱策，也没有铺垫的打算，仅仅因为某种无缘由的缺少根基的信赖、信任和尊敬；男人的怪僻似乎正表现在这里。
大学毕业后，我们仅有一次相见：1987年我出差江城，匆忙而又专程地去看过他一次。他理的新发，衣衫整洁，人也白白胖胖，整个人都是精精神神的。连中饭都没吃，在办公室里我们匆匆说了一会话，在办公室外的街道上我们又匆匆说了一会话，这就是我与他不多的几次单独会面之一，也是最后一次。
几年以后，我和一位女同学温媛一起去安医附院看他，那时他已经是肝癌中后期了（我记不太清了），但我对此一点概念都没有。那是上午，好像是春天，或者初夏，院里树上的树叶好像很多……花池里好像还开着一种花……我们给他带了一些水果和滋补品，我还专门给他带了一摞新旧杂志。我们在治疗室外面等他；他出来了，像以往一样，我立刻把手伸出去，但他没有跟我握手，只是苦笑着摇了摇头。他面色悴暗，痛苦而疲倦地在长椅上坐下去。
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到电信局给他的我没见过面的夫人拍唁电。我默默地排在两个人的身后，心中反复暗诵着要拍发的电文……英年早逝……英年早逝……这是我心中的朋友，我的心友。
他在世的时候，我们互相没有任何互利和互惠，甚至连这方面的可能和打算都没有，但我对他的友谊感觉，是永难褪色的。
同学
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欣喜地提高声音，“我在xx公司工作。我姓方，是你同学呀。”在我的记忆里，xx公司似乎并没有我的同学，姓方的同学我也想不起来是谁。“我的同学”大概感觉到了我的沉默的含义，他显然有些难过地降低了声音说：“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们从幼儿园上到初中，都是在一起的，咱们还在一个大院里住过几年，咱们和王x、刘xx、李xx经常一起玩的。”但我还是想不起来。只好干笑着说：“我的脑子不好使，您的名字叫……“我是方xx！”“啊！”我大叫一声。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这么熟的人，怎么能忘掉呢！
那时候正是“文革”时期，那时候我们还都上小学。到冬天下了大雪，早早就从家里跑出来，叫哥哥、姐姐们帮着，堆起个极大极大的雪人。在那样的大雪的日子里，我们把家里和煤用的小铲子拿来，从雪人的底基处，开一个口子，在雪人的肚子里，挖一个大洞。三五个孩子吃了晚饭就溜出家门，蹲缩在低矮的雪洞里，点着蜡烛，打扑克，抽从父亲的桌上偷来的烟卷。烟雾把小小的洞穴弄得混浊不堪，感觉上倒温暖，充满趣味。
夏天我们逃学。我们上野外逮蟋蟀，晚上也逮。张大嘴咬住手电筒，用捅条从侧面把叫得最“嗡”的蟋蟀捅出来，两手相合关住了，再放到纸叠的筒筒里去。白天我们就斗。床底下摆满了瓶瓶罐罐，蹲着蹭到床下，拿最辣的辣椒喂它们。姐姐无意中踩死了一个逃出来的，就哭哭喊喊地跟她闹了几天，买了本削价出售的《少年昆虫学家》，才算罢休。
秋天呢，我们跑到河畔去，在陡峭的地方挖回来极粘的黄泥瓣瓣，用水浸透了和成泥，照着书上的样子做成各种手枪。枪的把上钻个洞，穿过枪把背在身上，那模样自个觉着十分的英武。后来父亲被起用到水利工地上去，秋天我跟父亲沿着正开挖的河走，走之前选了一支最心爱的泥枪背上。一路走一路枪拍着屁股，见到村里的野孩子围上来看，就满脸严肃地把枪攥在手里威胁他们……我想起来电话还握在手里，连忙大声疾呼地说：“哎呀，是你，你还活着！最近怎么样？”我感觉到对方松了一口气，响亮地说：“想起来啦！电话里说不清楚，讲好了，后天下午六点到我家，有你、我，还有刘xx、王x、……我住在……”他说完把电话挂上了。
我呆在电话旁边。是啊，问什么呢？家庭吗？工作吗？处境吗？烦恼以及其它吗？也许都该问，但不管怎样，我们不应因生活道路的坎坷而一味沉浸到往昔的追忆里去，也不应因拼搏得到了最初的报偿而遗忘过去。少年的记忆永远美好，即使那时有几颗酸涩的青果！
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