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
请饭、吃饭是人生交际的一种手段，也是人之情愫的一种重要媒介。有客人来访，除去说话以外，就是吃饭了，“没什么好吃的，吃个便饭吧。”“心领了，下次再来。”“大老远来了，哪能走，一定得留下吃饭！”这是一种盛情，说没什么好吃的，一是谦虚，二是遮丑，大凡诚心诚意要留客的，都觉得自家饭食寒酸，恨不能摆上七盘子八大碗，热情款待一番。
北方人更是大多热情，特别在农村，不管认得不认得，只要进了家门，管吃管喝不算，未了还有一句客气话，叫做“在这住下吧。”听惯了的，不觉得什么，客气一声“不啦”，就过去了，没听惯的，准会吓得一跳，平白无故，怎么叫客人在家里住下？一时半会都琢磨不透这民风俚俗的内里含义。
请饭、吃饭、吃酒，在任何地方都是必须的。国与国之间有国宴，会谈时也要宴请；业务往来时有聚会；同事同行之间有工作餐；朋友熟人来访时撮一顿更是必不可少……餐中的酒饭花样也在不断翻新、前进。
春天的一个日子，一些很熟的朋友相聚，有人推出了一款新式，即年岁小的人挨个敬年岁长的人。于是，起头时一桌人都敬桌上一位最年长者，敬到最后，便只剩下我一个了，只得自斟自敬自饮。按理说，我们国家本来就有尊老爱幼的传统，但这些年逐日淡化了，能在饭桌上从点点滴滴做起，倒真比横酒相对更有益些。
请饭、吃饭既然是一种交际交往的手段，那有来有往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了。请人家吃了饭，一次请，两次请，别人要是老不回请，请客的人心里就会嘀咕：我该请你的？真抠子手！再好的朋友，也会因此而不欢远散，终成路人。但时日更迭，现今的有来而无往，已成普遍现象。用公款请，谁也不会有来而往，即使有往了，往往也是公费的有往，与私家腰包无干。有求于人，比如上学、调动、提级、分配、谋职等等，有请了，人家也不会有往，因为这是除送礼以外应该付给人家的酬劳的一部分。再说，现在还有谁在乎吃那么顿把两顿饭呢？“吃饭真累”，在城市的所有角落，这句话现在也都是发自内心的了。
饭食的“贬值”，自然是物质丰富的折光；饭食的贬值也还会改变固有的文化情趣，首当其冲的，就是请饭的真诚程度。你的心再诚恳实在，但因为大家对吃饭的重要性都已经看得十分平淡了，于是你的诚恳和实在，用请饭的方式已经无法透彻表达。
当然，饭食的贬值也有令人解脱的一面，那就是人们可以有理由不再无原则地留客吃饭。留客留多了，或是无原则地留，自家烦累、耗时、费资不说，更有好心不得不报的事情出现。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曾留过一客，是母亲家乡的庄亲，一个正当年的汉子，我们的表舅。那时购粮还是凭票凭证的，所以他好几顿一碗接一碗无止境地吃下去的形状，令我们这些护家的子女非常反感，印象当然也加倍深刻。后来，我去乡下过暑假，无意中听大舅提起，说那位表舅回来以后，到处说我们家没管他饱饭，我听了，不由在心中把他恨得半死。只是那时做为男人还身单力薄，在他（表舅）的成人肌腱面前，我只得无能为力。
其实现在想起来，一个正当盛年的农村劳动力，如果不能大碗吃饭，那反倒不正常了。也是因为那会饭食紧张，请饭所表现出来的人际关系特别突显，不留人吃饭，或不给人吃饱，与其说是饭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对他人人格的尊贬，就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文化来说，这就非同儿戏了。
锻炼
任何人都有关于锻炼身体的回忆，而且都会为此而自豪。自觉的锻炼是有不同的内容的：小时候或年轻时的锻炼那是一种兴趣、娱乐和精力的发泄，是一种有趣的事，是出于自愿，是别人无法阻挡的。
我小时候每天的锻炼项目是早晨起来跟同学一块跑步，中午下河游泳（春末、夏、秋初），晚上上同学的哥哥那里学武术。什么武术？无非是踢踢飞脚，打打空拳，满足男孩子都会有的强大欲。
从中学开始，我学会并且迷上了打篮球，那是当时除乒乓球之外最普及的运动项目了。每天早晨，我们都摸黑找场子去打，每天晚上，我们都打得直到再也看不见篮球，篮球总是不断地砸在我们头上脸上为止。我们还逃学去打，我们星期天可以从早上一直打到中午，（吃过饭）再从中午一直打到天黑透。
打篮球、跑步、游泳等等等等都一直延续到结婚。结了婚，人的生活就彻底改变了，人浸润在一种类似于甜蜜、酥软、腐化、懒散的气氛里，逐渐逐渐就变得享受、快乐、慵倦、娇绵了。
我是从27岁以后就很少主动去锻炼过的，在此后十几年的生活和岁月中，每每回想起关于晨炼、锻炼的往事来，我都奇怪于一件事而不得其解，那就是锻炼是为了健康的身体。
青少年时我们这么锻炼，那么锻炼，而我们仍然有许多患病卧床、吃药、打针的记忆。结婚停止了锻炼以后，我们患病的记忆倒并不比青少年时更加深厚；我们因为工作忙或随心所欲而生活没有规律，晚上很晚才睡觉，早上一直在床上赖到非起来不可时才起来，在办公室里接几个电话，跟别人说几句笑话，坐在车里到某地转一转……如此而已，一天就过去了，但我们却并不生病，我们的身体看上去似乎更健康、实用、有效，早知这样，我们又何必费神费力去早睡早起早锻炼？
也许，我们现在一直在使用着青少年时期每天锻炼留给我们的那一点成果吧？也许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这样安排的：直到有一天一场中等强度的流感把我们打倒，直到有一天紧追了几步小公共汽车发现脚步有些僵硬，直到有一天挥了几板子球拍就气喘吁吁了，直到有一天看起来不小的那些精力旺盛的人喊我们为老师了，直到有一天单位的接班人也议论到我们头上了，直到有一天一个人蹲在卫生间里站起来有点费力了，直到有一天……我们才重新想起了锻炼。
锻炼，像剔牙一样，也是一个人衰老的开始？这与青少年时期确有不同，这已经不完全或完全不是娱乐、兴趣了，这是需要，是一个人出自内心的对衰老的恐惧、对衰老的预感、与衰老的抗争以及未雨绸缪和防患于未然。
无法回避，我们重新又开始了锻炼。不知道我们的身体将走向何方，不知道我们关于锻炼的思路将走向何方……原来街头马路、街心花园、体育场上……锻炼着的人群，他们都有清清楚楚的出处──他们确实是大致分成两份的：一份是出自于娱乐、兴趣和生命力。另一份出自于预感、抗争和防卫。我们无法把自己排除在二者之外。我们只能位居其一。
吸烟
追溯吸烟的历史，好像也能找出一些规律来。还是按着时间的顺序来写。最初吸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时大人们要么进牛棚，要么入干校，要么忙着闹阶级斗争，自顾不暇，都想着自个的“前途”和“命运”去了，哪还有太多的精力来管孩子。
于是同学之间或院里的小伙伴，就开始从家里偷烟来吸了。墙拐角，杂物堆后面，甚至厕所里，都是我们吸烟的好去处。多数情况下是分派一个人在外面或出口处放哨，有大人来了，打个暗号，大伙立即把烟头掐灭，装成正经的样子。但掐灭的烟头决不舍得扔掉，匆忙中藏到口袋里去，待人走后拿出来点着再吸。也有大意的时候，烟头并没有掐灭，就在口袋里烧起来，烧得烟雾滚滚，赶紧扑救，回家少不了撒慌说别的孩子放炮炸的。这时候感觉不是正式抽烟，是闹着玩儿的。
到了下放的时候，乡下除了干活外生活很单调，一个人也寂寞。再说自己当了自己的家，没人管了，抽烟又是一种征服和男人的象征，于是正式抽起来，抽那种很便宜的和不很便宜的烟。
那时候香烟很紧张，香烟的牌子是大铁桥、胜利和一毛还找一分的经济烟等。“胜利”在这些烟里算最好的了，大约是两毛八一包，现在早就不生产了。“胜利”烟有一个特点，装盒烟绕庄走一圈，烟就都空了半截。抽来抽去抽到考大学，而且又碰巧考上了。那时候也挺不容易，大学生在社会上的热度满高，自个儿的责任感似乎也增强了许多，到学校里的第一天就把烟戒了，而且一戒就掉，对烟完全丧失了欲望，奇怪得很。
大学四年毕业，工作、恋爱、结婚、当父亲，这期间，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家庭、朋友、亲戚应酬的关系，时续时断地抽几支，时断时续地一支半支都不抽。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抽几支，什么情况下又一支不抽呢？想起来便是这样的：第一，心情特别愉快时，比如有什么大好的消息传来，第一个反应就是去找支烟点着在嘴里头吸，心情愉快，香烟自然可以助兴；第二，心情特别恶劣时，比如刚和妻子吵过架（她一般让着我，实际上我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恶语相向，咬牙切齿，这时也特别需要弄一支烟烧在嘴上，而且吸得特别深，一口就吞下去半截，烟雾充分利用，仿佛身体内部的空间在吵架时涨大了，亟需不论什么物质来填充；第三，在虚荣心上来的时候，比如男人们在一起聊天，大家都抽，作为男人，我不能让人家不把我当男人看，于是我也抽，而且敢于奉陪，别人抽多少，我也能抽多少。虽然抽得并不舒服，但人格和面子比，暂时的身体损害重要的多。以后大家还得见面，何必因为一两支烟弄得在别人的心目中低了几分呢？（再说身体损害了，多吃点好的不就又补回来了？）一支不抽，是在一切事情、环境、心绪等等等等都处于不好不坏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激不萎的中性时刻。那种时刻说明日子过得很平淡，既不能进天堂，也不会下地狱。在那种时刻我往往是呆坐在六楼的居室里看外面的天空。六楼跟一楼或五楼相比离天空又近了一些。我在这种距离望天空，心里充满了亲近的感觉，觉得自己正在净化了去，干干净净的，什么也不剩。
还乡
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我经常回泗县、泗洪老家。一方面是躲避城市的动乱和武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那时学校上课不正常，放假多。大人诸事焦虑，自身不保，小学生留在城里，父母既担心，又无处安置，因此送回乡下避风港，是为上策。
第一次还乡回泗县、泗洪，是一个夏天。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几个，乘车到山头镇，然后往山头南的王沟步行而去，当时我十岁左右。那天也是刚下过雨，草木清新的，我们出了小镇，走不多远，就是一座山头，那就是赤山。记忆里的赤山并不是高大或者陡峭，而是草木葳蕤、蝶飞蜂舞、雨珠清丽。我们都敞开了跑，并且捕捉雨后的蝴蝶。母亲则亲切地看着我们，跟在我们的后面走着，招呼我们不要摔倒了——这是我后来的感觉和想象，我觉得当时的母亲必定会是这样的，充满着母爱和慈祥，但是现在母亲已经很老了。
她一个人住在一幢房子里，她愿意一个人安静地住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城市里。只有二姐离她最近，并且时常去看望、照顾她，陪她说些无头紧要但也很必须的话。她现在患有多种老年人常患的慢性病，她也已经有二十多年没回山头王沟了，即便她回去，我想她也一定没有力气再轻松地爬上山头镇南边的赤山了。
后来我长大了以后，我再到山头去，就觉得赤山确实并不高大、陡峭，但它毕竟是一座山，在平原上隆起，有高度，有沟壑，有石块，并名之为山，似乎具备山的所有特征。
几天后我们从王沟庄又出发了。因为要步行，这次有一架架子车（板车）跟着我们。我们时而在乡村的土路上跑跳，时而又坐到架子车上去，车轮一直不停地往前滚动着。现在想起来，我们这一行人的前进，有如一种历史的迁徙，似乎有那种象征的意义，或者给人留下生命在延展的沧桑感觉。当然，这都是对一些范围极微小的生命而言的。
架子车涉过一条大河后到了一个叫归仁的地方，天气晴热，我们从归仁镇上买的几个咸鸭蛋，在后面的旅程上剥开后发现是臭的，不过臭的咸鸭蛋可以食用。还有人专门食用臭的咸鸭蛋、咸鸡蛋呢。我生平第一次吃了一个臭的咸鸭蛋，鸭蛋是臭烘烘的，但吃完了咂咂嘴，回味起来又是那么地香，回味无穷。
到下午我们坐在架子车上到了泗洪县梅花公社万泉大队的朱集村，我父亲就是在这里出生成长起来的。至今想象，我当时必定是非常好奇地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但却根脉相系的地方的。那似乎是我平生第一次有较连贯印象的远行、还乡之旅，生命的根须似乎也从那时起就深扎于那一方黑壤了。
夜间我在一种似曾相识的熟稔的星光里睡得很熟，但是不久，当夜露凝落于河沟边的庄稼的叶尖上的时候，屋外土路上滚过一阵阵牛车的车轮声，精壮的乡村汉子们把牛鞭甩得叭叭的响，他们粗声大嗓地喊着我的小名：“幼连，下河东地喽！”我迷迷糊糊地揉眼坐起来，并且跑出二爷家的院子，顺着洒满星光和露水的村路向牛车滚动的方向追去……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还那么真实、实在，但仍犹如梦境。
乘车
巧事都被我碰上了。那天我乘汽车到蚌埠去，开车时间是上午十点。车上人都上满了，到开车时间了，车还不开，车上乘客都有点小着急，议论了几句。还好，这时驾驶员来了，跳上车就开。开出车站，走了几步，忽然发现售票员不在车上，驾驶员嘟噜几句，猛打方向盘。车又转回车站。司机跳下车，不知了去向。
二十分钟后他回来了。乘客议论纷纷，有厉声责问的，有上纲上线的。驾驶员修养不错，一声不吭，点了根烟，坐在驾驶席上吸。车上乘客都性急得很，有人大叫：“走啦走啦。”有人调侃：“老婆在家生孩子，我不到家她不愿生。”有人对驾驶员吼：“几点啦，都十点半啦！”驾驶员仍然涵养好，也不发火，只平淡地说：“售票员不在，电话打过去也没有人接，我有什么办法。”
乱吵乱嚷一会，驾驶员抽完烟，一拉车门，下去了。乘客讲什么的都有，口头语都上来了。但并不针对哪一个个人，况且即使针对了，被针对的对象又不在眼前，毫厘无损。十点四十，驾驶员回来了。嗤地一声，上车关门，动作麻利地把车开出了车站。乘客都松了一口气，不管迟早，走了就好，也都不再讲什么了。
出了车站，方向却有点不大对头。我对这趟车的线路还算熟悉：到蚌埠去，有两条路可走，一条东路，一条西路。现在这车是往北走的。但检票时，我清楚地听到东路沿途几个城市的名字，而且我身边坐着的一位，就是到东路某地去的。我转脸望望他，他脸色平静，这样我就开始怀疑自己了，驾驶员还会弄错吗？不可能的。
车开了几分钟，忽然一拐上了一条偏街。车在偏街上拐来拐去，完全是不熟悉的地方，从未到过。大家都有点被转迷了，但也就由它去了。突然进了一个大院。里头停着许多客车。乘客们恍然大悟，这是开到车队来了。
此时已经十一点挂零，车内议论骤然爆发，但也只是议论而已。驾驶员停车而去，在几间办公室里进出几回，然后杳无音讯。乘客无奈，叫骂一会，干着急。
驾驶员终于回归，后头跟着一个女孩子，像是售票员的样子，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都眼巴巴地恳切地望着她。上了车。车开出车队大院。又在偏街里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