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31~1872年)，字涤生，湖南湘乡（今双峰人）。清道光年间进士。咸丰二年底(1853年初），他以吏部侍郎身份奉旨在家乡湖南创办团练，后在此基础上扩编成为湘军，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为敌。历任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后授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官衔）、一等毅勇侯的爵位，死后受封“文正”的谥号。
120余年来，人们从本阶级的政治需要出发，对曾国藩的评价有褒有贬，有扬有抑，论旨不一，结论各异。有人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认为曾氏起家词林，潜心学问，对诗古文辞用力甚勤，对程朱理学造诣颇深，因此把他推为“一代儒宗”、“理学名儒”；有人从政治角度出发对之进行评价，认为曾氏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有功，力挽狂澜于既倒，从而誉称他为“中兴名臣”、“勋德名俭，冠绝百僚”；有人认为他是“汉奸、刽子手、卖国贼”，应当予以全盘否定，彻底批判；有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分阶段、分问题对他一生的功过是非试图作出客观的分析评判。尽管观点各异，结论不一，但谁都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在教育子弟方面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他的治家理论和方法，既充实具体，又亲切感人。
曾国藩兄弟五人，他为老大。作为兄长，他全面担负着教导弟弟们读书做人、修身处世等方面的重任。他根据祖父曾玉屏的治家遗规，参合自己的见解，对于在乡间主持家务的澄弟，集中训导其谨守家风，教育子侄辈读书做好人，从小养成“勤俭”、“谦虚”的品行；要求其弟不忘“耕读”之本，不要干预地方事务。对于跟随他在夕卜作战、做官的三个弟弟，尤其是对曾国荃的训导可谓面面俱到，从处世为人、从政治军、谨守家风、保养身心等方面都加以细心的开导，有了成绩加以鼓励、赞扬，有了缺点和错误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充分尽到了做长兄的义务。这在中国家庭教育史上是不多见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对子侄辈的教导一刻也不放松，总是殷勤指引，细心开导。希望他们对先世家风，谨守勿失曰唯恐他们生长在大官家庭而流于骄侈。用现在的话来说，曾纪泽和曾纪鸿是“正牌高干子弟”，然而他们在曾国藩的严格教育之下，都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自学通英文，成为清末着名爱国外交家曰曾纪鸿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也已取得相当可喜的成就。不仅曾国藩的儿子个个成材，曾家的孙子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才华横溢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约农、曾宝荪这样有影响的教育家和学者。旁系后代也产生了曾昭抡、曾宪植这样有地位的科学家和政治要人。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对中国近现代官僚士大夫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例如彭玉麟对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揣摩颇深，效法可谓急切而实际。尤其在告诫子弟勤俭持家、做一个好官方面表现极为突出。李鸿章对于曾国藩家庭教育的思想和方法，除了在为学方面借以教其子弟外，尤其赞同其在立身处世的问题上的观点。蒋介石也对曾国藩家庭教育观很重视，视之为至宝。当有人询及家庭教育的问题时，他往往回复“阅曾文正公家训”某年某月某日即可。翻阅《总裁训子谕示》书，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常以曾国藩家训教育其儿女。当其子在来信中未提及此事时，他就斥责说你没有看过‘曾公家训，吗？为何来信总未提及？”
总之，曾国藩家庭教育观不仅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一部分学人士子、官僚政客身上得到了突出的反映。它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在新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得到了阐发，并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取得了实际的效果，从而适合一部分人的心理，把学习它作为教育子弟成材，保持家世经久不衰的一种切实可行的途径。的确，曾国藩家训的最终目的及其基本思想内容，虽然带有他那个阶级和时代的烙印，但其中某些具体的思想内容如戒奢、骄、怠、懒，守勤、俭、廉、朴等，尤其是其方法论，亲切、细微、耐心而富有成效，我们可以通过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具有辨证哲理的精华，不必一概加以排斥。
出于上述这样一个目的，我与唐兆梅教授从《曾文正公家训》(传忠书局版）和新编《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版）中节选一部分内容编成这部《曾国藩家训》。为适合不同层次文化程度读者阅读，本书在标点的基础上，对原文加以翻译，并力求译得通俗易懂，以加强其可读性；对重要名词、术语等作了严谨的注释，以帮助读者拓展知识面曰考虑到篇中有些内容陈腐落后乃至反动，本书在稍作提要的同时，对每篇优劣和重点进行了评析。为了帮助读者较为完整集中了解某一方面的内容，本书分为《诲弟》和《谕儿》两大篇，每篇中大体又分为读书作文、修身处世、从政治军、谨守家风、善养身心几类，打破时间界限进行编译，但每小篇都作了确切出处。由于我们学识有限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欢迎方家批评匡正。
成晓军1995年10月
于河北大学困知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