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诗句，概述了章太炎“畅谈”中所陈述的意见。从血的现实中，章太炎终于认清袁世凯绝非实现“完全共和”的支柱或助力，而正是腐败与****势力的总代表，是民国与共和异常凶恶而危险的敌人。正在这时，为筹办东北实业银行而同法商进行的借款谈判，因梁士诒的阻挠而宣告破裂，章太炎即以此为由，于6月18日致电袁世凯及******，辞去东三省筹边使职务。电文说：“从政以来，除奸无效，从昏不能。宋教仁无故被戕，大借款损失过巨，炳麟岂不知其奸宄？但以司法不可妄参，国命不可自蹙，故隐忍不言耳。迩者实业银行借款已有成言，而梁士诒怵法商以日、俄之衅，从中破坏。忌疾如此，更何一事可成？即日辞差，冀遂初志。恳乞将东三省筹边使开去。死生之分，一听尊裁。”这可视做同袁世凯政治上断绝联系的一份宣言书。
章太炎终于从袁世凯及其党羽所散布的政治迷雾中走了出来。
“时危挺剑入长安”
实践已经使章太炎受到很深教育，使他看到了：袁世凯并没有一个斤斗从北洋大臣翻成革命者；一大批旧保皇党人、旧立宪党人以及旧官僚并没有真正改弦易辙，皈依民国共和；腐败****这一“国病”非但没有被根除，反而在许多方面更形猖獗，严重地侵害着民国共和新生的机体。他从来没有像这时那样强烈而迫切地感觉到推进和完成“政治革命”的必要。然而，究竟怎样才能实现“政治革命”，他并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当时，许多人都以为，只要袁世凯下台，其他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章太炎和这些人相类似，他说：“素志所在，惟欲取贪人墨吏而诛之，筑为京观，以示惩戒。”他以为，只要惩治了那些“贪人墨吏”，就可以给腐败****势力足够的打击，为实现“政治革命”的目标扫清道路。“贪人墨吏”的惩治，又该指望于什么力量呢？说到底，他还是指望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形势与政治压力，将黎元洪扶上正式总统的宝座，取袁世凯而代之，其后，便凭借行政与立法、司法手段，来惩处这些腐败****势力的代表者。对袁世凯的幻想是破灭了，但是，所谓“政治革命”的玄想却仍然在章太炎的脑海中往来游荡。这是因为他对中国腐败****势力如此盘根错节而难于清除终究缺乏足够的认识；他始终不了解袁世凯也好，所有的旧保皇党人、旧立宪党人和所有的旧军阀、旧官僚也好，究竟根植于什么土壤之中，因之，对于应当经过什么样的殊死血战，究竟怎样从根本上铲除这一土壤，他的估计都非常不足。
章太炎在“二次革命”中的言与行，非常清楚地表现了他的这种倾向。
就在章太炎辞去东三省筹边使职务前后，袁世凯已经做好了发动内战的全面部署，并挑衅地于6月9、14日和30日，分别罢免了国民党人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的江西、广东、安徽都督的职务。孙中山等人已无可退却，被迫应战。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兴师讨袁，开始了所谓“二次革命”。章太炎支持兴师讨袁，然而，他的落脚点仍然是支持黎元洪出任正式大总统，以及所谓大诛贪人墨吏。为此，他专门致电黎元洪，痛斥“数月以来，朝政愈紊，惟闻贿赂公行，收买国会，扣外债以肥己，割漠北以媚俄，四凶未除，党恶丛附”，据此，他劝告黎氏：“今则恶贯既盈，众怒难犯，亟宜厉兵北向，请诛罪人，以为南方指导，然后可为国家谋利泽耳。”他并以为，只有黎氏，方足以“统摄群材，荡洗毒螯，远免分崩之祸，近戢骄肆之兵”。在为讨袁而发布的宣言中，他一面继续集矢于“四凶”之类，一面极力为黎元洪回护。在历数袁氏政府罪恶时，他说：“统一政府成立以来，政以贿成，为全国所指目。而厉行暗杀，贼害勋良，借外力以制同胞，远贤智而近谗佞，肆无忌惮，不恤人言，推原祸本，实梁士诒、陈宦、段芝贵、赵秉钧四凶为首，而王赓、陈汉第、陆建章辈亦党恶之最著者。”据此，他断言袁政府“必若怙恶不悛，任用狼虎，则义师所指，固当无坚不摧”。相形之下，对黎元洪，他则异常宽宏。黎元洪也诛杀了不少革命者，他解释为“诛罚过严，此为保安地方，而非阿附政府，封疆之任，职守宜然”，为此，他反复要求讨袁者千万不可“迁怒鄂中，危及奥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认为：“今日之事，政府贿赂公行，割弃领土，实属罪大恶极，而讨袁者亦非其人。”他固然痛感“项城不去，中国必亡”，但又认为，孙中山、黄兴等人也不是总统的合适人选，所以，他主张推出黎元洪，“黄陂之廉让，可望责任内阁”，借助责任内阁，即可使宋教仁昔日的目标得以实现。
讨袁战争转瞬之间便以失败而告终。7月29日黄兴在南京乘上日轮，经上海、香港前往日本；8月2日孙中山也乘轮离沪，经福州、基隆去日本；许多革命者同他们一起，重新开始了流亡生活。而章太炎，这时则决定顶着袁氏凶焰再次入都。他解释自己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说：“余念袁氏网罗周布，无所逃死，中国已光复，而犹亡命，所不为也。会共和党人急电促余入都，称国民、共和二党惩于旧衅，欲复合。余念京师、上海皆不能避袁氏凶焰，八月，冒危入京师。”清朝已经推翻，民国已经建立，作为一位革命元勋，竟不能在国内立足，不得不再次流亡海外，他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因此，不愿出走。然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他对于依靠共和党与国民党的联合行动，利用国会制定宪法及选举总统的机会推倒袁世凯统治，仍然存在着侥幸心理与一线希望。
共和党，是原统一党的一批“少壮派”与原民社的一些成员，因不满进步党变成袁世凯的御用工具，而重新组织的。章太炎称之为“组织新共和党”。他们“坚决主张与国民党提携，共同监督袁世凯，不赞成合并为进步党”，对此，章太炎给予热情肯定与支持，说：“共和党与国民党提携，此为政党成立以来第一快事。”共和党组成后，一再要求章太炎入京主持党务。至8月初，章氏眼见“南军既无能为”，而袁世凯“无所顾忌，其势必张”，“政局将有剧变”，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气概表示：“党务既有可为，应挽此危局！”尽管新婚不久，许多友人又都非常恳切而真诚地劝诫他不要去冒这个险，可是，他已下了决心，也已做了可能要为此丧生的思想准备。他在给弟子的信中说：“顷已买航直赴京津。要与诸志士同处患难，为中夏留一线光明。项城甚欲购拿革命旧人，电已通布，吾辈亦不畏也。”他在《时危》一诗中写道：“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谁道江南徐骑省？不容卧榻有人鼾。”徐骑省，即南唐右散骑常侍徐铉。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出兵征伐南唐时，他受命前往劝阻，赵匡胤对他说：“江南亦无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耶？”章太炎借用这一典故，说明企图效法徐铉，劝说袁世凯对革命派采取宽容、让步的态度，这完全是与虎谋皮；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流血五步之内”的决死精神，像先秦魏国唐雎挺剑同秦王抗争那样去同袁世凯争斗！
8月11日，章太炎抵达北京，住进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袁世凯闻讯，立即“属人致意，欲一相见”，章太炎“以目疾辞之”。袁世凯及其党羽见诱惑与笼络无效，便一面派出四名巡警，以“保护”为名，对章氏出入行动日夜严密监视；一面开动宣传机器，授意御用党的报纸对章氏百端污蔑。《民立报》当时便揭露说：“昨某某数报载章屡次托人向袁疏通无效，现匿居共和党本部不复出，非极熟人不见，窘迫可怜云云。又捏载章致袁书，谓并未与叛徒往来。该报等之意，盖欲形容章之进退失据，以毁其名。”章太炎对于这些污蔑和诬陷，一概嗤之以鼻，鄙弃地评判说：“报章电信混淆失真，京师尤甚。咫尺之间，市虎群起。今日报纸，皆天师符也。”他并表示：“吾虽微末，以一身撄暴人之刃，使天下皆晓然彼之凶戾，亦何惜此孱形为！”
来京本想集合共和党与国民党的力量，利用国会，就制宪与总统选举两大题目，同袁世凯作背水一战。到京一看实际状况，他就明白这想象中的背水一战无实现的指望了。共和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完全不是如他原来所估计的那样坚强有力。他评论共和党：“势虽扩张，楚材尚劲，吴、蜀诸贤，则不免失于仁柔。徒谓形式宪法可以制佞人之死命，亦大迂矣。”评论国民党：“其间不无奇材烈士，而不能率循常轨，处患难则有旋转乾坤之能，遇安乐则有同流合污之病。”“雪霜不下则草木不坚”，国民党由于这一状况，便必定“非穷无立锥，终无大用”。事实是即在这两个党中，也有相当一批成员是在革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蜂涌进来的投机分子，他们对于个人的名位利禄比之政治信念要更为关切，面对着袁世凯的威胁与利诱，他们很快就转向观望、动摇和屈服。正因为如此，章太炎发现，他来到北京后，竟是“诲之谆谆，听者藐藐”，“虽焦音瘏口，犹不足以救乱扶衰也”。国会的实际状况，使他懂得了：“若为久远计，凡一政党，非有实业为中坚，即有侠士为后应，无此即不足以自树。非实业则费用不给，而政府得以利用之矣；非侠士则气势不壮，而政府得以威喝之矣。国民党有其一，无其二，共和党则逾不逮，后忧正不知何底也！”这时，袁世凯下令逮捕了八名国民党议员，加紧对持有异议的国民党与共和党议员进行威胁。章太炎对形势急转直下焦虑万分：“北方政党情形，气已萧索，国会徒存形式，莫能自立。盖迫于军警之威，救死不暇，何论国事？前所逮捕议员，近闻已枪毙五人。神龙作醢，灵龟刳肠，吁，实吾生所未见也！不佞留滞燕都，心如鼎沸。”于此，他也更明白了：“选举、宪法诸大端，无非在军人掌握中耳。” 事实很快就进一步证实了他的观察：10月6日，袁世凯派便衣军警数千人包围国会，强迫议员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更明目张胆地下令解散了国民党，取消全部国民党人的议员资格。严酷的现实终于毫不留情地将章太炎“政治革命”的整个玄想砸得粉碎。
在袁世凯所派巡警、宪兵的严密监视下，章太炎闭居一室，只身孤影，燃着愤火，却“一切政论无由发舒”，“胸中愤懑，终不能自胜也。愤慨既极，惟吟诗以自遣”。他用诗写下了自己这段时间的感受，抒发了他悲愤之极的感情。
农历八月十五日夜，他“坐视明月，忧中从来。少顷月蚀，遂复辍观”，辗转反侧，写下了《八月十五夜咏怀》一诗。其中写道：
灼灼此明月，皎皎当危楼。
念我平生亲，忽如参与留。
与子本同袍，含辛结绸缪。
飞丸善自弹，迩室寻戈矛。
蒿邪识麻直，弦急知韦柔。
去矣拔山力，青骓羁长鞦。
丈夫贵久要，焉念睚眦仇？
知旧半零落，忍此同倾辀！
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他是多么深切地怀念同盟会时代共同斗争的那些战友啊！现在，回想起那些无谓的抵牾与冲突，他觉得追悔莫及。可惜的是，眼下虽然真正体会到了那些战友的正直与可贵，大家却各奔东西，有的甚至已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不能联合在一起共同进行这场更为艰巨的斗争了。他为此而分外痛心。
袁世凯为了全面加强政治控制，在京师宣布实行戒严令。“城南南下洼地方百亩，素棺栉比，殆有万数，见者寒心，此皆戒严之效果也。”章太炎为此写了《怀旧》一诗，对已经去世的陶成章、宋教仁等等一一凭吊。诗中写道：“会稽昔虎啸，被遏穷边戍。江介乍扬旍，一麾无羯竖。桃源希世英，白晰通筹箸，风云有玄感，人伦知景附。双神骏，孑孑羊肠路。……夕阳忽西陨，家贫无尺布。”为此，他是多么悲切凄怆。诗的最后写道：“百年尽大齐，何不归采莫？不见南下洼，白骨相牚柱！”对袁世凯血腥屠杀的罪行进行了直接揭露与声讨。
10月10日，袁世凯在太和殿举行典礼，宣誓就任大总统。而黎元洪这时则依附于袁世凯，任副总统。章太炎心潮起伏，愤不能平，写了《长歌》，对袁、黎进行了辛辣的讽刺：“麒麟不可羁，解豸不可縻。沐猴而冠带，鸡犬升天啼。黄公秉赤刀，终疗猛虎饥。玄武尚刳肠，筹策故难齐。牺牛遭鼷鼠，不如退服。武昌一男子，老化为人妻。万物相回薄，安可以理稽。”“沐猴而冠”，直指袁世凯；“武昌男子”，则喻黎元洪。“麒麟”用以自喻，“黄公”则指黄兴。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在章太炎眼中，只不过是一场沐猴冠带的闹剧。黎元洪失身事袁，则使章太炎分外难受。对黄兴的失败，这里则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与谅解，反映了他对黄兴的言行终于有了比较正确的理解。12月9日，黎元洪离开武昌来京，被袁世凯安置于瀛台，也失去行动的自由。为此，章太炎曾改唐诗加以讥刺。诗中写道：“袁四犹疑畏简书，芝泉（段祺瑞）长为护储胥。徒令上将挥神腿，终见降龙走火车。……云移鹭尾开军帽，日绕猴头识圣颜。一卧瀛台经岁暮，几回请客劝西餐？”先前，他对黎元洪曾经抱过那么大的期望，黎元洪的行为却如此不争气，章太炎当然就格外伤心。他的“政治革命”的玄想这时在黎元洪身上也撞得粉碎了。
